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月五日那天上午,民航总局局长沈图正在中南海勤政殿里向中共中央书记处 汇报中国民航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谈到反劫机工作时,说世界航空史上,自 1930年在秘鲁发生第一起空中劫持事件以后,劫机事件频频发生,在1960至1980年 间就发生了五百多起。而中国民航建立后,虽发现过几起预谋劫机案,但直至进入 八十年代还没有一名劫机者得逞,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世上的事往往是惊人的巧合。 就在沈图谈到中国的反劫机工作还刚刚起步,在人力、经费、技术设备等诸多 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着发生问题的隐患时,会议室里突然响起急促的 电话声:“民航局长,有特急电话。” 沈图接过话筒:“什么?再说一遍!”在场的人已从沈图突变的脸色上发现了 一种严重的事态。 “沈阳至上海的296 号航班被劫持!”在座的人几乎都惊呆了。 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进入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需要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 环境,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的几十年间,虽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在此之前的七年中,一连发生过六 起劫机未遂案。而进入1983年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三次,不过出于保密 的原因当时未公布于世而已。 劫机事件发生的消息立即上报国家最高领导层。当时的总书记接到电话报告, 在话筒里沉默许久。之后,他以严肃的口气,要求保持冷静,认真妥善处置,调查 清楚这个事件的原因,坚决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最高领导的语气,透露出对事 件高度的重视和内心的忧虑。 沈图立即离开中南海勤政殿,急匆匆赶回民航总局。 沈图赶回民航总局调度室,没有顾得上听取现场指挥员详细报告情况,便急切 地走向指挥台接过了指挥话筒。他心里明白,此时机组人员受到歹徒的严密监视和 威逼,无法将空中发生的一切向地面报告,但估计还能听得到地面的指挥。他不断 地向机组发出命令,要求全体人员沉着冷静地执行空中反劫持预案。同时命令沈阳 至上海航线附近的所有机场都迅速做好指挥引导客机降落以及反劫持各种应急准备。 然而,飞机上的严重情况已无法挽回。开始还能从无线电中隐约地听到机组人 员与歹徒周旋的声音,渐渐地已完全消失了。但是,他依然对着话筒不停地高喊: “296 号,296 号!你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旅客的安全!旅客第一,一定要确保旅 客的安全!” 飞机去向不明,旅客生死未卜! 这时,国家航空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公安部部 长赵苍璧,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都先后赶到民航总局调度室。整个指挥室里, 空气近乎凝固了。 下午一时,国家有关方面从外电获得了296 号客机在南朝鲜春川美国空军基地 直升机机场安全着陆的消息。中国政府立即将劫机事件通报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在接到中国政府的电 报后,立即致电南朝鲜当局的外交部和运输部长官司及民航局局长。电报说,他们 两人对中国民航的班机被非法劫持严重关切,相信南朝鲜将不遗余力安全放还旅客、 机组人员和飞机,并按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决议以及南朝鲜参加的关于制止非法劫 持航空器的1970年《海牙公约》,对劫机犯予以严惩。科泰特博士还通过中国驻国 际民航组织代表表态:他强烈谴责这次劫机者,对中国民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 还表示,如果需要,他愿意亲自陪同沈图局长到汉城去处理这次劫机事件。 民航总局立即由沈图局长亲自起草报告,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立即派沈图 同志前往南朝鲜直接进行交涉;第二,马上通过外交途径请日本和美国对南朝鲜当 局施加影响,让他们保证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绝对安全;第三,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 国的身份,要求这个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按照国际上的几大公约,也就是 《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处理这起劫机事件。 当天晚上七时,中央就批准了民航总局的建议。 因为当时中国和南朝鲜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通过何种渠道迅速要回人机是一 个迫切的问题。 