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95年4 月，舅舅第六次进北京。
他明显衰老了，进家一会儿，就歪躺在床上。
我守在舅舅身边，劝他长留北京，或是购置一套房子，娶个老伴；或是搬进我
和泰来的家，安度晚年。
“我何尝不想有个家，”舅舅坐起身，叹口气，“小冬啊，我也本是有过家眷
的人！”
我不相信。与舅舅办公证时，我无数次阅读过他的户籍，那上面明明填写的是
“未婚”。他是在何时、何地有过家眷，能在何时、何地有过家眷呢？
舅舅赶紧说：“小冬，你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这件事在我心里存了太久，我
本来想烂在肚里了。”
我不吭声，舅舅这人独处惯了，心里搁得住事，他不想告诉人的，你再问也没
用。
我把茶杯捧给舅舅，他开始述说了。一段陈年往事，随着茶水飘出的雾气，徐
徐铺展开来。
读者朋友，我想您听完，可能会和我一样感慨，舅舅的这段经历，简直就像个
民间故事。
江西妹俚这件事，发生在舅舅被抓壮丁后不久，1948年冬季。
舅舅换上军装，随部队往南开，一天一天地行军，走到江西收了脚。舅舅当然
不知道蒋介石登临台湾之前背水一战的攻略，还奇怪队伍怎么会在江西安营扎寨，
让他们过上了农家生活。
舅舅出身农民，进小村如鱼得水，每日抡镐挥锹、担水劈柴，毫不惜力。身边
几个没出过村的河南小伙都听舅舅的话，指望舅舅能带他们回家。
那是个偶然，排长发现了舅舅的鼓动能量，命他做了班长。于是，就在江西一
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舅舅成为村民们热议的细官。
紧跟着，美事从天降。
房东大妈对舅舅说：班长呀，你多大？舅舅正要担水，停下脚步说：周岁18咧，
大妈。房东拉住舅舅的扁担，扯他进场屋，郑重地说：我看你是个下力气做活的人，
我家妹俚20岁，许给你愿意不？舅舅憋红了脸，抓住扁担要走。房东说：上面长官
管不到你的，不说谁晓得，往后她就是你的人，随你到哪里去。
妹俚在里屋嗡嗡地织布，麻麻利利，织出的布泻到了地上。妹俚一定是听见了，
织布机突然没了声响。
妹俚结结实实，人好手巧，咋能让她失望呢？
舅舅的血一热，忘记了我姥姥。他吐出了一个字：中。
就这样，没有法律文书认定，只有月亮作证的是，我们这一代有了个舅妈。咱
们假定舅妈叫崔氏，在村庄由班长说了算的小天下，舅舅不请示，不汇报，与崔氏
过上了新婚日子，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兵，也忘记了带弟兄们回家的承诺。
天暖了。舅舅赶着拉犁的牯牛下田，崔氏在田埂上跟着走。舅舅说：恁和我，
就是牛郎织女。崔氏崇拜地望着舅舅：你晓得的蛮多嘞。舅舅大笑：我娘会讲好多
故事，会唱好多戏文哩！
村庄里有条沿河的沟，长了满满一沟绿野菜，舅舅查岗回来，就与崔氏一起给
猪挖野菜。崔氏说，卖了猪，有了盘缠，我跟你回家看娘。舅舅就拉住她的手，指
着延伸进荒野的黄褐色土路说，就从这儿往北走，恁记住，是河南。
崔氏是个贤惠女人，没出过村庄，踏踏实实持家，一心一意跟定了自己的男人。
每当黄昏时分，舅舅就帮她挑好水，烧上几把柴，不等饭熟，就去兵营吃饭了。崔
氏不知道，就是那座简陋的茅草房，成为舅舅生平唯一的小家；她给予的温暖，也
是舅舅这一生中难得的情爱。
可惜，日子仅仅过了两个月，猪儿长得正壮实，队伍就开拔了。
舅舅记起了自己是一个兵。他对泪水涟涟的崔氏说：我要是回来，一准接你，
咱们去找我娘，往后和娘过日子；要是两年没音讯，你就改嫁。
崔氏顺着长满野菜的绿沟跑，踩塌了一沟野菜；之后又跳上延伸进荒野的黄褐
色土路，如果队伍往北开，她就跟着走。可队伍朝南开了，崔氏一屁股坐在路边大
哭起来。
从此，这个队伍再没有给过舅舅一方像江西村庄那样的自由天地，他也就永远
