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03年5 月23日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

    中国作家协会选择在这一天把我们送到抗击非典第一线去采访。这天正是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60周年。

    4 月下旬，突然被剧院告之要立即停止一切业务活动，其中包括演出、排练以
至创作，各个处室除去必须留有值班的人员以外，所有的人员都要回到家里去休息，
目的是减少流动，避免传染上SARS. 正在这时，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和中国作家
协会三家联合组织了中国作家抗击非典一线采访团，其中毕淑敏和我是代表北京市
加盟的。在欢送大会上，中国作协不光给我们配备了笔记本、录音笔、大挎包，还
配备了防护用的口罩、手套、提高抵抗力的胸腺肽口服液，而且集体上了抗击非典
的人身保险。这些都是与过去深入生活的情况大不相同的。那时的北京，还有1700
名SARS确诊患者；130 名重症患者；30名上呼吸机的患者；180 名疑似患者。可以
说北京依然处于发病的高峰平台期，依然是全国疫情风暴的中心。

    为此，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交待：“要保证一个作家也不被传染。”北京市
委副书记龙新民也提出：“首先要确实保证作家们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有了点儿“勇敢者”的味道。

    二一定意义上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的SARS疫情，中国是无知
和无奈的，全人类也是无知和无奈的。

    前一阶段，我们由衷地感动于大批医护人员在抢救SARS患者中的英勇牺牲精神。
他们抛家舍命，无私奉献，义无反顾，心甘情愿，是非常的战士，确实是真正的英
雄。然而，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也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绝非长久之计。

    23日下午，我们刚刚采访过佑安医院又回到了市委。在一间明亮的会客室里，
采访了市委副书记、北京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群防群控”小组组长杜德印。

    我问老杜：“从现在来看，在医药方面有大的突破性进展以前，在只能采取支
持疗法的情况下，什么才是我们抗击非典取得胜利的关键环节呢？”

    老杜几乎没有犹豫地立即回答：“进行全社会体制的总动员，群防群控，迅速
而有效地切断SARS传播途径，打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果
断采取隔离的措施。”他停了一下继续说，“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是领导与群众、
社会与公民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斗争，因此才能一下子就动员起来，万众一心，群
策群力，使得争取阶段性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

    26日上午，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圆桌会议室里，我们采访了市卫生局
副局长、流行病学专家、北京抗击非典联合工作组信息组组长梁万年。

    我再一次请教老梁：“你是怎么看群防群控的巨大作用呢？”

    老梁更爽快地挥着手说：“在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当中，群防群控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最近我们作了一项民意测验，对于隔离措施认为应该的人有87％；认为满
意的人有90％。而WHO 的官员也认为北京切断传染源能够如此迅速、一致、有效，
是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

    4 月下旬以来，在北京城里，在千千万万老百姓当中，流传着一个过去还比较
陌生现在却变成与大家息息相关的，因而被广为关注的热点词汇，那就是：“隔离”。
隔离生活成为人们在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状态，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理性选择。

    一位法律学教授说：“隔离非但与歧视无关，反而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一
个公民在道义上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说：“如果将医院比喻为抗击非典的第一战场，那么群防群
控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战场。在第一战场取得胜利，有效控制并消灭传染源后，在
发病高峰已经过去，疫情进人散发期后，群防群控这块阵地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
突出，为保障一线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战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在医院里的医疗救治是产生SARS病人以后的重要手段，那么，在全社
会的防范控制则是产生SARS病人以前的重要策略。所以通过采取隔离措施切断传染
源与易感者的联系，尽量减少发病率，才是对老百姓的最大保护和关怀，也是对医
护人员的最大保护和关怀。

    有一所大学根据非典疫情的流行趋势和控制策略，通过数学模型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就全国而言，若不果断采取隔离措施，中国非典患者将达到60万人；若非
典患者延迟隔离一天，就医人数将增加1000人左右，延迟隔离两天，就医人数约增
加，2100人左右。”