最佳的办法无疑是与汉城方面直接谈判解决。 这是因为,尽管国际上有《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三 个公约的保证,发生劫机案后,任何国家都有责任交还人机,惩治犯罪,汉城也在 国际公约上签了字,但是汉城与台湾是难兄难弟,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一旦迫于台 湾的压力,直接与台湾交涉,将使问题复杂化。 可是,通过什么渠道与汉城方面联系,成了一大难题。 有人提出,通过美国或日本驻我大使馆与汉城联系。可是,如果这样,容易被 外界引申为官方的接触。因为当时我国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 府,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 如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与南朝鲜联系或者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出面促使归还人机, 又很难达到双方通过直接谈判、完整地将我方的意图表达出来、实现我方愿望的目 的。 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会议一直在开,方案一个一个地提出又一个一个地 被搁置,一时找不到到解开死结的良方,人人脸上布满阴云。 突然,外交部国际司有一位干部提出一个想法。他说:“我有汉城民航局局长 金彻容先生的一张名片,能否按上面的电报挂号发个电报试探一下?” 沈图局长一听,心头为之一亮,说:“是个办法,直接以我的名义向汉城发电 报。” 于是,电报立即发出: 金彻容先生: 中国民航班机今日中午被暴徒劫持降落在春川机场,我要求亲自去汉城同你会 晤,商讨善后处理,请予协助,候复。 中国民航局总局局长沈图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 到五月六日凌晨,劫机基本情况报告到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为我方与 汉城紧急交涉做了初步的情况准备。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这伙人是触犯我国刑法 本应受到惩处的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可以想象到劫机分子在汉城会编出一套所谓 投奔自由的谎言,但它掩盖不了畏罪潜逃的事实。他们劫持飞机外逃又触犯了国际 法。而且他们的作案地点发生在中国民航班机上,仍然属于我国管辖的范围之内, 我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汉城方面将劫机犯引渡给中国来依法惩办。 我方要求去汉城直接谈判的电报发出后,一方面加紧内部的调查,另一方面密 切注视着汉城的动向。 虽然离发出电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二十个小时还没有得到汉城方面的正面回 复,但以消息快速灵通而著称的美联社以及日本共同社不时传出关于劫机事件的新 闻报道。经综合分析,说明南朝鲜对我方电报及处理此次事件十分重视。有一条报 道称:“通过南朝鲜当局与劫机犯谈判,机组人员与旅客在飞机上停留了八个小时 以后,确于九时零五分全部下了飞机,三名日本旅客由日本驻汉城大使馆接去,中 国旅客正在春川市内观光旅馆和色六旅馆。”对此,从我驻日使馆与驻美使馆已得 到证实。 还有报道称,劫机者被押在秘密的地点,在中国旅客居住的旅馆外面有人看守, 任何人不得入内,台湾方面多次要求与劫机犯接触都未能如愿。这说明汉城方面还 没有与台湾接触的迹象。透过这种种迹象,我方似乎感觉到汉城已在作接待我方赴 汉城的准备,直接谈判有望。 到五月六日上午八时,我方又得到可靠消息,旅客和机组人员分乘四辆大客车, 已从春川市出发去汉城,两名伤员转送汉城三军总医院。六名劫机者也押去汉城。 这一行动进一步表明,南朝鲜方面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和方案已定。我方分析认为, 当天肯定有汉城方面的确切回电。 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马上召集会议对汉城方面的动态进行分析, 研究我方的对策,并令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尽早作去汉城的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五月六日中午十二点,会议结束后沈图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就接到汉城方面的回电。几乎同时,汉城的广播也接连播送金彻容先生欢迎中国民 航总局局长去汉城谈判的声明。 当日下午,国务院再次召开会议,谷牧副总理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 命民航总局局长去汉城全权处理“五·五”劫机案。飞机定于五月七日八时起飞。 同时用电报通知汉城方面。 飞机穿过渤海湾,抵达南朝鲜上空,汉城两架银灰色的战斗机迅即升空护航。 十二时三十分,飞机降落在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停放在特定的停机坪上。 飞机的舷梯刚刚放稳,两名南朝鲜军人便走进客舱,客气地说:“请局长先生 先下飞机,其他诸位请在机上稍候。” 