失去了逃离队伍的可能。
从此，那一沟绿野菜，那沿沟奔跑的自己的女人，幻化成了硕大的影像，在舅
舅脑海中闪回了一辈子。
舅舅喝着茶，不再说话。
我脑海里一直晃动着那个沿沟追跑的年轻女子形象。有谁知道，这女子是多么
悲哀、多么绝望？她等待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算起来，现在舅舅65岁，崔氏应
该是67岁，正常的话她当健在。我就对舅舅说：有没有地址？我陪您去江西走一趟！
舅舅染过的头发有序地分在两边，微微晃动：十多年前，我就给这个小村写过
信，人家没有回音，怕是改嫁了，咱对不起人，不能再打扰了。
我知道，蒋介石政权逃台初期，为反攻大陆，下达了禁婚令，禁止所有赴台军
人结婚；违者，军法处置。
就这样，无数赴台军人沸腾的情爱、宝贵的青春年华，都被葬送进冷冰冰的反
人性的禁婚令里。数万老兵被抓时孑然一身，返乡时依旧孤影相伴。我的叔叔，一
位卓尔不群的国军文员，在禁婚令废止后，只好与一位自己不喜欢的女子结婚，抑
郁追随了他终生。
我想探究到舅舅的心底，就问：“舅啊，您在台湾过了大半辈子，就没遇见一
个可心女子？”
舅舅的话又让我吃惊了，他说：“怎么没有，我还有儿子呢。”
唉唉唉，你这个舅舅啊，到底藏掖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事！
“都是陈谷子烂芝麻了，”舅舅说，“哪里想瞒你！”
我续了水，茶水飘出的雾气重新弥漫开来。往事一定触动了舅舅的伤处，他用
大手捧着茶杯，讲得很慢，语调里掺着凄凉。
读者朋友，下面的事情，就像经过典型化了的悲剧作品情节。
台北之恋舅舅是个不畏惧军法军规的人，当他意识到已经没有可能再与崔氏团
聚时，正好遇到一位姑娘。
姑娘是居住在眷村的大陆女子。舅舅没有说她的姓名，我们姑且称她为郑小姐。
郑小姐是护士，干干净净，犹如天使一般圣洁。他们可能在谁家初遇，也可能被谁
介绍相识，这些都不知道。知道的是他们经历了花前月下的盟誓，度过了海边肌肤
相亲的夜晚，他们焕发出了年轻人轰轰烈烈的激情，决心永生永世不分离。
如果就这样悄悄幽会，如果就这样组织一个地下家庭，他们说不定能够坚守到
废止禁婚令的一天，那时将这份纯洁的爱情告白于天下，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
的伉俪。
可是，有一天事情急剧地朝反方向逆转。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原约定晚上七点见面，这时舅舅接到了公务，
原本应该辞掉约会，可他辞掉了公务。他站立在街头的屋檐下等候。
七点，八点，九点……舅舅的脚麻木了，腿麻木了。军人不喜欢坐，他是个固
执的人，郑小姐不来，他就会永远站下去。
第二天凌晨三点，郑小姐到了。
舅舅等待她开腔，或是解释，或是抱歉，不管说什么，舅舅都希望郑小姐说点
什么。可是，没有，郑小姐什么都没说。
军人胸腔里的怨火倏地蹿出来，他伸出大大的巴掌■过去。
郑小姐的眼泪涌出来，她猛转身，怀着愤怒疾步去了。
没有人举报舅舅。所有战友都想修复这场历时不足一年的恋情。人们说解铃还
得系铃人，唯有舅舅道歉才能挽回爱情，人们说舅舅脾气太大应该好好改一改，可
舅舅说她小郑心里有我自然回来，没我不回来也不可惜！
不知道郑小姐心里有没有舅舅，也不知道那晚她迟到的原因，反正，郑小姐没
有回来。
几个月后，舅舅的战友老张带来的消息令所有人大吃一惊：郑小姐生下了舅舅
的儿子。
舅舅捶胸顿足，才知道郑小姐那晚迟到的原因可能与怀孕相关。
可是，心寒彻骨的郑小姐没有留给舅舅认错机会，舅舅的战友老张说，郑小姐
患了精神病，住进医院，只能将儿子送还给舅舅。
不管舅舅多么渴望以自己的儿子为中原父母续上香火，不管舅舅多么憎恶束缚
