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个孩子只有13岁，却已经动过13次手术，他感染的是囊性包虫病，如果在
今天，他的病还是有很大希望治好的，但是在当时，我们只能努力延缓孩子走向死
亡的脚步。”时隔近30年，温浩仍然记得孩子那张苍白、枯瘦的脸。孩子最初患病
之时，没能及时发觉，等到确诊是包虫病时，包虫制造的囊肿已经感染了体内多种
脏器，使它们不断衰竭，第一次手术，只能缓解一部分脏器的衰竭速度。
这个孩子很乐观，即使根本下不了床，浑身插满各种管子，不能进食，温浩仍
然能看见他脸上的笑容，每一次看见他脸上的笑容，温浩的心里就会充满苦涩和痛
楚。他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只能看着他一天天滑向死亡。温浩说，那一次，他
第一次从男人的脸上看见绝望的泪水。
这个孩子的父亲非常朴实，他每天陪在孩子身边，一言不发，孩子笑，他就跟
着笑笑，好像已经被孩子的病折磨得麻木了。但有一个深夜，温浩走进孩子的病房
去查看，看见孩子正睡着，而他的父亲，却轻轻握着他的手，满脸绝望，眼泪不断
涌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他们的手背上，那一刻温浩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他悄悄
地退出病房，不想让孩子的父亲察觉到。他在想，感染了包虫病，难到只能这样不
断地动手术、取虫囊、缝合、再动手术，再取虫囊和缝合，然后只能延缓脏器衰竭
的速度吗？就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去治疗吗？几个月后，温浩亲眼看着孩子永远闭上
了双眼，可以说，那时候他的内心也被绝望占据……
这段经历一度动摇了温浩继续从医的信念。
包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尤其是由泡状棘球蚴引起的泡性肝包虫病，
在生物学上酷似恶性肿瘤而呈肝内浸润性生长，晚期可向远隔脏器（肺、脑等）转
移，临床素有“寄生虫性肝癌”或“虫癌”之称。包虫病是世界性分布，在中国西
部尤为常见，对人畜健康的危害极大。新疆正是包虫病高发地区之一，农牧民“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事例举不胜举。
几个月之后，另外一个14岁的维吾尔族女孩，让温浩的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个小女孩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生命垂危，包虫的虫囊阻塞了她的胆管，女孩
离死亡只差一步，原本以为她也会像那个男孩一样，只能绝望地滑向死亡，但是虽
然看上去比男孩的病情更严重，但经过检查发现，包虫并没有大面积感染她的脏器，
经过临床会诊，医院决定尽快给她实施胆囊手术。在手术取出那个阻塞胆管的虫囊
后，女孩居然奇迹般地很快康复了。一个多月之后，小女孩活蹦乱跳地被父母接出
医院时，很难有人相信她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在死亡的边缘。
温浩说，他参与这个患者的医治，知道包虫病不一定就是死神的请柬，希望仍
然存在。
“如果那个小男孩能及早发现，或者有一些药物能够抑制包虫的继续感染，就
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就有治愈的希望。”
温浩决定再度走进学校，专攻与包虫病有关的学科。1985年秋，温浩考取了新
疆医学院普外专业硕士研究生，选择的专业方向就是包虫病的诊断与药物治疗，师
从姚秉礼教授。早在1965年，姚秉礼教授就在《中华外科杂志》上阐述了泡性肝包
虫病的特点、诊断和治疗，成为最早阐述该病的中国第一人。
每天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温浩几乎都泡在动物实验室和病房里，养小白鼠，
照顾包虫病病人，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在实验室里待了十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不
愿因为休息，错过对那些小白鼠的最佳病理观察时段。三年的时间里，他养了千余
只“虫鼠”，接触了数百名包虫病人，积累了大量的临床实证资料。1986年，他开
始把自己的所学汇集成文，并在《中华医学杂志》等发表，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
5 篇包虫病的专题论著。198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这一年，
他迎来了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1988年秋天，他刚刚读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恰逢欧共体有一个关于包虫病在
新疆等地防控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他与导师姚秉礼教授有幸参与。
“我跟着专家团一起去了阿勒泰山区考察，那一年我刚31岁，在考察团里算是
年轻的，我仿佛又回到了读研时期的状态，每天尽量细地作记录、采样、分析，很
少说话。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听。专家通常都用英语交流，为了能从他们那里学
到更多的东西，一有空闲，我就去啃英语。那些日子的工作表面上看每天都是枯燥
的重复，但每天我都沉浸在兴奋的状态里，随着英语听读能力的提高，在包虫病研
究的理念上，我像是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温浩的勤奋与务实，让外国专家对他另眼相看，很愿意与他交流。他一路上的
