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1年12月8 日凌晨,在南海万顷碧波中沉睡的香港被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惊醒, 紧接着凄厉的空袭警报、激烈的枪炮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全岛。 “该不会是军事演习吧,昨天晚上新闻还广播日本特使来栖在华盛顿与美国国 务卿进行‘和平’谈判的实况呢!”住在九龙启德机场附近的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 敏打着呵欠,从窗口伸出睡眼惺忪的脑袋,当他看到天空中贴着大红“膏药”的日 军战机穿梭飞行,俯冲轰炸的景象时,不禁惊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是日军 战机!” 这天凌晨4 时45分,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正式向英美宣战——太平 洋战争爆发了。为配合袭击珍珠港,日军同时出兵中途岛、新加坡、马尼拉、香港 等美英军事基地。 司徒慧敏是1937年9 月和电影界的朋友蔡楚生、谭有六等从上海来香港的。抗 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俨然是一片“世外桃源”,这里没有警 报,没有轰炸,国内大批难民蜂拥而至,大批军火和物资在这里转运,香港成了远 东最繁忙、最重要的港口,人口也从抗战前的100 万激增至160 万。1941年春, “皖南事变”后,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遭受国民党顽固派 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纷纷从上海、武汉、广州、桂林、 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流亡孤岛香港。一时间,香港人才济济,报刊、社团蔚为大观, 进步、团结、抗战的主题,使枯燥消沉的香港文化界显出少有的蓬勃生机。香港仿 佛真的就是一块筑有“战争防火墙”的“和平绿洲”。 日军在启德机场投下的炸弹,打碎了脆弱的和平。仅数分钟,驻港英军仅有的 三架鱼雷轰炸机、两架水陆两用机被炸毁,驻防在南海的英军旗舰“威尔斯王子”、 “击退”号舰艇也被炸沉。与此同时,集结在深圳河沿岸一带的日军第三十八师团 精锐1.5 万人,立即兵分两路,沿青山公路和广九铁路南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 同一日,美、英及重庆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战端一开,香港城区血肉横飞,尸 横枕藉,160 万香港市民身陷日军铁蹄屠刀之下。 香港乃弹丸之地,无险可守,日军取之简直如探囊取物。12日,便占领九龙半 岛;18日,日军强攻香港;25日,15万驻港英军(包括印军、加拿大兵团)防线崩 溃,港督杨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 风云突变,人人相顾失色。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再次落难,而且 这次落难要比在大陆还要惨,在大陆还有路可逃,在这里,简直是瓮中捉鳖,无路 可走。 报纸暂时休刊,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紧急疏散各自隐匿起来。 战前,日伪在香港就有潜伏情报人员,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行踪已被他们 察觉。为了将这批中国第一流的抗日志士一网打尽,日军占领香港后,以强化治安 为名,封锁海面,在交通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夜晚实行宵禁,贴出 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 杀勿论”,并在全市分区、分段、挨门逐户大肆搜捕。 日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事务所”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 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日本文化特务久田幸助在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 蔡楚生、司徒慧敏、田汉、郭沫若五人到半岛酒店(香港沦陷初期日军司令部所在 地)“会晤”,郭沫若、田汉当时并不在香港,可见日本的情报并不准确,但日军 显然已伸出黑手,企图诱捕。 必须趁日军立足未稳,撤离香港。可这些抗日爱国名士大都不是广东人,不会 讲白话,到香港时间短,社会关系单一,加之又是社会名人,很容易暴露身份,他 们只好暂时躲在寓所内或不停更换住处,要逃离虎口,却是难上加难,形势千钧一 发,万分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