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劫机事件发生后,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在紧锣密鼓地处理这起外交难题 的同时,立即指示辽宁省进行全面调查,查清事件真相,务必把劫机者的基本情况 查清报告中央,越快越好。因为,汉城方面如果同意当面交涉,我方必须立刻出发, 情况明了,谈判起来心里才有底。 几乎就在民航总局局长沈图接到劫机报告离开中南海勤政殿赶回民航总局的同 时,辽宁省公安厅也接到了沈阳东塔台机场296 号航班被劫持的紧急报告。省、市 两级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同志火速赶到了机场,准备应急措施。这里的气氛与民航 值班室没有两样,后来公安厅厅长回忆说,从十一时四十分接到报告,到十三时十 三分得到飞机迫降汉城,那短短的两个小时,不知是如何艰难地度过去的。 辽宁省委书记郭峰主持召开紧急常委会。 这里的气氛比国家民航局里更为紧张。常委们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人人 铁青着脸,静静的,谁也不看谁,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似的。是啊!劫机事件的源头 就发生在自己的省会城市沈阳,这样一伙严重的犯罪分子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如此猖 狂并能得逞,他们知道自己身上责任有多重。他们需要好好地反省,向中央有一个 交代。 郭峰同志简要地通报了发生劫机事件的情况后,说:“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 件,暴露了我们工作中许多薄弱环节和漏洞,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罪犯所在单位的领导干什么去了?公安情报机关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的活动,这 么多关卡,怎么一点也没有人发现?公安厅要迅速抽调力量组成专案组,彻底查清 这起案件的原因,严肃处理。”他越说越激动。会议室里静得吓人,这声音回荡在 沉闷的空气中,对人心里产生的震撼显得格外强烈,在场的常委们瞪着眼睛看着书 记。 事件性质严重,领导要求严厉,人们的工作效率也高得出奇。五日下午十五时 三十分,一支由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二十多名厅、局、处级领导干部和一百多名 公安干警组成的庞大专案调查组,就展开了全面的侦查。当晚,就全部查清了劫机 者的基本情况,缴获了罪犯留下的枪支、子弹和信件等罪证;第二天就基本查清了 与卓长仁一伙共谋和与劫机事件有重大牵连的十八人的情况。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 到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 其实在这次劫机事件中,参与劫机预谋活动的除了得逞的六人外,另外还有三 人,其中姜红军的弟弟姜某,案发的当天就被逮捕归案。他们供述了其中许多密谋 情况。 主犯卓长仁也曾有过一段他自称为“辉煌”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削 尖脑袋钻进“造反派”中,成了打砸抢的骨干分子。因为造反有术,1975年从139 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破格提拔到省机电设备公司“掺沙子”,掌管了全省的汽车分 配大权。 在那个物资奇缺的时代,他手中握有的分配、调拨汽车的权力,发挥出神奇的 魔力,上上下下包括那些地位不低的领导们都对他趋之若鹜。由此他在社会上结交 了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呼风唤雨,左右逢源,频繁往返于沈阳、广州等地。名 义上是从事汽车的调配任务,实则干着倒卖汽车、投机诈骗等犯罪活动,成为远近 闻名的所谓“汽车大王”。1982年3 月,辽宁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办公室接到群众 举报,反映这位“汽车大王”有重大经济问题。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组织人 员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他确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已经列为省直接 掌握的大案、要案进行监控。同年九月,令他停职交代问题。然而,他的问题直接 牵连着一批人,许多人明里暗里保着他。他被停职以后,班不上了,单位里无人对 他监督管理,反倒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到处流窜活动的机会。 