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 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 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 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 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 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 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纪录:人数逾140 万,也是继2009年 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 扩大至87.5:1 ,竞争最激烈的前6 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 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 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 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 增至19.2% ,想进外企的则由 50.2% 降为42.4%. 2011年,5 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 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 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 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 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 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 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 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 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 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 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 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 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六十万,比2004年翻了近5 倍。当年,全国有近500 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十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 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 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 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 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的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 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 ,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 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 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 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 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 全奖offer ;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 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 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 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 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