人性的军法，他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为军规，他无法收留儿子；为儿子，他不能让
孩子蒙羞成长。唯一的办法，是将儿子暂时留在有妻有女的战友老张家里。
就这样，儿子随了张姓，为不忘家乡，起名张中原。
张中原一天一天长大，他知道洪洲叔叔与父亲紧密无间，知道洪洲叔叔总是给
他钱花，不知道洪洲叔叔每月向父亲提供着他的全部生活开销，也不知道他的生母
长年住在医院里。
张中原长成了壮小伙。老张无数次说：洪洲，把实情告诉孩子吧。可舅舅说：
老张，再等等吧，你付出的心血太多，那样对你不公平啊！
张中原到了娶妻的年龄，舅舅花钱操办了婚事；张中原到了生子的年龄，生了
两个女儿——张台凤、张台凰，舅舅倾其所有。应该说，除了没有名分，舅舅也算
儿孙满堂了。
张中原每日骑着摩托车去公司上班，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舅舅看着高兴。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没有大惊大喜，也没有大悲大怨，平安是福，舅舅
这样说。
可是，有一天，不平安了。
报信人说，32岁的张中原在台北出了车祸，当街身亡。
梦想，又一次被轰毁。
舅舅觉得天塌下来了，他闭住眼睛，泪水横流，恨不得死在当街上的，是自己。
孙女台凤台凰的母亲，就是舅舅的亲儿媳，决定改嫁，偕二女嫁到了另一座城
市。自此，舅舅已经没有太多理由去看望自己的骨血。他偶尔带上一笔钱看望孙女，
倒使儿媳妇吃惊。就这样，舅舅越来越少走动，更无法亲口言说事情真相。到老张
去世后，已经无人为整个事情正名。
他只剩下了自己。
幼年失去父母，中年失去妻子，晚年失去儿子。
人生的几股飓风刮过去了，风过无痕。
公安局的罚款其实，我们说服舅舅居京的工作已经进行好几年了，舅舅就是担
心时局有变，不敢住在北京。却不过我们的盛情，这次进京，他一口就答应了。
到京两天后，舅舅感到体力恢复了些，爸爸陪着他去派出所报户口。
舅舅的腰板又挺起来了，用木梳将头发有序地分在两边，不知道他是不是想以
那种训练有素的老兵形象进出共产党的派出所，反正他的神态很好。
我们完全没想到，一个意外的变故中止了本可能实现的计划。
户籍科的年轻民警看看机票说，先生，您超过了24小时，按规定得去局里报户
口。
年迈的爸爸陪着有病的舅舅叫了出租车，去局里报户口。没有人告诉他们详细
地址，两位老人找啊找，找了两个小时。路上，舅舅就感到心绞痛，含了硝酸甘油。
公安局户籍科的民警很和气，但也很坚决：按规定，罚款500 元人民币。
舅舅的脾气上来了：我要不报户口呢？
民警依然和气而坚决：您自己负责后果。
罚款交了，临时户口报上了，而舅舅也躺在床上了。
晚上，他单方面推翻了集体确认的家庭结论，一句话甩出来：“我是外乡人，
决不把家安在北京！”
这句话算是板上钉钉，到死他都没有更改。
我说：“舅舅，派出所罚款，事出有因，我有责任，应当在24小时之内去派出
所说明，但这是个偶然，它与您定居北京没有必然关系。”
这话讲出来，我都觉得太原则，硬邦邦的，好像是在念文件。舅舅一摆手，根
本不想听。
我换个角度说服他：“您是大陆人，叶落归根总要回乡啊。”
舅舅纠正我：“大陆、台湾都是中国，台湾也是我的家。”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舅舅的观点，他反对台独。
我挨着舅舅坐下来，轻声问：“您真的不想回大陆吗？”
舅舅好久才说：“哪里是我不回……”
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紧闭的眼窝中流淌下来了，他的声音充满了委屈：“是人
家不要我啊。”
最后的舅舅1997年1 月，舅舅大病初愈，第七次来北京。