沈图有似单刀赴会,只带一名翻译走下了飞机。飞机下虽然没有欢迎仪式之类, 但是却铺着红地毯——这该是欢迎友好国家贵宾的“待遇”。宽阔沉寂的机场似乎 一眼望不到尽头,除了远处有几个肃立的士兵外,见不到其余的行人,气氛有几许 的压抑和沉闷。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容和几个随员立即迎上前来。金先生伸出手, 面带微笑,握住沈图的手:“欢迎,欢迎!”其热情态度,是沈图没有想到的。 几句寒暄话后,沈图便在金先生的陪同下,走进了候机楼的贵宾室。 而接下来的事,是更让沈图没有想到的。 在贵宾室里,南朝鲜方面迎接沈图的,竟然是外交部副部长孔鲁明。“这是个 好兆头!”因为沈图知道,孔鲁明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孙,对孔子文化颇有研 究,曾出任南朝鲜驻苏联及日本大使,虽然南朝鲜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他对中 国一直十分友好。 尽管贵宾室很宽敞,但已被众多的新闻记者挤去一大半。摄影机的镜头和照相 机的“大炮筒”、录音机的话筒一字摆开,一派临战架势。 沈图刚刚与孔鲁明及南朝鲜方面的其他官员们寒暄几句,记者们便迫不及待地 发出了尖锐的提问:——“你们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第一次步入汉城有何顾虑?” “没有。我们不是已经走在汉城的地毯上了吗?” ——“劫机者说是起义,你是如何看待劫持飞机的?” “劫机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严重犯罪行为,他们是危害航空安全的武装暴徒!” ——“你是通过何种途径来汉城的?” “应金彻容先生的邀请。” ——“你对这次会谈的前景如何估计?” “我想是会得到多方的充分合作的。” …… 沈图半小时自如而不失原则的“舌战群儒”,使南朝鲜外交部副部长孔鲁明和 其他人士肃然起敬刮目相看。的确,这位来自大陆的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非同一般, 他经历过战火的磨炼,加上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民航生涯,铸就了他坚毅而敏捷的气 质。汉城方面不能不从中认识到,这样一位谈判对手是万万不可小觑的,谈判不会 是轻而易举的。与超规格接待被劫客机机组人员和旅客相呼应,汉城方面又超规格 地接待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官方代表团。简单而又精彩的“序曲”之后,全体代表团 人员被请进了贵宾室,气氛也变得融和了许多。稍息一会,中方客人则由孔鲁明先 生陪同驶向汉城市内。途中,警车开道,一路绿灯。那阵势,可算上浩浩荡荡八面 威风,对于接待一个来自敌对国家的代表团来说,应该是超乎世界外交史的非同寻 常之举了。南朝鲜方面将中方人员安排在汉城著名的新罗饭店下榻,而沈图住的房 间,则曾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地方。 孔鲁明副外长又亲自陪同代表团共进午餐。 从接待的规格上,我方已感觉到会谈的良好预兆。午饭后,全体人员情绪活跃 起来,思量着如何尽快进入实质性谈判,而沈图似乎更胸有成竹,显得十分冷静。 不一会,孔鲁明先生来了,提出双方拟议交换工作日程。沈图不急不慢地提出: “下午我方拟去看望一下机组人员和旅客。”其实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是— 种有意的试探。 孔鲁明先生迟疑了片刻,说:“还是先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谈后,再安排其他活 动为好。” 不出所料,汉城方面为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急于对外界造成一个及时对 话的气氛。尽管出自不同的动机,但他毕竟说出了我方要说的话。我方同意了孔先 生的提议。 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会谈室安排在新罗饭店宽敞明亮的红宝石会议厅。 下午四时整,中方代表走进了会议厅。沈图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在自己的席 位上马上坐下,笑着对孔鲁明先生说:“我们的握手不容易啊!”在场的记者们都 会心地笑了。 接下来,兴致颇好的孔鲁明引用了孔子的一句名言,来了个非常漂亮的“开场 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的旅客,你们的飞机,你们的机组, 我们都还给你们,没有问题!那架被劫持的飞机不是损坏了吗?我们还负责把飞机 修好,然后飞到汉城国际机场,我们另外派机组把飞机给你们送回去!” 沈图表示,衷心感谢孔先生对我们的旅客和机组成员以及工作组所做的妥善安 排。 首次会谈,只用二十分钟,就顺利地确定了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员和工作程序。 下午四时二十分,根据会谈的安排,中方人员在孔先生的陪同下前往南朝鲜三军总 医院探望了遭歹徒枪击的机组成员王培富和王永昌。随后又驱车前往汉城南郊的喜 来登饭店看望296 号客机的机组其他成员和全体旅客。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两天忧心忡忡的生活的旅客们见到祖国派来的亲人,那种激 动人心的场景自不必说。