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一个农民家庭的史元魁，兄妹共有6 人，父亲生前是一位
在左木乡一带很有名气的乡村医生。从小的时候，他就发现只要有人求医，父亲不
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农闲农忙，总是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母亲虽然不识字，
却很讲道理，从小就要他学会做人。她常说：“公道不公道，只怕一颠倒”，“家
里有余饭，门外有饥人。”母亲这些朴素的话语，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父母言传身
教、家庭的熏陶，使他自小就养成了勤劳质朴、顽强不息的优秀品质……但有谁会
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家教甚严，品质兼优的农家孩子，20多岁时却曾是洪洞县一位
大名鼎鼎的“上访者”呢？

    “上访者”——人们想到这个词语，脑海里一定会出现一个个衣衫褴褛，走村
串巷，留宿城市街头和在某个办公大楼里软磨硬泡的那个群体。上访者，这是中国
社会特有的文化衍生出来的词语。上访者的出现，很多是由于地方管理粗疏、吏治
腐败或法制的不健全带来的。但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一些好吃懒做、投机取巧、寻机
闹事的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和政府对上访者这个群体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
和关注。现在散落在县、市、省各部门大大小小的信访办公室就证明了这一点。它
成了党和政府了解群众疾苦和倾听民声、反腐倡廉的一个窗口。

    史元魁当年不幸也成为一位上访者。现在看来，他所上访的事情十分简单，或
者说仅仅是一件合同的纠纷案件。但那时，他却“告诉”无门——那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正是改革开放不久，改革如沐春风，却是乍暖还寒。因此，他上访的行为在
旁人眼里还是显得有点自不量力，有点拿鸡蛋碰石头，胆大妄为。

    事情要追溯到1979年，当时年仅20岁的史元魁在洪洞县原左木公社社办企业黄
老洼煤矿当了一名普通的挖煤工人。这个煤矿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实行承包责任
制，各项生产指标完成得很好，还成为县里的“标兵企业”。1982年当年纯利润就
达到13万元。但到了1983年，煤矿却因各种原因发生了亏损。当时的左木公社领导
闻讯着急了，于是派人进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要进行重新承包，并规定承包方可
优先考虑原来的矿委会，再依次中层干部、各采煤队。如果还没有人出来承包，矿
工可以报名参加承包。

    一天过去了，二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承包。第三天过去了……就在这
时，史元魁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份承包方案。他在方案中提出了三点：一是成
立一个由18人组成的承包管理小组，任务完成有盈余，18人平分，没有盈余，他一
人负责；二是给每个矿工增加工资，在矿工原有的工资基础上，每月增加9 块钱；
三是各采煤队可以根据各队的实际情况，自由申报自己的采掘任务，并保证完成任
务，完成不了任务的予以经济处罚……很快，他的承包方案得到了工友们的拥护，
公社领导也与他签订了合同。

    兴致勃勃地，史元魁走马上任了。

    他一上任，每月煤炭产量就达到了一万吨，每月能超额几千吨。但1983年7 月
29日，就在他把煤矿经营得红红火火时，公社一位领导找上了他，突然宣布中止合
同，不让他承包了。猛然听到这个消息，史元魁一下子蒙了！……承包不承包，我
无所谓，但在我管理的这段时间，每月不仅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没有出现
安全事故，凭什么中止合同呢？他想不通，找到了公社张书记。

    那时候，公社领导都习惯了一纸行政命令。张书记也没想到他会为这事较真，
说：“根据群众反映，你掠夺性开采，有短期行为！”

    “短期行为？掠夺性开采？”史元魁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话。他辩解道：“你
这样说，我更不同意！如果是这个理由，你可以聘请矿业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到井下
实地考察，如果鉴定我是乱采乱挖，不仅可以中止合同，就是坐牢、法办，我也毫
无怨言！否则，我还要承包！”

    然而，他的这一点要求被拒绝了。他只好回到矿上，卷起了自己的铺盖，离开
了自己工作了4 年的心爱的煤矿……

    公道不公道，只怕一颠倒。没想到母亲从小对他说的话，不幸言中。一回到家，
他就傻眼了：这个从1975年初中毕业回乡，就特地打了一把比别人手里重两倍的锄
头参加农业生产，且当过财务员、队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的小伙子，背后
却被人指指点点，仿佛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当时，他才20多岁，未来生活的路还
很长，他背不起这一口黑锅啊！闷头闷脑地在家睡了几天，他跑到了洪洞县城，他
想讨一个说法。