我从舅舅脸上读出了岁月的沧桑，他的背微驼，已经不再拥有军人挺拔的形体。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永远有一股坚韧的精神。
果然，舅舅说：明年咱俩去贵州，看望你二姥姥。
我说：您还想为我姥爷迁墓啊？
舅舅用手撑着沙发扶手，慢慢坐下来：看天意吧。
我一口答应去贵州。当时我没有料到，老天可能不会恩赐给我们这个机会。
舅舅摆手时，我见他的手指空空的，就问：舅，您的戒指咋没了？
舅舅手上的戒指老是被人要走。我曾经为他购买过一块上好的玉，舅舅回台北
到金店打了一个金配玉的大戒指，戴了两年就没了。
舅舅说：让台湾工厂里的小女工抓跑了。
我埋怨他：戒指很大呢，小女工要你就给？
舅舅一笑：钱是身外物呀。
我说：舅，您下次来，我送您一块缅甸A 翠，咱打一个更大的戒指，您不能再
送人。
舅舅笑得很开心：一言为定。
我与舅舅早已经像父女一样生活，每次他进京，我都会给他准备一笔零用钱。
舅舅每次委托我兑换的美元，我都坚持在他离境前塞回他的皮箱。
舅舅临走前委托我给他买些礼物，说是所在工厂里有位常姓女工，在他住院期
间受老板委托负责护理，不怕脏累，极其友好，要买高级狐皮送给常小姐，还要买
一件上好的皮夹克送给常小姐的先生，常家先生开计程车，用得上。我都照办，到
王府井建华皮货店买了上等皮货。
那时，我还没有注意这位常姓女工，不知道她已经介入了舅舅的生活。
我和哥哥商量，既然无法劝说舅舅居京，就动员他在北京找一位太太，随他去
台湾，帮他料理生活。舅舅考虑了两个月，直到离京才点头同意。
我与哥哥在婚介所为舅舅填表寻偶，大概想去台湾的人不少，没几个月，女方
填写的约见单就累积了厚厚一摞。我们锁定了一位50岁的护士长，我用挂号信，将
护士长的照片及详细资料寄给了舅舅。
一封，两封，没有回信，还是没有回信。
我耐不住，就给舅舅打电话。
电话是个年轻女人接的，我吓了一跳，赶紧说：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对方很警惕：你是谁？
我说：我是北京，请让我舅舅听电话。
对方说：他不在。
我说：请你转告我舅舅……
女人已经挂断了电话。
我暗自思忖：她是谁呢？常小姐吗？可口音是北方人啊。
晚上，舅舅回电话了。
我问：舅舅，您收到我的信没有？
舅舅很惊讶：没有啊！
我说：是挂号信呀。
舅舅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说过，他有个单独信箱，那信箱里存着他的希望，他每
天都要开锁看信。说完，他还乐呵呵地添了一句：谁写信多，我回来有奖励呀。那
时，我们都笑起来了。
电话那头，舅舅没吭声。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怕舅舅为难，我岔开话题：舅啊，我当教授了，批文下
来啦。
这个原来带给过我们无比快乐的话题，此刻如同直落进棉花垛里，没有激起任
何回响。
舅啊，你有事要告诉我？我问。
舅舅果然说了：今天接你电话的人叫樊月，山东人，她嫁给了我的战友，战友
上个月死了，她没地方住，坚持要住在我这里，我怎么撵她她都不走，我又不能推
搡拉拽，只好自己搬到外面住。你给我打电话时我就在别人家。
又停了停，舅舅说：樊月不走，一定要嫁给我，她从家里追到家外，见人就说
我收了她，很烦人。她比你都小，我怎么能娶她？她成天叨叨的，我不同意不成。
我的心倏地沉下，沉到了没有回声的深渊。
我只好问：樊月品行怎么样？
舅舅：她对我倒是蛮好的，给我换着花样做饭，把屋子收拾得亮堂堂的，咳，
你不知道我这个屋原来有多乱！她还说要给我养老送终，不嫁我不离开台湾……
我的舅舅啊，您那种贯彻终生的成熟的清醒，到哪里去了？
我握着话筒，说着自知软弱无力的话：您可要考虑好呀，舅！
