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个倒抽一口冷气的人,是西单分局侦查员老范,他说过“我知道了”之后, 稍一停顿嘴里又吐出了一句话:“莫非案犯是‘一贯道’分子?” 此语一出,满室皆惊:北京的“一贯道”已经给摧毁了,怎么又冒了出来,而 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作了这样一串惊动高层的大案!吴福鑫定定神,说老范请你 说说何以怀疑案犯是“一贯道”分子。 老范是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奉命打入国民党北平市警察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当 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请示组织同意参加了“一贯道”,因此他知道一些“一贯 道”的情况。解放后,北京市开始清理“一贯道”反动帮会时,由于老范熟悉情况, 所以曾被市局请去担任过一个介绍“一贯道”内幕情况的短期培训班,使参加培训 的那些侦查员知道“一贯道”是怎么回事,便于他们在接下来进行的取缔行动中开 展工作。为此,老范还受到了表彰。 这样一个角色,对于“一贯道”的手势自然能说得出个道道来的。当下,老范 就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这个手势:参加“一贯道”时,有一个入道仪式,那就是点传 师的所谓“传三宝”。何谓“三宝”?名曰:点玄关,传口诀,教合同。其中的 “教合同”就是点传师教给入道者一个手势,其手势为右手拇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 节纹,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左手拇指按右手小指第三节纹,将两手置于胸前,手 心向内,谓“子亥相交”。因左手不持刀,是善手,意思是以善压恶。又因子亥是 地支的一头一尾,象征新旧交替,脱胎换骨。 老范边说边比画,众人便都看清楚了这个手势。老范又说“一贯道”分子若到 异地有事要跟同道人士取得联络,第一个方式就是做这个合同手势,手势对头后, 如果对方信也就罢了,谈话即可进入正题,如果不信,那就需要盘底,即说一些 “一贯道”中流行的暗语切口。从吴福鑫科长查摸到的情况来看,那两个拐劫姜美 丽的男女案犯,跟前来接应的轿车司机打出了“一贯道”的合同手势,那估计是属 于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一是那对男女是外地来京的“一贯道”分子,跟北京的“一 贯道”分子取得联系后共同作案,那个前往接应的轿车司机则是北京“一贯道”派 出的,但他本人跟那对男女从未谋面,所以需要打手势确认。另一种可能则是相反, 那对男女是北京的“一贯道”分子,因为作案需要汽车,就从外地的“一贯道”分 子那里借了汽车,那个司机根据事先安排开车抵达新街口私立小学前接应,由于双 方互不相识,所以需要手势确认。 众侦查员都赞同老范的这个推断,说看来不管怎么说,那三个家伙的“一贯道” 身份是确信无疑了。那么,这是“一贯道”分子排除跟“一贯道”的组织关系自己 聚合团伙作案呢,还是为了“一贯道”的某种利益而作案?这个问题,需要分析清 楚,因为如果是前者,本案就基本上是一般性质的刑事作案;而如果是后者,那就 是一种政治性质的反革命案件了。 于是继续分析,这当然是熟悉“一贯道”的老范唱主角了。 为了让读者朋友更容易了解案情,这里有必要对“一贯道”情况作一个简单的 介绍:“一贯道”,又名天道,此外还有很多别名,如先天大道、孔孟圣道、中央 大道、白阳教、性理大道、明理道、中庸道、明一道、老母道、真道、真天道、崇 华道、中华道德慈善会等等。“一贯道”于清光绪三年即1877年由山东青州人王觉 一首先创立,当时叫“末后一着教”。到了1886年,王觉一的徒弟刘清斋接替王觉 一执掌教门,九年后正式易名“一贯道”。之后,经过路中一、张光壁、孙素贞的 发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贯道”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的农村活动 的小教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教门,拥有信徒一千五百万人,占当时全国 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占当时全国其余大约三百个教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一贯道”初创伊始,曾在江苏海州、武进、湖北武汉等地组织发动过反抗清 王朝暴政的暴动,被清廷镇压后以失败告终。