表现，被一位著名的专家看在眼里，这个人就是欧共体包虫病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克
雷格教授。
“有不少治疗包虫病的全新理念，是我在读研的时候没有接触到的，但阿勒泰
的行程并不长，对于这些理念，我只能有一个粗略的认知，我一直在想，如果有机
会系统地去跟这些专家学习和交流，一定会有更大的提高。”
在当时的环境里，想要得到这样的机会，出国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
久之后，温浩却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1989年11月，克雷格教授和恩师姚秉礼全力推荐温浩赴英国求学。这一次，温
浩可以有3 个月的时间去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学院学习包虫病研究最前端的理论。
“阿勒泰一行，带来这样的机遇，是我起初根本想不到的。这样的机会太难得
了。很多困难看上去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但只要从最微小的细节去准备，最后总是
能看见希望的。最开始，或许我们看不出自己最初的行动与最终的结果有什么必然
的联系，但只要我们心里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总会在关键的时
候拨云见日。”
温浩每天12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92天，2208个小时，
他用于学习和研究的时间超过了1400个小时，这种认真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克雷格，
教授评价他说：“温浩，是我们研究团队中最高产、最能吃苦的博士，他极具潜能，
兼有基础和临床优势，终将成为包虫病诊治的领军者！”3 个月的研修时间很快过
去了，为了能够延续他的研究课题，教授帮他把研修时间延长到6 个月。接着，这
个时间一次又一次地被延长，原本一个短期研修，最后变成了长达3 年的课题研究。
在英国导师克雷格等国际知名专家的指导下，他在包虫病的免疫诊断和药物治疗方
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主持的包虫病联合化疗队列比较、抗包虫病药物新剂型研
制及包虫病快速诊断方法的研究初露“端倪”，引起国际同行赞誉。3 年多的读博
期间，发表了4 篇SCI 论文，参加了3 次国际大会，获杰出优秀青年奖、第17届和
第21届包虫病国际大会奖，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包虫病专家组最年青的成员和亚
洲协调代表。
“我每学习一点关于包虫病的知识，就会不自觉地把它代入到那个13岁男孩的
身上，用那个男孩的治疗过程来衡量，我学到的东西能让他增加多少活下去的希望，
虽然这个梦永远不可能实现了，但是，如果有像他一样的病人出现，我会有能力让
悲剧不再发生。”
温浩说，那个男孩最后死于多种脏器的功能衰竭，如果药物抑制治疗再辅以精
确的器官外科手术，男孩会有更大的希望活下来。他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尖端
的器官移植手术。
1994年，通过不懈努力，他争取到了世界首例肝移植治疗包虫病的医学中心—
—法兰西孔泰大学医学院消化血管外科及肝移植中心从事临床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师从VUITTON 和MANTION 教授以及欧洲肝脏外科之父BIS ，MUTH先生，在器官移植
方式也获得重大突破。1995年，还不到38岁的温浩已经受聘为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
院、法国贝藏松医药学院和英国萨尔福德大学客座教授，开始为英国、法国、德国
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授课。
“我出国学习，不是为了成为名教授，四处讲学，也不是为了成为单一领域学
术研究的学者，更没有想过为自己谋取学术领域的国际地位，我只是想回国，想回
到新疆，我在那个地方出生，包虫病是那里的地方病之一，那个13岁的男孩就在那
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995年，正当温浩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的时候，他给新疆医学院附属医
院，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向医院汇报了
自己6 年来在英、法、德参加包虫病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他研究的脂质体阿苯达唑
动物实验研究项目和联合化疗的临床观察项目，已经获得了英国维康基金会和英国
皇家协会科研项目的立项。
“当时我的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国外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充裕的研究经费，
可以让我更好地继续进行项目研究，而回到新疆，很多研究工作必须重新做起，很
多项目要重新规划；另一方面，我的导师克雷格教授不断挽留我，希望我继续留在
英国或法国的知名医院里，从事研究和治疗工作。可那个孩子苍白枯瘦的脸总在我
脑海里浮现，我想，我还是要回去。于是我又写了第二封信。”
在信里，他表达了自己对于在新疆建立起一个包虫病研究体系的构想：第一步，
要培育一支包虫病创新团队，通过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培养出过硬的人力资源框架
；第二步，要建立一个国内一流的包虫病研究基地，把自己的研究延续下去，让更
