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生态是指文学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生存、发展、传播、演替
的关系。文学是有生命的“人学”,本该处于良性的生态系统中,但也免不了存在
生态失衡的危机。
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学自身的生态及其变化又如何?
需要作一番简单的历史回顾。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大陆文学的主导力量是
性质系“社会主义”的、内容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手法系“革命现实
主义”、形式系“民族化、大众化”的人民文学,在生产与传播方式上,则通过严
格的“计划经济”之途径作用并影响社会生活。总的方针政策,是强调“为政治服
务”,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当说,这些理念与创作的实践,体现了传
统的社会教化和现实的主流倡导的特征,体现了新生的政权为建设新型的文学生态
的奋取,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有异于以往的文学新质,也是对“五四”以降新文学史
的一次重要改写。
不过,以历史的、美学的和文化生态的视点去看,开国17年的文学生态,与总
体上神州大地处处“满负豪情”的同时,文学观念与实践却因思维的偏向、艺术的
偏废以及具体实施的偏离,而存在简单、幼稚、过于激进的缺失,且随着政治调门
的升级而路子越走越窄。“百花齐放”实际上发展为只推崇豪言壮语式的红云朵朵,
鲜见满山遍野的绿叶草花:“百家争鸣”实际上也形成了“两家争鸣”,非A 即B ,
非红即黑,非姓“社”即姓“资”。及至文革时期,文学艺术界被黑旗黑手插入,
“否定一切”的大批判运动和“舆论一律”的样板化写作,对于政治斗争进行了几
近癫狂的“配合”,文学生态呈现了大不幸的残酷图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文学
艺术家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所在的单位堪称名师荟萃之地,文革中专家被批斗
时,何其芳被戴上皇帝的冕旒,平顶冠挂流苏,手拿的纸旗上写着“走资派”;吴
世昌被挂上“假洋鬼子”的牌子;俞平伯被戴上伞形清官帽,上书“封建余孽”。
说来也搞笑:俞平伯先生被游街后示众,革命小将责问他写过什么毒草?俞老结结
巴巴答曰“写过《红楼梦研究》”。小将们一声惊讶:“啊,原来《红楼梦》是你
写的。”俞老木讷地道:“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小将们岂能饶恕,大声训斥
:“翻脸不认账!”上去就抡一巴掌。名师们不久都一一被送到外省异乡种菜、喂
猪去了。文学生态之恶劣可见一斑。
所幸终于等来了1976年胜利的10月。自此以后的20年,中国大陆的文学得以中
兴。文学同样步入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从属于政治”易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
服务”,口号的变更标志着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睛雨表——工农兵文学形态”的
文学规范受到质疑而削弱,标志着用某种单一的概念绝对地支配一切的文学格局之
事实上的不可能,也标志着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文心、更多样的思维方式
和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近20多年来文学生态的巨变,正是以“由一到多”为出
发点的。
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社会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在思
维的拓展中调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念去观察
和处理复杂的文学现象,一幅真实的当今中国文学生态图,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幅图的总体结构可作如下的表述——从构成上看,呈示的是多元化。这当然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一元或多元,而是指由多种元素、多种维度所构成的文学空间。
大致上可以称作“文学的四维空间”,即由精英文学、官厅文学、通俗文学与大众
文学既进行着空间切割,拥有着不同读众,又互补互证着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从形态上看,创作的“主义”与“面貌”呈示的是多样化。若是以聚集的视点,
那么,可以说初步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
的“四路纵队”,各路人马中都涌现了一批走向成熟的“武林高手”。
从资源上看,趋于从日常生活,从城市、乡镇、山林、江湖汲取创作资源,从
而呈示的是民间化。唱得最美丽动听的不一定来自政治中心,那遥远的边陲山野都
会有让你感奋的声音。荷马史诗不过二、三万行,中国50万行的《格萨尔》正在进
一步整理、修葺。出版发行上的“二渠道”,底层写作的兴起,各种文化公司、文
学工作室在策划上凸现的朝气与锐气,有力地推动着文学更贴近生活,贴近民瘼。
从层次上看,有形而上的追寻与形而下的探索,更在中间层不断开辟“旷野地
带”,从而呈示了多极化。自然,文学毕竟要维护自身的精神生态,在此“多极”
中,“形而上”的“英雄路”但愿不是满目悲凉,而以激情和理想的燃烧继续为伴
:“形而中”的“旷野地带”应是阳光层面,在牛奶、面包、手机、电脑中仍然要
让人看到诗意的葱茏;至于“形而下”者,健康的消遣、休闲、娱乐性文字可以让
人过一过自由言说的泼水节,但另一类俗而粗的“内分泌写作”,则破坏着文学的
内在生态,等而下之更不可取也。
从文学链看,从创作到传媒到阅读到接受,呈示的是循环化。每一个环节既可
以是生态链的主项也可以是子项,环环相关,互动、互补、互涉。例如在研究“创
作”作为“核心项”时,“传播”、“阅读”、“接受”又如何作为“生态项”而
支持与辅助了“创作”的成功。大凡优秀的作家作品,都在这一循环的文学生态系
统中显示出“调兵遣将”的智慧与才能。
上述的生态图景,是在文学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外部环境、外力作用下文学
内部辩证运动的结果,是从外部到内部物物相需又物物相联的必然态势。我们可以
注意到,当文学生态一旦出现失控、失衡、失调的时代,艺术上的问题便会一一暴
露出来。例如某些创作中琐碎、杂乱、破裂、平涂、拼贴以及想像力的匮缺和元叙
事的失语等等,都源于忽略了部分与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关系而造就新的整体的
美学生态。还有那些文理不通、能指游戏和“洋泾浜”,则损害了独具魅力的中华
语言生态。对于某些逆施的文学行为,对于正常秩序的被打乱,怎么办?那就是恢
复平静,重建动态平衡,“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让一切更科学更辩证地顺其自
然。
在观察当代文学生态时,我们自然不能不特别注目世俗化的文学潮流。世俗化
无法真正激发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自然、生命、存在的敏识,作品铺天盖地,
精品寥若晨星,许多写手来去匆匆自生自灭。然而,毕竟仍有一批“傻子”守望在
精神生态的高地,写出了《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檀香刑》等思想精
进和艺术上达的作品。作家们在世俗化潮流中有困惑,也有微笑。有困惑,才懂得
从保护精神生态的高度继续思索的必要;有微笑,但也从中看到挽回文学的“自性”
有多么重要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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