应当承认这些暴动带有一定的反封建 的进步意义。但是,进入民国后,“一贯道”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进步意义的行动。 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招收了大批汉奸头目入道,其总首领张光壁也卖身投靠 日本侵略者,充当汉奸,大肆鼓吹神权,尊崇帝制。抗战胜利后,“一贯道”又跟 国民党上层官吏相勾结,积极反共。解放后,“一贯道”继续与中共及人民政府对 抗,秘密从事破坏活动。 “一贯道”的上述作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宣布为反动会道门,列为重点取缔、 打击对象是一桩很容易使人理解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是“一贯道”活动 的重点地区,全市有“一贯道”道徒数十万之多。北京解放伊始,主政当时还被称 为北平市的兼任市长聂荣臻司令员就指出“一贯道”会徒甚众,其上层分子多为地 主、富农、特务,政治上坚决反对我们,所以应当予以取缔。中央也开始酝酿有计 划地分地区、分步骤解决全国的包括“一贯道”在内的反动会道门问题。1949年7 月,北京市公安局就按照公安部长兼市公安局长罗瑞卿的布置,组成专门小组对 “一贯道”情况进行秘密侦查,很快就掌握了北京“一贯道”总坛及各分坛的名称、 坛址、坛主、主要点传师、三才,以及道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 1950年12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北京市开始对当时业已转入地下活动的“一 贯道”采取暴风式的打击行动,从12月19日至次年3 月16日,封闭“一贯道”道坛 二千五百六十六个,共逮捕了千余名“一贯道”头目和骨干分子,其中大约三分之 一被分批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1951年暮春,全市约有七十四万道徒宣布退出 “一贯道”。至此,北京市的“一贯道”被彻底摧毁。 侦查员老范认为,北京市对于“一贯道”的打击力度虽然非常强大,“一贯道” 已经被取缔,但是,其中肯定有漏网分子,时隔两年,这些漏网的骨干分子很有可 能开始进行死灰复燃活动,而这次的拐劫儿童系列案件就是在为“一贯道”的死灰 复燃作准备工作。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提一下“一贯道”的两大具有相当惑众性的活动:扶乩 和借窍。 扶乩,又称为开沙盘,具体操作如下:乩手三名,分别称为“天才”、“人才”、 “地才”,“一贯道”内将这三个位置统称为“三才”,在两张桌上分别放上乩盘 和文房四宝。乩盘是一个七十厘米长、五十厘米宽、十厘米高的木盘,内盛淘净晒 干的细沙。此外需准备工具:用薄竹皮弯成一个圆形的箩圈,直径约三十厘米,高 约八厘米,在一边绑一根木棒,此为乩笔,高出箩圈约十五到二十厘米;木制耙子 一把,用于平理沙盘。扶乩正式开始时,天才闭目站于沙盘左侧操作,刚开始时, 让乩笔飞快运转,说这是“神人合一,代天宣化”,所有神仙的旨意全由它颁降。 乩笔在沙盘上多次旋转,画成许多圆圈,由人才理平后,天才就开始写字,先写一 首定坛诗,通常是五言四句或八句,有时也会来一首西江月什么的,将降坛神仙的 名称嵌于每句的第一个字中贯出。一旁的人才就大声念出,并让围观的道众察看, 然后就用耙子将细沙抹平。天才就开始写训文,称为“坛训”。坛训的第一部分是 报名和序文,通报降坛神仙的名称、来路和用意;第二部分就是正文了,体裁通常 是十言韵文,三三四句法。每句分三次写在沙盘上,由人才念出,地才记录下来。 坛训的内容中通常都会包含在场道徒当时想请神仙预测的内容,得到妥善解决的指 示。奇怪的是这些道徒这时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乩文中却已经说出来了。这样, 道徒就不得不相信这真的是神仙降临了。其实,坛主事先通知道徒来时,早已派人 查摸过允许前来的道徒的最新情况;而在进门登记时,负责登记的“一贯道”骨干 分子也会巧妙地向人套话,并且留心他们在等候开坛的这段时间里互相之间谈话的 内容,然后悄悄向天才通报。 借窍,跟北方农村经常举行的“跳大神”差不多,也由天才负责操作,自称某 某神仙附体,说一番也是事先已经通过暗中查摸而知晓了的内容。借窍,通常在 “一贯道”内部发生纠纷时进行,不对普通道众开放。 按照“一贯道”的规矩,担任天、地、人“三才”角色的,一般都是从10岁出 头的儿童开始,因为这么一个小小人儿能够操纵乩笔在沙盘上书写诗词,还能将别 人的心事用四六句半文半白行文不打半点噎顿地一呵而就,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 显然不得不啧啧称奇,然后就会相信那是得了神助之故。