大家聚集在饭店的大厅里,沈图走上讲台激动地大声说: “同志们受惊了!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托来慰问你们,迎接你们!”顷刻间, 大厅里顿时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 当大厅里略为平静,沈图的话题突然一转:“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孔 鲁明先生讲话。”会场再一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一百多双眼睛一齐注视着这位孔 先生。 这个突如其来的难题,在孔先生的外交生涯中是罕见的,令他始料不及:它不 在谈判程序之例,却又在自然的情理之中。他没有思想准备,却又无法推托。也许 毕竟是久经沙场见多识广的老外交家,也许是被这种自然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他从 容而稍带激动地走上讲台,说:“女士们,先生们,希望诸位在这里生活得愉快, 我将欢送大家回到你们的祖国。”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掌声。 两个谈判对手,一个迎接,一个欢送,无疑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和气氛下定下了 谈判的基调,指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前景。 我方代表团进入汉城后,迎来了第一个晴朗的黎明。大家起得特别早,各自走 进花园式的庭院,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准备着新的一天在谈判桌上进行关键性的 探讨。 吃过早饭,我方人员认真细致地做好会谈前的准备,时针指到十点,双方代表 按昨日安排的程序准时坐到了谈判桌上。 可是,会谈的序幕一拉开,双方就在谈判性质问题上卡了壳。 我方首先声明,此次会谈的性质是处理单一特殊事件的业务性会谈,之所以强 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不承认南朝鲜为一个政府,坚持不与之发生任何政治性接触的 原则立场。南朝鲜方面则坚持认为这是一次政治性谈判,想以此给外界造成一个政 府间接触的印象。在这一点上,汉城方面的用意是明显的,他们对我方的接待从一 开始就以政府的面目出现,并授命外交部副部长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人们承认也 好,不承认也罢,它从事实上给会谈刷上一层政治色彩。而我方则坚持你政府出面 也罢,不出面也罢,我只谈单一的事件,认定是业务会谈。 争论进行了约二十分钟,双方各执一端,僵持不下,我方认识到继续这种无休 止争论将会使问题复杂化,于是突然掉转话题,提议把这个问题搁下,先谈劫机事 件本身。事实上,等于默认你作你的理解,我作我的理解,但是并不是谈判的核心 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外交上的辞令有时是奇怪的,虽然看似差距甚远, 而往往许多的外交难题和矛盾就在这种特殊的辞令中得以融通。 汉城方面理解我方的意图,欣然接受这个提议。当时,外电就曾对此作过评述 :其实双方都知道性质在谈判桌上是争不清的,只有让日后的事实说话,这种争议 无非是各自表明一种立场而已。北京方面灵活的妥协,不意味着失去什么,实质上 为以后谈判铺平了道路。 果然,汉城方面欣然接受了我方的这个提议。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评论家们的预言那样,会谈顺利进入到归还人机的实质性谈 判。 谈判桌上,我方详细地介绍了劫机的经过,以及证人证词,提议按国际反劫机 公约规定的准则处理此次事件。对方在谈判前也似乎认定这一原则。双方很快达成 协议,承认《海牙公约》中如下原则作为处理依据:“凡在飞行航空器内,任何人 威胁或使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航空器的人,或者是这些人的从犯, 即是犯有罪行。”根据这一原则,双方确认卓长仁等六犯在飞机内持枪击伤机组成 员,威逼驾驶员将飞往目的港上海的飞机改变航向,飞至南朝鲜,其行为是非法劫 持航空器的犯罪行为,这样,使台湾方面的叫嚣与卓长仁等自我标榜的“起义”之 说,从法理上彻底否定。 确定劫机性质后,我方提出按照联合国的《东京公约》处理人机问题。 《东京公约》有这样一条明确规定:如果发生劫机,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 应措施,恢复和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并应准许其旅客和机组成员尽速继续 其旅行,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无疑,我国是296 号飞机 的合法所有人,有理由要求汉城方面无条件送还中国;对此,对方表示承认这一原 则,同意我方的要求。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我方又提出,在归还人机过程中,任何 第三者都无权干预;汉城方面无异议。 至此,双方达成了归还人机的协议。第一轮谈判结束,历时一小时四十五分。 中午我方代表稍事休息,对上午会议情况进行了简要小结,大家预料到下午在 处理劫机犯上,谈判将是艰难的。 下午四时,第二轮会谈开始,我方代表便单刀直入,要汉城方面将全部劫机犯 交还中国政府依法惩办。 