那时我们的社会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不久,百废待兴,而社会上出 现的各种犯罪活动,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安宁。1983年,全国范 围内开展了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卓长仁担心自己的罪行暴露, 难以逃脱法律的严惩。 他曾想过许多逃脱罪责的办法,但是又一个个被他否定。他觉得除了飞出大陆 之外再无其他良策,于是产生了一个既能逃避打击又能干大事业过上幸福生活的设 想。 高东平原本是有夫之妇,两人同在一个单位,勾搭成奸。卓长仁利用手中的权 力为她找了一处秘密住房,金屋藏娇。一起鬼混的高东平听了卓长仁的设想,连声 叫好。于是,这对男女狼狈为奸,一起策划起来。 不久,他在一次聚会中,经人介绍结识了沈阳体育学院的安卫建、姜红军。这 两人都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就有过劣迹,复员时他们的父亲利用在沈阳体育学院担 任领导工作的关系,硬行安排到这个学院做保卫工作。他们到沈阳体院后不久,由 于参与社会流氓团伙,持械斗殴、公开淫乱,被公安机关拘留。有关部门曾提出他 们不适宜再做保卫工作,但都因他们父亲的关系,未能及时进行处理。大概是臭味 相投的缘故,卓长仁和他们一见面就勾结到一起。 王彦大和吴云飞这期间也偶然结识了卓长仁。王彦大是农村社队企业的采购员, 他骗走工厂一大笔现金,与吴云飞一起,结伙来往于广州沈阳之间继续进行投机诈 骗活动。他们担心“严打”被公安机关追捕,想南下广州越境潜逃香港。 1983年春节期间,几人在高东平处狂欢滥饮时,卓长仁提出了劫持飞机的计划。 他说,由安卫建、姜红军弄枪,他自己去收集飞行地图以及借用车辆,联系靶场练 习实弹射击,吴云飞、王彦大配合行动。他还提议击杯为盟,不成功则成仁。五人 端起杯子斟满酒,与卓长仁重重地一碰,各自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狠狠地砸在地 上摔个粉碎。 于是,几个人开始分头进行准备。 那个年代,乘飞机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购买飞机票需要团以上单位的介绍信, 卓长仁在停职审查,他到哪里去弄团以上单位的介绍信呢?他绞尽脑汁。恰巧几天 前,黑龙江嫩江行政公署一个人找到他要买汽车,卓长仁心中暗自叫好。他当场答 应给联系,但说需要介绍信,于是,这个人就拿来了几张空白介绍信。五月四日上 午,卓长仁填上几个假名字想去买票,但他不敢贸然前往民航售票处,担心一旦出 了差错,前功尽弃。这时,他又找到了沈阳机场值班室的一名副主任。这位副主任 在沈阳工作多年但妻子在外地,他一直想把妻子调到沈阳自己的身边来工作,找了 好多关系没有办成。一次,在一个场合他偶然认识了卓长仁,于是就托卓长仁帮忙, 卓满口应承。后来,卓长仁真的给办成了,这位副主任对卓长仁感激不已,就有求 必应。卓长仁找到了他,他亲自找关系购买了六张五月五日后舱第六排的飞机票。 五月四日上午,卓长仁把姜红军叫到自己的住所,要他当晚“务必把枪弄到手, 最好四支”。因为他知道姜红军所在的体育学院保卫处一共只有四支手枪,一支是 “五四”式,一支是“五一”式,还有两支是美制撸子。姜红军满口应承。 为了弄到枪,几天前,姜红军就耍了一个诡计。他们处的李副处长因病休假, 他便对其表现得殷勤备至。本来保卫处没有给姜红军配枪,因为李和姜的关系好, 在休病假时,他把枪交给了姜红军佩带。这支枪早已到了手,但他没有告诉卓长仁, 因为他想给他一个突然的惊喜,以证实自己的能耐。但是他要按卓长仁的旨意把四 支枪全部弄到还得动一番脑子。 他想先从保卫处保卫干事小黄那里下手,因为他知道小黄平时比较注重同事间 关系,从他那里把枪借出来比较容易得手。 晚上七点,他来到小黄家里,一进门便说:“今天我值夜班,你把枪借给我用 一下。”本来,小黄听李副处长说过他的枪在姜红军手里,但是碍于同事的情面, 他没有更多地追问其中的缘由,转身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枪交给了姜红军。 说来小黄还是个有心人。姜红军走了一个小时后,他觉得有点不对头,赶紧到 另一位副处长家里,报告姜红军借枪的事。事情也巧了,这一天因为副处长在外面 执行任务回家晚了一些,八点十分才刚吃完饭。他一边擦嘴一边问:“小黄有事?” 小黄说:“没什么大事,来向你报告一下我的枪被姜红军借走了。”“怎么,李处 长的枪不是在小姜的手里吗?”谁知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副处长家来了一位久不相 见的贵客,中断了他们的谈话。黄某觉得不好多打扰,就回家了。 保卫处还有一支枪在另一个保卫干事小侯的家里。姜红军把小黄的枪搞到手后, 他怕再由自己去要露出马脚,又找来了安卫建对其面授机宜,然后两人一起找到小 侯的家。安卫建对小侯说:“今晚我值班,你的枪借我用一下。”小侯更爽快,二 话没说便把枪给他了。 