借窍也是这样,一个孩子 能够用戏曲中的道白腔调、文绉绉的语言,将附体的神仙的来历渊源报得一清二楚, 还能明白无误地道出别人的心事,指出解决的办法,对某些未来的事情作出预言 (由于“一贯道”之后的操纵,其中部分“预言”是“灵验”的),这不是真的神 仙附体还会是什么呢?你不信也得信啊!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要胜任“三才”,就得具备以下条件:熟读四书五 经和古诗词,熟悉中国历史重要人物和神仙典故(因为有的新道徒有时会现场来个 考核,你说是某某神仙,他偏偏要问你家住何处,你就得迅速写出出处),具有把 需要表达的现实内容的意思巧妙地镶嵌在古体诗词中的能力,有时甚至是直接写出 一首诗词来,此外,还必须写一手流畅的毛笔字。这些能耐,要一个只有十来岁的 儿童能够独立胜任,就不是一般的难度了。所以,就得选择七八岁的具有灵性天分 的男女儿童(“一贯道”规定男女必须分别扶乩,所以“三才”分为男女两种), 由专人传授文史民俗知识,习练书法,起码进行两年的强化训练后,方能出面操作。 正因为“三才”的选材、培训不易,所以“一贯道”一旦培养出了“三才” (特别是“天才”)那就奉为宝贝,一定得牢牢控制在手里,一年一年使用下去。 至于新培训出来的小“三才”,那就专门用于蒙骗新道徒。不过,毕竟物色、培训 “三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对于那些道徒众多已经形成很大势力的地区如 北京市的“一贯道”首领来说,一般已经不大需要依赖十来岁的小“三才”出场施 用蒙骗手段去发展新道徒了,所以,这些地区的“一贯道”对于新“三才”的培训 工作也就不大热衷了。这样,到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对“一贯道”采取取缔措施时, 所抓获的“三才”年龄最小的也超过十八岁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一贯道”“三 才”属于骨干分子,逮捕后法办时如果没有重大立功表现,那就决无宽大之说,不 是死刑就是无期,最轻也得二十年。因此,到1953年时,北京地区的“一贯道”残 余漏网分子中已经没有“三才”了。 “三才”是“一贯道”赖以发展组织的最基本要素,要想发展新的道徒,必须 得靠扶乩、借窍去蒙住人家,如果没有“三才”,那也就没有扶乩、借窍了,“一 贯道”就无法取得发展。这样,“一贯道”残余分子如果想死灰复燃重整旗鼓,那 就只有重新物色合适人选,重砌炉灶培训“三才”。 老范认为,从目前发生的这些拐劫儿童系列案件来看,失踪的儿童年龄均在七 八岁,据家长反映,孩子平时都显得活泼聪明。这就具备“一贯道”的“三才”培 训人选的首要条件,于是,就被案犯盯上后拐劫去了。到手后,案犯需要对这些孩 子进行智力和接受能力方面的测试,据失踪后复归的三名儿童郝冲锋、姜美丽、袁 至秋回忆,案犯对孩子们进行的识字、唱歌之举,看来就是测试。测试的结果,案 犯可能对郝、姜、袁三童的情况不满意,认为没有培养前途,所以就把三个孩子放 了。但是,案犯事先对于需要拐劫的人数是有计划的,放掉了三名就不够了,于是 次日又拐劫了五名。多余的两名可能也是作为应对之后可能出现的淘汰情况的。 专案组成员一致认同老范的上述分析,于是讨论制订了新的侦查方案:一是继 续按照之前部署的侦查方向进行侦查;二是立刻去看守所和监狱对已经判刑的那些 “一贯道”骨干分子进行提审,了解北京市的“一贯道”残余分子线索;三是针对 那辆接走拐劫姜美丽的那对男女案犯的银灰色轿车进行调查,寻找线索。 会议结束后,专案组长吴福鑫不管已是晚上10点,还是给冯基平打了电话,报 告了新的情况,请求领导对连夜查阅“一贯道”落网分子的材料以及去看守所、监 狱外调之事进行协调。冯基平说没有问题,专案组同志该怎么做就怎么去做,市局 方面肯定会协调得一路绿灯。 二十四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尽管专案组侦查员顾不上休息四处奔波调查,但是 几路人马都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吴福鑫看看众侦查员,一个个疲惫得一脸 憔悴,眼布血丝,他自己料想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就说大家先睡四小时觉再说吧。 睡过觉后,吴福鑫跟老范商量后提出了一个方案:分头和各派出所联系,访查 那些被宽大未判刑的“一贯道”分子,看是否能够获得线索。 这是一项工作量比较大的活儿,因为先得去各分局调出处置“一贯道”的专档, 摘录获得宽大的那些人的姓名住址,然后去派出所沟通,由派出所派员陪同着前往 访查。一旦发现线索,就得追查下去。 这番调查,倒是访到了一个嫌疑人,专案组诸君顿时精神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