舅舅倒是胸有成竹：你放心好了，按婚姻政策，我得回大陆登记。那时先到北
京，让你妈和你看看，你们批准了再结婚，行不？
说到最后，他竟然笑起来。我能想象他眯缝着笑眼的样子。
舅舅的心灵是不设防的心灵，他的善良永远如一泓清泉，明澈澈的。
遗留的事情当舅舅从感情上已经接受樊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涉进了一条不
归的河，他决没有机会再从河的另一头返回。可是我无法终止他的行为。
舅舅不再给我们写信，甚至不再打电话。
1998年末，舅舅患直肠癌，做了切除手术。他不会再来北京，我原希望能够跟
他在北京长谈的梦想算是破灭了。
我不知道舅舅怎么会得了那种积劳积怨方易形成的气滞肠寒无法善终的绝症。
他知足常乐、豁达开朗、淡然处世、与人无争，老天怎么会把这场灭顶之灾抛给他
呢？
1999年春节，我拨通了舅舅的电话。
舅舅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很感动，他说，正在作化疗，情况不是很好；他已经把
遗产分配好了，让我转告母亲，也要我放心。我知道，他是暗示我，给我母亲与我
都留够了钱。
我的眼泪流下来，这时候怎么能谈遗产呢？
舅舅说：我知道你想来照顾我，按规定，除了你母亲，你们谁也不能来台湾，
可是你母亲年近八旬，难以承受舟车之劳了。
我想，当时樊月一定不在舅舅身边，因为舅舅为了让我高兴，还唱起了《卷席
筒》。在北京家里时，他一高兴，就把录像带推进录像机里，用河南话说上一声：
看看《卷席筒》！
舅舅放下电话的时候，心情一定是沉重的，因为第二天，远在澳洲的大姐就给
我打来了电话。舅舅要大姐转告我，他已经与樊月结婚，因无法向我启齿，没敢在
电话里告诉我。
后来，从台湾人嘴里，从大姐到台湾户证所查阅的户籍资料里，我知道了事情
的大致面貌：樊月，山东某市郊区女工，相貌姣好，在大陆死了丈夫后，嫁给台湾
老兵；老兵死后，她在限期离台的最后日子里，一举迁进舅舅住处，展开女人的全
面攻势，要求嫁给舅舅；当舅舅处于癌症化疗阶段时，她不顾医生再三阻拦，坚持
偕舅舅从台湾飞到香港，后经罗湖口岸到广州，再去往山东。1999年1 月15日，在
北方严寒彻骨的季节里，在她老家与舅舅完成婚姻登记手续，并举办婚礼，大碗喝
酒吃肉，之后才放舅舅独自返回台湾。按照台湾规定，新婚妻子要在大陆等待，直
到批准方可入台。
就是那次的寒冷与酒宴，整个摧毁了舅舅正在恢复的身体机能，全面激活了经
过化疗本已得到抑制的癌细胞。那一次山东之行，樊月稳稳地把持局面，不准舅舅
赴京，不准通知北京任何亲人，不准北京亲人参加婚礼，甚至不准舅舅触摸电话机。
舅舅到底是舅舅，他固守了自己行为的最后防线。他坚持将自己终生所有钱款，
分成几个存折，除樊月外，留给我母亲的存款是100 万台币，并将分配结果告知常
小姐和几个战友。这就是舅舅最后告诉我的都“分配好了”。当然，善良的舅舅不
会想到，他留给我们的存款，一旦通过樊月之手，就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里。樊月凭
借着信誓旦旦的转交保证，到底将几个存折都拢在了自己手里。
最善良者也许是最不幸者。不设防的舅舅，良心安歇了，他没有想到欺骗，特
别是来自枕边女人的欺骗。
1999年5 月1 日，我给舅舅住宅打电话，没人接听。
我顿感不祥，急拨给舅舅工厂的常小姐。常大叫：你舅舅过世了，4 月30日！
我心一沉，紧问：舅舅过世时你在身边吗？常答：没有，他过世后我只看望了一次，
医院就不许我去了！停了停，她补充道：洪洲先生给你母亲留了100 万！
我放下电话，放声大哭！
哭后，我不能相信，要自己证实。现在我的电话本上一片红色笔迹，就是那时
抓起一支正在阅卷打分的红笔书写的。
我打给台湾荣民总医院：我是北京，请转接太平间！
