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1年12月8 日凌晨，在南海万顷碧波中沉睡的香港被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惊醒，
紧接着凄厉的空袭警报、激烈的枪炮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全岛。

    “该不会是军事演习吧，昨天晚上新闻还广播日本特使来栖在华盛顿与美国国
务卿进行‘和平’谈判的实况呢！”住在九龙启德机场附近的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
敏打着呵欠，从窗口伸出睡眼惺忪的脑袋，当他看到天空中贴着大红“膏药”的日
军战机穿梭飞行，俯冲轰炸的景象时，不禁惊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是日军
战机！”

    这天凌晨4 时45分，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正式向英美宣战——太平
洋战争爆发了。为配合袭击珍珠港，日军同时出兵中途岛、新加坡、马尼拉、香港
等美英军事基地。

    司徒慧敏是1937年9 月和电影界的朋友蔡楚生、谭有六等从上海来香港的。抗
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俨然是一片“世外桃源”，这里没有警
报，没有轰炸，国内大批难民蜂拥而至，大批军火和物资在这里转运，香港成了远
东最繁忙、最重要的港口，人口也从抗战前的100 万激增至160 万。1941年春，
“皖南事变”后，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遭受国民党顽固派
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纷纷从上海、武汉、广州、桂林、
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流亡孤岛香港。一时间，香港人才济济，报刊、社团蔚为大观，
进步、团结、抗战的主题，使枯燥消沉的香港文化界显出少有的蓬勃生机。香港仿
佛真的就是一块筑有“战争防火墙”的“和平绿洲”。

    日军在启德机场投下的炸弹，打碎了脆弱的和平。仅数分钟，驻港英军仅有的
三架鱼雷轰炸机、两架水陆两用机被炸毁，驻防在南海的英军旗舰“威尔斯王子”、
“击退”号舰艇也被炸沉。与此同时，集结在深圳河沿岸一带的日军第三十八师团
精锐1.5 万人，立即兵分两路，沿青山公路和广九铁路南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

    同一日，美、英及重庆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战端一开，香港城区血肉横飞，尸
横枕藉，160 万香港市民身陷日军铁蹄屠刀之下。

    香港乃弹丸之地，无险可守，日军取之简直如探囊取物。12日，便占领九龙半
岛；18日，日军强攻香港；25日，15万驻港英军（包括印军、加拿大兵团）防线崩
溃，港督杨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

    风云突变，人人相顾失色。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再次落难，而且
这次落难要比在大陆还要惨，在大陆还有路可逃，在这里，简直是瓮中捉鳖，无路
可走。

    报纸暂时休刊，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紧急疏散各自隐匿起来。

    战前，日伪在香港就有潜伏情报人员，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行踪已被他们
察觉。为了将这批中国第一流的抗日志士一网打尽，日军占领香港后，以强化治安
为名，封锁海面，在交通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夜晚实行宵禁，贴出
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
杀勿论”，并在全市分区、分段、挨门逐户大肆搜捕。

    日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事务所”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
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日本文化特务久田幸助在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
蔡楚生、司徒慧敏、田汉、郭沫若五人到半岛酒店（香港沦陷初期日军司令部所在
地）“会晤”，郭沫若、田汉当时并不在香港，可见日本的情报并不准确，但日军
显然已伸出黑手，企图诱捕。

    必须趁日军立足未稳，撤离香港。可这些抗日爱国名士大都不是广东人，不会
讲白话，到香港时间短，社会关系单一，加之又是社会名人，很容易暴露身份，他
们只好暂时躲在寓所内或不停更换住处，要逃离虎口，却是难上加难，形势千钧一
发，万分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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