第二章

    和谐拆迁、阳光拆迁，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搬迁条例讨论稿中提出了将政府摆
上拆迁的主导地位。许多血的教训可以说明，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血拆、野蛮
事件发生，才能更有利于保护拆迁户利益。但通过我们的走访调查，政府无论为之
付出多少，但如果没有将拆迁中政府、拆迁人、开发商三方行为以法的形式规范的
《拆迁法》出台，好事便难以办好。即使能办好，政府仍如戴着镣铐的舞者。

    “我的北街我的家”

    这里是湖南省一个县城的贫困区。

    这里居住着1000多个城市边沿人。

    或者说，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留下的最后贫民。

    70年代末，北街还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名曰安然湖。在缺吃少穿的年代，
勤劳的城郊村村民将地势较高的湖田开垦后种一季稻，低湖田任其生长野蒿苞等水
生植物。由于它处于城乡接合部位，这块湿地的宁静很快被喧嚣的都市声所打破。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块地被慢慢蚕食，进城的农民工晚上无处可住，就在安然湖
边搭棚歇夜，后来棚改房，搭建出许多小三间居所。没有一条下水道，没有一条水
泥路，没有一座公共厕所。这大概就是北街最初的雏形。

    北街是容城最杂最乱的棚户区，居民大部分是原城郊村村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
也有一部分是下岗工人。由于企业改制，破产和倒闭，失业后的他们大多靠做小商
小贩和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可好景不长，由于过度的筑基淤填，私搭乱建，安然
湖区域的水系遭到破坏。只要下一场暴雨，大部分居民便出不得家门。2008年洪水
泛滥成灾，北街成了“水乡泽国”。以后每年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就出现淤积，
居民进出严重受影响。这个区域的海拔属整个县城最低处，一下雨，全城周边雨水
全部都要集中到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的生活环境最差，由于地处城中心，对城市整体的发展负面影响也最
大。几届领导多次研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在会上提出提案和议案。因为水
患，这里的居民也多次上访告状，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对这个区域进行改造。拦截县
委书记、县长的事时有发生。但法子想尽了，因为没有资金，北街一直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水患问题。2008年，县政府顺应民意，决定启动北街旧城改造工程。这个工
程启动之后，与此配套，政府将拿出4000多万元资金来完善这里的民生项目。

    但就是这样的拆迁，却经过了足足两年之久。到现在，还剩有五户没有签约。
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容城，和中国任何一个普通县城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
年中，既享受了发展进步带来的方方面面成果，也滞留了改革阵痛中无以消解的种
种顽疾。观其历时两年的拆迁过程，其房屋征收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人事关系之复杂，
规范征收的难度之大，历史遗留问题之集中，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在这两年
多时间里，政府在中央大力提倡和谐阳光拆迁、一些省市却频频出现野蛮血腥拆迁
的大背景下，一切为拆迁户着想，没有政策，就“摸石头过河”，采取政府主导，
部门负责人包干上门宣传政策、化解矛盾、扶贫帮困等人性化的手段，派干部和每
一个拆迁户协谈。至今为止，虽然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在这次拆迁过程中，全
县上下为此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了预期的计划，仅就干部上门做工作，
没有一户上门少过百次。不仅如此，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已经不堪重负：“十
年内，这里将不会再有人提拆迁二字。”

    “修成最美的一条街与我无关，补多少钱我才关心。”“我这一辈子没沾过政
府什么光，让我遇到拆迁是运气好。这样发财的机会来了，我不多要点钱，以后还
有什么机会要？”“千年等一回！遇上拆迁等于中了头彩，我要用它享用一世！”
“你说我要钱不要脸也没关系，有的人为了钱还去杀人，我不要脸又算得了什么？”
从这些拆迁户的心态，可想而知工作的难度。政府要求讲公平、讲良心，干部上拆
迁户的门怎样进门，怎样说话，遇到尴尬局面怎么办？成了每一个上门做工作的干
部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去想的最头痛的事。

    首先是找人难。

    六月的田野，头上烈日炙烤，地面焦干滚烫。胡立军不停地抹着脸上的汗水，
一步不落地跟着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密不透风的棉田里来回穿梭，他想通过帮助老
人打农药，做通思想工作。可老人丝毫不为所动。一桶农药打完了，全身衣服汗得
透湿，拧得出水来，老人背着药桶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撂下一句话：“我的房子不
拆！”

    刘河建老两口已经80多岁了，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后，怎么也
不愿意搬迁。

    经过多方打听，毛云海得知老人有个儿子刘立新在株洲铁路部门工作。毛云海
一行人来到株洲，却联系不到刘立新，电话号码拨了上百次，仍然是用户已关机的
提示音。接下来的几天，毛云海搭乘出租车、摩托车到和株洲铁路系统相关的单位
去打听。第三天，刘立新的手机终于开机了，刘立新说他在株洲机务段工作，关机
的原因是全国铁路系统安保工作会议在株洲召开，会议还有4 天才能结束：“你们
还是先回去吧！”刘立新在电话里说。“你安心开会，我们不急，等你散会后我们
再联系。”