沈图揭示了卓长仁等六犯的犯罪行为。 他说:“卓长仁原是我某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长期往返广州、 沈阳等地倒卖汽车,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被我辽宁省政法机关列为经济犯罪的大 案要案之一,正准备依法逮捕法办。姜红军、安卫国原是我沈阳体育学院工作人员, 犯有流氓罪,曾被我公安机关拘留。吴云飞原是我广东省某农场工人,长期在外流 窜进行诈骗活动。王彦大原是我沈阳某社队企业的业务员,劫机前骗走工厂一大笔 现金。而那名女犯高东平则是卓长仁的情人。他们触犯了中国的刑法,应依法惩处。 这臭味相投的五男一女畏罪潜逃,而且开枪行凶劫持飞机又触犯了国际法。但他们 所犯的罪行发生在中国民航班机上,仍属中国管辖的范围,理应引渡给中国来惩办。” 汉城首席代表孔鲁明没有直接否定我方的提议,似乎很有诚意地表示:“我方 同意遵守1970年《海牙公约》的原则。”但到此话音一转又说,“《海牙公约》虽 然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把空中劫持罪视为一种可以引渡的罪行,但是公约也强调各缔 约国只有订有引渡条约时才可引渡。”对于劫机犯问题他始终坚持就地处理。 汉城方面引用国际公法只是要寻找一种推托的借口,而他可能还有更深层的背 景,他要顾及到台湾方面的压力,但这是不能捅破的一层纸。 我方代表出国前,曾对会谈前景作过三种评估:第一,要回人机。这估计容易 办到。第二,要回人机,将劫机犯引渡回国。这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我与汉城 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劫机犯打着“投奔自由”的幌子,这对美化资本主义 是一剂强心剂,他们不会轻易引渡给我方;另一方面,他们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 将人机交还大陆,而劫机者要求去台湾,他们很可能顺水推舟,不失老朋友的面子 也使台湾保持某种心理上的平衡。第三,要回人机,就地惩处劫机者。如果不能引 渡回国我方则应尽一切可能促使汉城方面承诺严惩劫机者,阻止当即送往台湾。 谈判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我方首席代表估计到第二个目标很难达到,只有 根据会谈情况争取第三个目标。于是,我方表示对汉城方面不予引渡极为不满,并 提议,要求汉城方面按《海牙公约》严惩劫机者。 该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承允对此种罪行给予严厉惩罚……如果不将罪 犯引渡,则应对罪犯进行起诉,并按本国法律作为一种严重性质的犯罪做出判决。” 汉城方面似乎洞察我方已从坚持引渡的提议中后退的意图,在谈判桌上,孔鲁 明先生坚持对劫机歹徒就地惩处。他说:“这一点完全符合双方的意图,可以在协 议上写明,双方同意在将被劫持飞机和旅客送回以后,劫机者就地惩处。” 这时我方在其中发现一个问题,汉城方面的提议,在如何惩处上的表达方式还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既避而不谈国际法有关条文,也避而不谈汉城方面自身制定 的有关严惩劫持航空器犯罪的法律条文。我方分析,汉城之所以希望使用“模糊概 念”可能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估计我方在引渡犯罪上已经作了退让,认为只要做 出承诺,让我在面子上能过得去则可达成协议;另一种可能是出于对我方决心的试 探,如果能在协议上使用“模糊概念”则为他们日后处理这个事件留有更多回旋的 余地,如果我方提出异议再另行考虑对策。 为此,沈图说:“孔先生同意就地惩处劫机者,这表示出贵方的诚意和合作, 但必须写明如何惩处。”停了一会,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即使是就地惩处劫机者也 必须严格按照汉城当局的《飞机航行安全法》第八条、第九条实行惩办,该法明文 规定:“对劫机者可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卓 长仁等六人在飞行途中开枪致伤人身,情节严重,理应从重惩处。 对方没有作正面的回答,提出休会十分钟。我方估计对方需要作最后的敲定, 表示同意。 当再次回到谈判桌上的时候,气氛变得更为和谐,对方一再保证,劫机者已关 押在案,一定按南朝鲜的法律起诉,依法惩处,并要求我方确切提供罪犯的名单、 资料,以及证人证言。 经过长时间的法理较量,我方估计在引渡问题上已再难突破,会谈的结局基本 已定。于是双方商定,各指定一人当夜起草谈判备忘录。 会谈结束前,我方代表最后还是发表一项声明,对汉城方面给予我机组和旅客 提供的方便与妥善接待表示感谢,但对不同意将劫机者引渡给我方依法惩办表示遗 憾,并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这时等待在门口的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拥进会议室, 我民航总局局长宣读一遍书面声明,便匆匆离去。 第二天,汉城多家新闻机构报道,人机送还中国,劫机者就地惩处,中国保留 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然而,谈判到此并未结束,在签署备忘录时又风波陡起。 双方代表带着几天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走出了会议厅,起草备忘录的工作并未 马上进行。