这天晚上还有一名保卫处干事夏某到长春出差了,行前他把自己佩用的美制撸 子放在保卫处办公室铁柜里。这个铁柜是对号锁,本来只有内勤一人掌握号码,但 早几天姜红军借故找东西。从内勤的口里套出了号码。他们拿到小侯的枪后,又直 奔保卫处打开铁柜,把夏某的美制撸子盗走。 就这样,保卫处的四支枪全部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搞到了手。 那么,如何才能将枪带上飞机呢? 卓长仁想起刚刚结识的沈阳铁路局机械设备修理厂的配件厂厂长刘玉福。刘玉 福曾让卓长仁帮忙买一辆130 汽车。在刘玉福的库房里,卓长仁见到过一个圈式温 度指示仪,里面正好可装四把枪而不容易被察觉。为了不使刘玉福等人疑心,卓长 仁按照事先的计划给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经理写了一封信,提到一个朋友要买车的 事情。刘玉福派人拿着卓长仁的亲笔信,到该公司购买汽车。然后,卓长仁就借口 省委汽车队的一个朋友要借圈式温度指示仪用一用。按照规定,提走温度指示仪, 得有提货单。但此时卓长仁什么手续也没有,就轻而易举地将圈式温度指示仪提走 了。 “五·五劫机案”发生的当日下午,公安人员为了尽快查清“盗枪案件”,来 到了沈阳体育学院。当公安人员用办公室的茶杯喝水时,发觉茶水里有异味。经过 公安机关检测发现,茶杯里的异味物质为相当于三四级氰化钠。氰化钠为烈性毒物, 成人的致死量为0.15~0.25克,工业上一般多用于电镀、有机玻璃制造、采矿等工 序。按照公安机关的规定,氰化钠需要严格的购买程序。是谁将这种剧毒物品投入 到体育学院有关领导的茶叶里去的呢?毒品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卓长仁还对刘玉福提出给弄点氰化钠,准备打猎时药山鸡和大雁用。急于 购买汽车的刘玉福欣然应允。几经周折,刘玉福从热处理室提走了连瓶共重一斤三 两的毒药氰化钠由王彦大转交给卓长仁。数日后,刘玉福找到王彦大,说现在公安 机关正在进行毒药检查,希望将毒药追回。王彦大从卓长仁手里追回了毒药,但毒 药却少了一两。 为了干扰和转移人们和警方视线,拖延警方的侦查时间,卓长仁将那一两氰化 钠交给了姜红军。姜红军在五月五日,即他们出逃劫机的当天早晨,把毒药偷偷地 放进了体育学院院长办公室的茶叶盒里。 劫机事件影响航空运输的正常经营,严重危及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危害极大。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世界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劫机浪潮。1969 年一年中就发生了八十六起,平均每月七起,1970年又发生了八十五起,这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震惊。除了迫使国际社会制定反劫机公约外,也带来了一场世界性的安 全检查的技术革命。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率先研制了专供民用机场使用的高灵敏度的 金属探测仪。 美国从1973年开始、日本从1974年开始使用仪器对旅客进行检查,继而美国和 西德又研制成功了第二代、第三代大型机场安全检查仪。到1975年以后,劫机事件 次数下降了。在这以后的十年中高技术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在地面检查中从登 机旅客身上或手提行李中查出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危险品数以十万件计。据美国联 邦航空局1982年写给国会的报告称,美国在1973年至1981年的九年中利用仪器探测 检查三十七亿多人次,检查手提行李五十多亿件,查出火药二万三千多件,拘捕有 关人员九千多人。由于航空公司和机场采取了保安措施,预防了近百起可能发生的 破坏事件,有效地消除了飞机空中安全的隐患。而我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种种 原因,对反劫机技术的进步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几年里,虽然 也引进了几台大型安检设备,安装在几个重点机场,但在使用、维修、技术人员培 训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五·五”劫机案卓长仁带着手枪之所以轻易过关,一 个重要的因素是机场的安全检查没有把住最后一道关卡。 而更为可惜的是,原本国家拨专款为沈阳机场进口了一台电子检查仪器“安全 门”,于1983年的三月运到了沈阳机场,安装的地点也已经确定,一切准备工作都 已就绪。但是,由于人们对使用新技术缺少紧迫感,时过五十天以后还没有装上投 入使用。如果及时安装上,也许就不会有这个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