我对太平间说：我是北京，请查一下是否有位叫洪洲的先生死于4 月30日？
那边有了回复：是的，一位叫洪洲的先生死于4 月30日早晨。
我的眼泪再度涌流。
我又给泌尿科打电话：我是北京，请查一下，洪洲先生是不是死于直肠癌？
回复：不，不是。
我再给心血管科打电话：我是北京，请查一下，洪洲先生是不是死于心梗？
回复：请找病房。
我再查询，打给病房：我是北京，我是病人家属。请找合作病房主任，我想查
询A191房23床病人洪洲死亡原因。
回复：病人死于心力衰竭与直肠癌并发症。
据知，舅舅临终前痛苦万分，他始终记得樊月要对他养老送终的承诺，因此他
的叨念一遍比一遍凄凉：樊月怎么还不来？
据负责老兵事宜的台湾退伍会皇辅导员介绍，舅舅最后的路程经过应该是：1999
年1 月20日，舅舅自山东独自返回台湾。
1999年4 月15日，舅舅因直肠癌复发，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此时直肠癌已达
四期，医生只好切除部分直肠，做了人工肛门，外接粪袋。
1999年4 月30日凌晨，舅舅心力衰竭，肌体全面崩溃。临终前他不再讲任何话。
1999年4 月30日，台湾退伍会迅速封闭舅舅的新庄住宅，查看票据，发现舅舅
存折里仅剩有两万元台币。所有大额存款，于1999年1 月初樊月返山东前悉数取出。
退伍会还惊讶地发现，新庄住宅已经过户给上面提到的女工常小姐！
皇辅导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们为房产事研究过，如果新庄住宅是最近过户的，
我们会保护洪洲先生的利益，以洪洲病重神志不清为由，退伍会向有关方面申请过
户无效，可是一查底档，发现新庄住宅已经在两年前就过户给常小姐了！
明白了。樊月在两年前，她上一位丈夫还在世时，就为征服舅舅作努力了，这
一点在她后来与我通电话时得到了证明。据知，常小姐在发现樊月的攻势后，捷足
先登，竟然软磨硬泡地以极少的台币购得了新庄住宅的产权，不过允许舅舅长期居
住在这套新宅。我与皇辅导员同样不理解，舅舅为什么能够突破自我保护的底线，
将正居住着的房产转让给常小姐呢？常小姐怎样说动了舅舅？与舅舅有着怎样的约
定？这个谜底，在活着的人中，恐怕只有常小姐自己清楚。
退伍会放弃了对新庄住宅产权的查证，立即赶赴银行验看账目，发现舅舅账目
上，除了上面说到的两万元台币外，还有利息10万元台币未及动用。哦，舅舅到底
为自己留存了一笔可能被樊月忽略的利息款！
皇辅导员说：“正是洪洲先生这两笔钱加上当月退休金，退伍会才能给他办一
个比较体面的葬礼。”
1999年5 月5 日，身着一袭黑色衣裤的樊月抵达台湾。
1999年5 月12日，樊月以遗孀名义参加了我舅舅的追思会。面对来自台湾四面
八方的老兵，披着黑纱的樊月不停跪拜，不停鞠躬，也不停地收取着礼金。她漂亮
的脸上流着汗，神色倦怠，人们都说她可怜。追思会很隆重，几十位战友前来告别，
花篮花环连成一片。我姑姑姑父代表我们全家参加追思会，也送给了樊月一笔不薄
的礼金。
舅舅被安葬于台北县荣民墓地，樊月没有接受骨灰，委托退伍会代为保管。
1999年5 月末，我们接到台湾海军总部人事署信函，告知我母亲可以赴台领取
舅舅的余额退伍金。
余额退伍金是台湾军方给予老兵大陆亲属的一笔补偿。按照舅舅情况，我母亲
与樊月都可以领到补偿，但台湾海军总部人事署不面向所有领取人，要求一位亲属
作代表领取，也就是说，没有我母亲的签字，当时身居台湾的樊月是拿不到补偿款
的。
1999年5 月末，我接到樊月第一次电话，樊月用山东话说：俺和你舅舅前两年
就认识了，常上他家耍。没想到他撇下俺走了，他的大戒指没了，随身一个钱也没
有了。
我等待她说出意图。
樊月说：没人理我，整个葬礼是俺借钱操持的，现在俺得还钱。
我说：樊月啊，退伍会已经向我报告了办理葬礼的资金情况……