    他为此事咨询了县计划委员会，找到了计委孔主任。孔主任一听到这事，心里
也为他打抱不平。但这事显然不在孔主任的工作范畴，建议他去法院起诉。找到法
院，一位院长也显得爱莫能助，说：“娃啊，公社让你承包，你就承包，不让你承
包，你搬石头打天啊！”

    “民告官”在当时是一条新闻，或被许多人称为笑话。县法院果然不愿受理这
种案件，但史元魁顾不上这些，铁了心地要讨个说法，他对法院院长说：“人民法
院就是说理讲公道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就是不称职，你不受理，我就跟着你，
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法院院长看出了他倔强的性格，说：“你这个娃娃，现在正是严打的时候，我
哪有时间处理这事，等有时间我再找你！”

    他沉默了。这样静静地等了一段时间，依然杳无音信。他开始如芒在背，坐立
不安。县法院不受理，他就跑临汾行署中级人民法院，跑省高院，但三跑两跑的，
那些信却是或转到县里，或石沉大海，史元魁万般无奈，干脆就坐在家里不停地写
信，一星期一封地寄给行署领导、省领导，甚至寄到了北京……到了1983年10月的
一天，一位同情他的老领导悄悄地找上了他，对他说：“娃，中纪委正在临汾办案，
我看你有出头之日了！你敢借东风，去找他们吗？”

    “敢！”史元魁说。

    于是，第二天早上8 点不到，他就搭车赶到了临汾，打听到了中纪委办案的所
在地。一位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听了他的陈述，那人十分同情他，立即挥笔在他
的那一纸信上写下了“临汾地委行署，关于左木乡黄老洼煤矿合同纠纷一案，要派
专人调查，结果报中纪委调查组。”批转下去。很快，此事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
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过问了此事，并形成了三条决议：一是承认左木公社无端中止
合同是错误的，违约赔款2 万元；二是史元魁上访期间的工资、车旅费实报实销；
三是建议左木公社任命史元魁为该矿副矿长，其上访行为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

    一个上访者的道路就此戛然而止。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合同纠纷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史元魁因此却落上了一个“上访者”的名声而闻名乡里…一回忆起那段往事，
史元魁至今还有些不好意思，他淡淡地一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仿佛自言自语，
说：“我根本就不是胡搅蛮缠，你想，那时我才20多岁，大大小小还当过几天干部，
我哪里能戴得起那顶‘掠夺性开采’的帽子啊！我不是要钱，我要的是一个说法，
是一个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官司虽然赢了，副矿长他却不敢当，他觉得他没有必要
在黄老洼煤矿待下去了。

    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在那个时期，市场与计划经济不停地在磨合、撕
咬着，行政命令与法律法规相互纠葛着，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
们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雄鹰总会有蓝天，骏马自会有
草原”，1984年，史元魁得知山头乡西沟煤矿经营困难，便大胆地与他们签订了承
包合同，承包经营了该矿的下坑口。他贷款10万元投资煤矿，整修好了煤矿，头5
个月就生产原煤二万四千吨，上缴三万元，还赚了3 万元，到1985年，煤矿生产已
达到6 万吨……只是到了这年的年底，乡政府的一些人红眼了，找了一个借口又把
他打发了。

    只是不曾想，这一段磕磕碰碰的煤矿工作经历，却为他斗胆接下已处于瘫痪状
态的霍家庄煤矿无意中做了精神准备一转眼，到了1986年，这时中国已加快了改革
开放的步伐，沉睡的大山也向他发出了召唤。他所在的霍家庄煤矿由于经营不善，
一下子就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村委会登报以年5000元的上缴费承包，为了保住村
里仅有的这一座煤矿，27岁的史元魁挺身而出，自觉地站到了救死起生的风口浪尖
上，以每年上缴1 万元的上缴费与村里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开始了他的新一轮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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