    一位医学专家更直言不讳地说：“不采取隔离措施的发病率，是采取隔离措施
后的发病率的100 倍。”

    难怪近些天以来，在北京城老百姓当中津津乐道地传播着一些有趣的“美谈”
——有一个小青年在家里给哥儿们打电话闲聊，恶作剧地说自己这两天高烧不退，
有点儿大事不好。没有想到，被他的一位邻居老大妈从窗户前走过时听到了，于是
马上报告了社区居委会。居委会主任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120 报警。过了一会
儿，等到小青年走出家门的时候，门口已经站着两位穿着“猴儿服”（防护服）的
大汉正在等着他上急救车。小青年目瞪口呆地吓出一身冷汗来。

    一个被隔离的居民大院，里边住着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结婚刚刚没有几天，
女士不幸得了SARS住进医院，男士被隔离在家里。男士天天跑到大门口的警界线后
边，向看护社区的人员苦苦哀求，想去医院看看媳妇，哪怕就是一眼，自然都被对
方婉言谢绝了。有一天早晨，他整夜未眠，一边哭着一边说：“如果我媳妇要有个
三长两短，这病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真的连最后一眼也看不见了！”
看护人员听了也为之动容，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让男士走出大门一步。

    一位中学女老师从广州出差坐飞机回来，飞机上发现了一位SARS的疑似患者，
由于她与这个患者的座位相距比较远，不在患者的前三排和后三排范围之内，所以
没有被机场的防控人员给隔离起来。然而，女老师回到家里以后，主动在一份报告
上把自己此行都到过什么地方，接触过什么人，写得一清二楚交给了社区的流行病
调查人员。然后，请家人帮助备足了14天的食品，自己把自己单独隔离在一间小房
间里。

    一位活泼烂漫的12岁小女孩非常不幸，母亲得了SARS住进医院，父亲作为疑似
患者也被隔离在医院，她孤身一人被隔离在宿舍楼里。离开父母一个人单独在家里
呆上14天，这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虽然有居委会的叔叔、阿
姨负责她的吃饭、喝水问题，但是不做功课的时候还是寂寞难耐。她只好趴在阳台
上向下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明明看到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跳绳、踢毽子、追来追
去、打打闹闹，自己也想和大家一起去玩，可就是意识到“身上可能带着传染病毒”
而一直没有走出家门。

    一位已经有63岁高龄的退休党员，在非常的日子里，除去原来承担的清理9 个
公共汽车站牌上小广告任务以外，又主动为自己增加了一份更为繁重的工作，那就
是他每天都要戴着厚厚的口罩，拿着收音机，来到大农贸市场，向四面八方聚集到
这里的商贩和顾客，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普及防治非典知识的广播，一点一滴地为北
京“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添砖加瓦。

    房山区有一个芦子水村，与近邻河北的清泉寺村是有名的“亲家村”。他们不
只是互相之间来往多，走动多，而且是你村的小伙子娶了我村的大姑娘，我村的小
伙子娶了你村的大姑娘，配对结亲的人也很多。有人说，这两个村是“一家人”。
然而，当清泉寺村不幸发现了SARS患者以后，马上告诉了芦子水村的干部，并请求
与其疏远。芦子水村村民立即断绝了与“亲家村”的一切接触。至今那里保持着无
SARS患者的记录。

    还有一个传说，当温家宝总理来到山西省视察SARS疫情，走进一个偏僻小山村
的时候，曾经亲切地和一位78岁的老大娘谈话。没想到老大娘并不知道国务院总理，
但是她却知道要防非典。温总理很满意，因为这说明抗击非典已经深入人心。

    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说，当他看见在大楼里电梯间前，上电梯的人都知道要先
戴上口罩再乘电梯，心里也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人们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难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艾伦·施努尔说：“这里整个社会都已被动员起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非典以及它的症状和对它的预防方法。这种奇特的中国式的
战略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非常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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