樊月打断我：整个葬礼是俺借钱操持的，现在要还钱，你们快来人领取余额退
伍金还钱！
她语调中的那种居高临下，只有亲耳听到才能相信。我想起，这个年轻的山东
女人，是法律上认可的我的舅母。
1999年6 月初，我接到樊月第二次电话。
樊月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你们如果不要你舅舅的余额退伍金，就写一张证明。
俺还清丧葬费以后，剩下的都给你们。
我说：樊月，我怎么与你联系？
樊月说：你写了证明寄到新庄，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们没有给樊月写这份证明。我衰老的母亲推开台湾海军总部人事署寄来的表
格，哭得双肩耸动。她用40年时间苦苦寻找的弟弟，相依为命的弟弟，如今再度丢
失，永远丢失了！
就在那天，120 急救车赶到我家，给心脏供血不足的母亲输液。从那以后，我
们再也没有向母亲提到过余额退伍金，也没有提到过樊月。依母亲的性格，不会去
领取自己弟弟那份以青春与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一堆钱币。
至于樊月，她以结婚三个月的名分，占领了舅舅大半生的血汗成果。根据她向
舅舅发动的攻势推论，这个漂亮女人应该走向下一个目标。
这种推测，在2005年得到了证明。我大姐以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借赴台湾访问
机会，阅读了樊月的户籍资料。彼时的洪洲太太，已经成了刘富贵太太。户籍原文
是：
户长：刘富贵，出生日期：民国15年（作者按：即1926年）06月27日，出生地
：山东省，配偶：樊月。民国92年（按：即2003年）04月05日，刘富贵与大陆地区
人氏樊月（1955年09月04日出生）结婚，民国92年10月05日申登（户籍）。
民国92年，就是大陆人民抗击“非典”疫情的2003年。那一年，樊月以自己顽
强的意志，不惧非议，第三次在台湾老兵世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刘富贵比舅舅的
命大，扛住了大碗喝酒吃肉的婚礼酒宴考验，以及独自返回台湾的旅程颠簸。
退伍会的皇辅导员证明说，刘富贵也是大陆老兵，终生未娶，比洪洲年长4 岁，
比樊月大29岁。
我们可以对比刘富贵先生与舅舅的户籍。舅舅的户籍誊本是这样记录的：
户长：洪洲，出生日期：民国19年（作者按：即1930年）07月05日，出生地：
河南省，配偶：樊月。民国88年（按：即1999年）1 月13日，洪洲与大陆地区人氏
樊月（1955年09月04日出生）结婚，民国88年3 月15日申登（户籍）。民国88年
（按：即1999年）4 月30日死亡。
樊月再嫁，于她是好事，于我们是不是也好呢？至少，她失去了洪洲遗孀的名
分，不能占有舅舅的骨灰了。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了接舅舅回家的机会。
现实的残酷是我们不能预知的。2007年1 月，我随大陆文化团体出访台湾，在
台湾方面极为严厉的管制下，我不能离团，怅然而返。
比怅然而返更糟糕的是，要接舅舅的骨灰回家，我难以出具台湾方面要求的文
件资料。
台湾方面说，您应当提供您母亲与洪洲先生的关系材料，也就是说，要出具由
台湾海基会核准的姐弟关系公证书。这就是说，要像我1993年与舅舅办理收养公证
那样，先办大陆公证，之后由台湾海基会核准大陆公证书，这好像没有什么难处。
可北京市公证处说：您办理姐弟关系公证书，要提供您母亲的单位证明，其二人共
同父母的资料，如果其双亲已经过世，要提供死亡证明书。
天哪，提供母亲的单位证明、我姥姥的过世证明都还能办到，可我上哪里去寻