汉城孔鲁明副部长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招待中国客人,也祝贺双方的会 谈成功。 宴会地点设在一个叫做“三清间”的高级宾馆,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一处处别 墅式的小平房分布在绿树丛中,路灯忽明忽暗,小道纵横交错,似有曲径通幽之感。 晚上八时,代表团在孔先生的陪同下,乘小车穿过蜿蜒山区的小道,进入一片 绿树丛中,在一处叫做“千秋堂”的别墅前停下。门口十几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弯腰 笑脸相迎,她们懂汉语,据说是专门从大学汉语系挑选来的。 晚宴按朝鲜的风俗进行,大家席地而坐。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孔先生不愧是孔 子七十二代子孙,对中国的历史颇有了解。谈到孔府孔庙等山东名胜古迹,表示出 深深的怀念之情。 饭后,孔鲁明又带头跳起了交谊舞,双方仿佛忘却了下午的唇枪舌剑。 的确,汉城方面对我方表现出的热情是超出意料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其中可 能包含某种政治因素,似在做拓宽外交途径的努力,不论这种努力的效果如何。 晚宴结束回到新罗饭店已经到了十一点多钟。中方代表卢瑞林和汉城代表金炳 连按下午会谈的安排开始起草备忘录。当起草工作进行到凌晨两点多钟时,各项条 款都达到了完全的共识。但一个共同的备忘录,到最后落笔时总得署上双方的名字。 在汉城方面看来,按国际关系的惯例以各自国家的称号签署文件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因此坚持用国号签署这个备忘录。而我方因为同南朝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则表示坚决不能同意签署南朝鲜的国号。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严重的争议, 僵持不下。 我方代表不得不连夜敲开了沈图下榻的房门报告情况。 回顾汉城方面几天来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劫机案争取政治主动上, 是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的。如果说在确定谈判性质问题上可以你作你的理解, 我作我的理解,那么谈判结束的最后签名落款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昨晚宴会上的 轻松气氛,此刻已荡然无存。 赴汉城以来虽然遇到不少难点,但经过谈判协商都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而这 个难题实在太难了,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要做到不使对方太失体面, 又要把事情处理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妥协方法。 可供选择的方式只有几种,一种是不写备忘录,达成口头承诺,这样做没有任 何约束力,遇到意想不到的干扰随时可以变卦,这不是我方的初衷。另一种是,以 交换信件的方式处理相关文件,虽然实质上也还是一种国家行为,容易被国际社会 不怀好意之人作节外生枝的文章,但总比双方公开以各自国家的名号直接签署备忘 录要好。再一种是以民间的方式签署文件,但最终也难以回避国号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沈图觉得有必要进行小范围的会谈,探求解决争议的可能途径。 于是通过我方代表转告对方代表,要求单独约见孔鲁明先生。 五月九日上午,沈图和孔鲁明先生带着各自的助手进入了新罗饭店一处僻静的 会议室。一开始,我方便坦率地提出,国号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根本原则, 如果考虑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可以不写共同备忘录,而用交换信件的办法来处 理文件,这同样不失为一次有诚意的会谈。 对方却认为,既然是谈判,还是应该搞一个共同的文件为好,他们可能出于这 样的考虑:共同文件有利于对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成功的印象,但对能否写好这个文 件也感到没有把握,于是提议休会研究。 下午四时复会。对方起草了一份文件,在语言上作了许多转弯抹角的修饰,最 后还是没有突破“国号”的难题。会谈艰难地进行着,双方各持己见,根本分歧还 是难以弥合。 时至五月十日凌晨两点仍没有结果。 这的确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就在双方都在为这个问题煞费苦心之时,我方的一 位负责起草的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些复杂的问题可以用简单的办 法去解决。现在,既然双方分歧无法弥合,争不清,解决不了,不如求同存异,简 化文字,签个名就行了。 这一见解提醒了大家,双方经过讨论,觉得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次会谈整整进行了七个小时,是全部会谈中时间最长最艰难的一次。