    一句话好说，可等人的日子简直像坐牢。

    人找不到没办法，可找到人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女干部刘晓华记得，每次到王岳家里去时，王岳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一个身患
癌症的70多岁老婆婆。她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到过王家了。每次进门，看到老婆
婆，刘晓华都发自内心亲热地喊一声“伯母”，口气比喊自己的娘还要亲热。看到
王婆婆在种菜，她就帮着种菜；看见老婆婆烤火炉坏了，就赶紧拿到外面去修；没
有什么事情做，就陪着老人聊天。有一次她见婆婆的面部有些浮肿，就关切地问起
了老人的病情。谁知王婆婆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你们天天来吵着闹着要拆我的房
子，我哪里会气出肝癌？政府害了我呢，你们再说拆迁的事，我一条老命搭给你们
算了，反正我迟早也是一死！”为了拆迁，刘晓华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她自己家里
有好多亲戚都不认得，但王家的三姑六姨她都认得，她觉得自己对父母亲都没这么
尽心孝顺过。此前说到房屋拆迁的事，王岳说找他的老母亲。刘晓华问婆婆，婆婆
又说是儿子当家。再问，“看在你嘴巴甜的份上，补偿80万元！”王婆婆的要求和
房屋评估价格相距太大，只能找王岳协谈。可等回王岳后，王岳和刘晓华见面的第
一句话就很直白：“我赶上了拆迁是中了头彩，必须享用一世！房屋不补80万元也
可以，就地置换两个门面和一套住房，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好谈的！”

    在这个区域，家庭夫妻关系不稳定的多，身体有大疾病的多，下岗工人的子女
多。许多拆迁户认为，钱又不是政府的，是开发商的，多要一笔是一笔。穷怕了、
苦怕了的北街人将拆迁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何西元，癌症病人，再婚家
庭，两口子无工作，家庭负担重。为了争高价补偿，她多次跑到指挥部去打滚哭闹
：“你们不补我25万块钱，我就不签约，你们要强拆，我就拿命拼，虾子死了会变
红，不相信你们不怕。我反正是个癌症病人，我不怕死，拿自己不值钱的命为儿子
换几个钱也划算。”有位老人有两个女儿，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一个女儿长期吸毒，
家里债台高筑。老人几次寻死，但想到自己两个不争气的女儿没人照看，又不忍死。
看到有干部走上门来协谈房屋拆迁，她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两套房子，一个
女儿一套，外加20万块钱！我不要政府养老，我要政府养我的两个女儿的老！”无
论怎样做工作，不达到他们的要求便免谈。再谈，便大肆哭闹，便寻死觅活。

    反应最激烈的一个群体是这个区域的下岗工人。听说房子要拆迁，粮食系统50
多个下岗工人正好找到了积怨的爆发口。动员会开不成，上门做工作做不通，水泼
不进，他们激烈对抗拆迁，拆迁成了引爆改制遗留问题的导火索。面对分户上门做
工作的一个个领导，他们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你们端了我的饭碗，现在又要拆
我的窝，你们还让人活不活？”“你们胆敢拆我的屋，我就敢让你的脑袋搬家。”
1988年，这个县粮食系统只有1000多人，到1998年就猛增到2000多人。粮食系统工
作轻闲，仅收一季粮食，福利待遇又高。当初许多人恨不得削尖了脑袋往粮食系统
钻，有办法的便费尽心机将子女全部调到粮食系统。可好景不长，国家启动粮食系
统改革后，一家一家的粮食人紧接着下岗。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下岗工人有的便拿
了刀子追着领导赶：“我们没饭吃了，你为什么还在上班？”有的背着行李就堵在
了领导的房门口：“都是一个系统的，我们下了岗，你为什么还不下岗？就凭你是
干部？要活都得活，要死一起死！”最初几年，粮食局想尽了办法解决遗留问题，
但仍然上访不断。300 多个日夜的煎熬，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阻止拆迁绝不可能，
便转向要求政府解决自己合理与不合理的遗留问题和种种困难。

    拆迁成了老百姓所有利益诉求的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往里装。事实证明，由政
府主导拆迁的新搬迁条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野蛮血拆，但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政
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栋房子，而是这栋房子自身所承载不了的各种诉求，是社会暂
时还无法消除的贫富矛盾，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城市贫民的所有积怨。换
言之，面对的是一颗颗需要抚慰的心，是一个个家庭需要解决的求学、工作、医疗、
养老的生存之需。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违规操作，因拆迁而引起的小老百姓
与大政府的对峙便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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