找姥爷的死亡证明书呢？
我姥爷，那个从贫困中崛起，走入城镇经营馒头铺发家的农民，没有人知道为
什么，他会带着同是河南籍的二姥姥与儿子远赴贵州，在那里平淡度日，终了此生。
我姥爷虽然不爱说话，可性格却不随和，他1960年到北京治病时住在我母亲家，那
时他居然还保持民国服饰，特立独行地身着长袍，不合时宜地蓄着两撇小胡子。这
个依靠自己能力筹备过很多粮食的人，没想到自己会死于饥饿。那是1962年，姥爷
从北京返回贵州，不久就碰上大灾，他饥饿难耐，好心人从饿死的病牛身上割了一
块肉送上门来，姥爷饥不择食，吃饱了，入睡了，第二天早上就没了脉息，那年他
68岁。姥爷没进医院，自然没有死亡证明书。这之后，二姥姥在孤寂中度过了43年，
于2005年谢世。三年后，他们的儿子因癌症离世。
我该找谁开证明呢？
好在贵州文化界朋友帮我们联系到了地方派出所，派出所倒是存有姥爷一家人
的资料，可惜没有1962年的记录。“那些年的档案都丢了。”他们的回答如此简明，
没有道歉，没有负责任的意思，更没有弥补损失的措施。
所有的路都堵住了。我不甘心，问北京市公证处的民事组长：“死亡证明真的
那么重要吗？这个生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老人，还可能活着吗！”精明干练
的女组长说：“是啊是啊，按说出生在清朝的人，现在是应当不在世了，可是我们
不能违背条文规定，没材料就给您办理公证书啊。”她很理智地提示我：台湾也是
中国，老人葬在台湾也一样嘛。
2006年，我们为姥爷姥姥和舅舅在北京建了墓，这是一块很大的多穴墓地。我
们希望，舅舅永远结束颠沛流离的日子，不再遭遇童年的绑架、青年的抓壮丁、壮
年的妻离子散，不再受到贪财人的算计，不再孤独厮守。他的生命将得以轮回，就
像小时候那样，又安睡在我姥爷姥姥身边。
现在，我的首饰盒里躺着一块碧绿鲜亮的缅甸A 翠，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把舅
舅的骨灰迎回来，那时，我就可以把这块绿翠送给舅舅了。
舅舅，中国的一位普通人，没有人知道他出生于何省何县，没有人知道他生身
父母的姓名籍贯；他在河南人看来是台湾人，他在台湾人看来是大陆人；他在北京
警方被认为是台湾同胞，他在河南众亲友以及台湾柳太太、常小姐眼里是拥有财富
的单身男人；他在妻子樊月眼里是个能够带来户籍与金钱的台湾丈夫。
这关乎一个哲学命题——他是谁？从哪里来？
舅舅以长达68年的时间，不懈地寻找自己的家。这是灵魂对自己生命源头的膜
拜，是生命对精神初始地的回归。不论这一辈子有无荣华富贵，有无官位俸禄，有
无困顿屈辱，甚至有无肉体的生命形态，都不打紧，那种膜拜与回归正是中国化的
人生归宿，它将无可阻挡地奔向安身立命之所，就仿佛是在完成前生的约定。
可是，当那终生约定不复存在的时刻，当那遥远的家园轰然坍塌的时刻，舅舅
应该对谁膜拜？朝哪里回归？
现在，围绕舅舅涌动过的一层涟漪已经复归平静。可是，还有多少像舅舅一样
归心似箭的台湾老兵找不到回家的路？还有多少像樊月那样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以
结婚名义堵截老兵返乡的人？还有怎样厚重的国民劣根元素，那些与他沾亲或不沾
亲的乡友故人，打压着与舅舅一样的老兵？
历史的书记官，从不记录小人物徒劳的牺牲。可是，我的舅，大天底下有着与
我舅相同命运的、或生或死的舅舅们啊，你们是否打算宽恕这个民族对你们牺牲的
遗忘？
哦，宽恕会留下无奈和辛酸；可不宽恕，你们、我们、大家，这个民族，还应
该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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