至五月 十日凌晨三点,终于达成协议:备忘录一共写九条,记载着谈判的成果,处理原则, 以及今后的愿望。签署的文件中没有出现国号,这恐怕是国际间谈判协议签署中没 有过的先例。 达成协议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汉城方面对不出现国号表示不满,并说:主人 请客人到家里来了,对主人没有一个称呼,等于打主人的耳光;我方则对文件中规 定劫机者由汉城就地处理表示了遗憾。一个“不满”,一个“遗憾”,两家也就心 照不宣地扯平了。 历时三天的秘密谈判终于结束了,沈图和他的三十二名随员完成了一次历史使 命。 五月十日上午十一时,备忘录签字搁笔,沈图应孔鲁明先生之约,进行了最后 一次友好会谈。汉城方面表现出高姿态,拒收我方在处理这一事件中花去的一大笔 费用,再三表示,由他们全部承担,还向我方代表送了纪念品。 中午十二时,沈图在新罗饭店举行答谢宴会,感谢处理这一事件中给予热情相 助的孔鲁明先生以及汉城方面的其他有关官员。 下午二时,在金浦国际机场的贵宾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不过,这一次沈图不 是单刀赴会,而是和孔鲁明先生在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中联合举行。 上海,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被卓长仁等六名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的中国民航296 号 客机的机组人员和旅客共九十五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着陆(这是有 史以来第一架从南朝鲜汉城直飞中国的飞机)。前往汉城处理劫机事件的中国民航 总局局长沈图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也同机到达。 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迎上前 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身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姑娘向机组人员和旅客们献上鲜花。国 务院副秘书长说:“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欢迎大家安全归来,并向大家表示亲切 慰问。” 机长王仪轩激动得甚至说不出话来。他镇静了自己的情绪之后说:“我们离开 祖国五天,现在终于回来了,心情格外激动。我们能够早日归来,完全是党和人民 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的结果。” 左腿负伤的领航员王培富拄着拐杖说:“在南朝鲜的时候,我们都有着一个共 同的信念,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离开汉城之前,我到医院看望了留在那里治 疗的王永昌,他一再表示,请领导和家属放心,自己牢记着是中国人!” 刚满两岁的全机最小乘客马彬成了最抢镜头的新闻人物,记者们争着为他拍照 片,所到之处人们都围着他问候。他的母亲蔡如红对记者说:“在汉城,有人问我 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一位职工坐在296 号客机的第二排,对武装暴徒劫机的 种种罪行一清二楚。他说:“五日上午,飞机从沈阳起飞后约半小时,突然机舱内 响起了枪声。乘客们得知有歹徒劫机后,无不感到万分气愤,飞机上的旅客和机组 人员迅速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他还说:“那帮坏家伙企图胁迫机上乘客 一起背叛祖国,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除了他们自己外,全体乘客没有一个人动摇 返回祖国的决心。同机的三名日本人是最早离开南朝鲜的,他们在和我们分别的时 候说,武装劫持民用航空飞机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只要一回到日本, 就把劫机的经过传出去,不但传到中国,还要传到全世界,让各国的人民一起谴责 劫机犯罪。” 五月十三日,中国民航总局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局长沈图在招待会上 说,武力劫持民航飞机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他 要求南朝鲜当局将六名劫机罪犯交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国务院于五月十八日发布嘉奖令,授予中国民航王仪轩机组以“中国民航英雄 机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 一张名片架起一座外交桥梁。“五·五”劫机案圆满解决之后,我国和南朝鲜 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不仅民间交往更加频繁,学术交流、贸易来往也越 来越多。随着世界局势走向缓和,1992年我国与之结束了敌对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 南朝鲜成了一个与我国经济贸易关系密切的友好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