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2003年，SARS在广州等地暴发流行。早春2 月，当北京人还在笑谈远在广州的
SARS什么时候登陆首都的时候，作为国家级传染病专家的王爱霞教授，已经几次前
往广州会诊。2 月13日返京后，她很快就在医院新业务楼楼多功能厅举办了第一场
关于SARS的科普讲座。那一天，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就连楼道里都站满了，听众不
仅有医生和行政人员，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来了。王爱霞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
关键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都明白就不慌了。”大家说，“听完王老师的讲座，我
们就消除了恐惧，知道该怎么做了。”

    与健康宣教同时进行的是物资准备。院领导根据王爱霞的建议，立即布置相关
部门联系厂家购进大量的消毒液、口罩、帽子、胸腺五肽等物资、药品，为协和后
来在抗击SARS中打了一场漂亮的、有准备的阻击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王爱霞
以72岁高龄，作为医院抗击SARS三线专家组成员，为冲在一线、二线的年轻专家坐
镇把关。根据SARS的临床表现与败血症、脑膜炎等重症感染表现的相似性，充分肯
定了“早期、小量、短程”的激素使用经验，经协和治疗的SARS病人无一例发生股
骨头坏死，实现了中央提出的“收治率高、治愈率高、死亡率低、交叉感染率低”
的目标。这些做法后来被称为“协和经验”推广应用。

    协和之所以能在抗击SARS中从容不迫、发挥国家队作用，就是因为有王爱霞等
一大批重视院内感染、很早就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

    2003年SARS暴发流行对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国外早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院内感染问题给予足够关注，但在国内这一工作却并未得到应
有重视。2003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SARS过后，国家对医疗的投入明显增加，疫情
发布走向公开透明。

    全国最早的院内感染研究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会诊中，王爱
霞发现，住在同一病房的两位病人被查出是同一种细菌感染。王爱霞立即找病房的
主管大夫谈话，要求他们在查体前先用1%的过氧乙酸泡手。并严厉警告，如果再不
严格洗手，过几天后这间病房就会出现第三位感染同一病菌的病人。

    对病房来说，一场风波暂时过去了，王爱霞却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立
即着手开展“临床医护人员是否洗手与细菌数量的调查”。她将医院药房内、外环
境中细菌数作对比，结果发现药房外空气中细菌数远高于药房内；再将病房治疗护
士、护士长、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手上细菌采样后做分析，结果发现护士的手是最
干净的，而实习大夫的手是最脏的。大夫每天要为病人查体，细菌就这样到处传播？
太危险了！全国第一篇呼吁重视院内感染的论文连夜赶了出来。

    但在当时，这样的文章能否公开发表，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为了呼吁全国
同行对院内感染引起高度重视，在马上要召开的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年会上，王爱
霞向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季午教授作了简单汇报，提出年会报告的
请求。在大会全部议程均已确定的情况下，王季午破例答应给王爱霞半个小时。

    接下来，王爱霞主动找到协和医院检验科细菌室的陈民钧教授，希望两科联手
开展院内感染研究工作。过去由于大家不重视，送标本时间很随意，标本中的细菌
往往因室内放置时间过长而在送达细菌室时已经死掉，这就造成了细菌室的低阳性
率，反过来也影响了大家对细菌室工作质量的评价。王爱霞深知这块儿工作的重要
性，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让她们的工作得到领导重视和和临床上的支持。为
此，王爱霞从临床需要的角度站出来为陈民钧说话，多方游说领导支持细菌室购进
了国际先进的设备。同时她带头亲自抽血样及时送标本，极大地提高了细菌室的阳
性率。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结果，她甚至注意到每一个小细节。比如通过败血症患
者来分析院内细菌感染的种类和程度时，她嘱咐技术员将抽完血的针头换掉，用消
毒针头将血标本置入培养基，以避免实验误差。

    这样的工作连续坚持了25年，每5 年一次全院调查，最终完成了对协和医院院
内感染细菌及其耐药的连续动态监测。在国内首先报告了院内感染在20世纪80年代
是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而到了90年代，革兰阳性球菌明显上升，同时真菌感染开
始增加。抗生素诱导的耐药性快速增长，已经从院内感染发展至院外感染。

    一位90岁的老人患肠炎腹泻而入院，多种广谱抗生素治疗后病人腹泻加重，细
菌室从他的便涂片中发现100%为抗生素助长的酵母菌，马上报告临床。原来老人得
的是抗生素诱发性腹泻，立即停药，予以抗真菌治疗3 天后，病人情况好转。这样
的例子在协和医院太多见了，根据动态检测，王爱霞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临床医生要
警惕“真菌感染增加”。

    王爱霞与陈民钧的携手合作，不断推出成果，不仅使他们个人都成长为国际著
名的感染疾病临床专家和临床微生物学家，而且分别带出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王陈
联手为临床与检验合作双赢留下了佳话，联合完成的“院内感染病原学的变迁及抗
生素的临床合理应用研究”获得2003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牵头完成“输血感
染丙肝的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后，王爱霞又在国内率先提出要警惕输血引起的丙
型肝炎交叉感染。

    1994年，在卫生部和医院领导的支持下，王爱霞创建了国内医疗机构中第一个、
也是最好的P3实验室。由于当时协和的空间特别狭小，工作用房非常紧张，医院跟
王爱霞教授谈，“实验室里的设备我们支持您购买，但工作用房还得您自己解决。”
王爱霞答应了。马上动员感染内科好几位同事挤在了一间屋子里办公，而把另一间
办公室腾出来改建成P3实验室。随后，这间P3实验室里配备上了先进的流式细胞仪
和bena检测仪，在北京各大医院中率先开展了ELISA 和蛋白印迹法检测抗HIV 抗体。

    就在这样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小实验室里，不到20年的时间里诞生了不少科
学奇迹。2003年协和医院经治的308 名SAILS 病人的血清检测就是在这间实验室里
完成的；检验科倪安平、急诊科王仲、骨科刘勇等还在这间实验室里分离出了中国
唯一合格的三株SARS病毒株，被命名为“PUMC”。

    谈到协和前辈们的远见卓识，王爱霞放弃办公室、筹建P3实验室的故事，是一
个常常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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