多的医务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能够从自己的所学中受益，同时争取更进一步的研究
成果；第三步，要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包虫病临床诊疗中心。他在信里说：“如果
能得到院方的支持，将立即带着国际项目回归母校，报效祖国，报效新疆各族人民。”
当时，多家国外知名医院和高等学府都向他发出了邀请，而在国内，也有广州、
宁波等地的医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回复。
一个多月之后，他收到了时任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院长苏时务教授的
回信。苏时务教授在信中说，可能新疆的条件比不上国内外那些知名医院和学府，
但医院全力支持他的这三个构想。新疆在热切地盼望着他的归来。
接到这封信，温浩不再犹豫，很快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我知道回到家乡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在从巴黎国际机场踏上飞机的那一刻，
我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觉得，回到新疆，必须从一个细小但至关重要的环
节入手，这个环节就是：首先成立一个包虫病项目小组，培养出新疆第一批高素质
的包虫病专项科研人员。”
1996年到1998年的3 年间，作为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和副教授，他与医院共同努
力，把包虫病研究项目，申请为“九五”攻关项目，并取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项目支持，他成为项目负责人，医院为这个项目配备了相应的人力。这个团队的工
作很快见了成效。1996年，温浩就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员，1998年，
他又获得了“新疆十杰青年科技创业奖”和“全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他的这
个研究团队很快在国内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
这个研究团队2000年1 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转为新疆包虫病临床研究所，
2002年经科技厅批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新疆包虫病基础医学重
点实验室。时至今日，这个科研机构已经建立起一支由近60人组成的科研团队，成
为了一所从基础研究到临床治疗，集包虫病研究、预防、临床诊疗以及科研创新与
产品推广应用一体化的区级重点专业研究机构。承担了一批重点科研项目，仅2008
年到2013年的5 年间，实验室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863 项目主课题一项、
子课题二项，973 项目子课题一项，“十一五”计划参与一项，自治区级及其他项
目三项，累计研究经费530 万元。同时，实验室和温浩本人也在不断地获得各种成
果和奖励。
2000年至2005年，实验室先后四次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2007年，
实验室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温浩本
人在1999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自治区优秀留学归国科技人员；2000
年受聘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获得中国科协西部突出贡献奖；21304 年
聘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家顾问团专家，2005年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进工作者
称号；200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卫生部全国卫生系统特殊贡献中青年专家。
温浩并不满足于取得多少项科研成果，他希望能将这些成果尽快转化为临床。
“研究成果临床应用，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必须充分准备好每一
个细节，医疗科研成果与其他行业的科研成果不同，它所对应的实践方，是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初始行动和初
始动机是两个微小的坐标，但它们却能影响我们最终的方向，所以我们在科学实验
和技术转化两方面不断进行着尝试和平衡。我始终都觉得，有最谨慎和最挑剔的过
程，才可能有最完善和最满意的结果。”
在这种理念之下，1998年春，已经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的温浩，
带着数名硕士研究生再度走进了实验室，那里是他进行包虫病研究的新起点，他希
望从这个起点上，发掘出更多的希望。
“可以说，是那个13岁的孩子把我引进了这个动物实验室，冥冥中，我感觉到，
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足以让我们创造一些奇迹。”
5 年后，“奇迹”真的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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