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爱霞还在上海医学院学习,中国感染病学鼻祖、上海华 山医院戴自英教授是她的老师,最后一年实习期间曾在戴自英教授所在的华山医院 内科传染组轮转,所以深得戴老师亲传。那个时候抗生素立竿见影的疗效给王爱霞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大叶肺炎病人,青霉素使用一个周后,仍未完全退烧。戴自英查房后要求 立即停药,“你要用到什么时候?三天,不要超过三天,连续用药三天,细菌已经 死得差不多了,剩下些虾兵蟹将能翻起什么大风大浪?再继续用,病人开始耐药, 你就没有好办法了。”果然,停药后病人体温就逐渐恢复正常。王爱霞深深折服了。 可也就仅仅30多年的时间,当初一用就灵、曾挽救无数生命的“灵药”,如今 却成了人类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抗生素滥用引起的全球性耐药,激素滥用引起的 败血症、股骨头坏死和真菌感染等,数不清的药物不良反应,在临床上比比皆是。 这令王爱霞痛心疾首。 一位不幸遭遇车祸的重伤员,发生颅底、椎体、肋骨及骨盆等多发骨折,被送 往当地医院救治。不久,病人出现了高烧和黄疸等症状,主治医生开始大量使用抗 生素进行治疗。但事与愿违,病人的病情非但没见好转,反倒愈加严重。家属情急 之下,马上将病人转入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会诊的王爱霞发现,病人的心脏出现了 严重病变。这位因车祸导致骨折的病人不得已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一场心脏手术。 为什么骨折病人心脏出了问题?王爱霞说,“治疗初期,患者因长期无法进食,肠 黏膜变单薄了。大量抗生素进去后,破坏了他的肠腔内微生物平衡,肠腔内革兰阳 性菌、阴性菌减下去了,但大量真菌却伺机繁殖起来,攻入患者的血液循环系统, 最终流向心脏,引发心脏的病变。” 一位工厂女工突发很重的黄疸和肝硬化腹水,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炎,单位要 求这位青年女工办理病退。女工心里非常不服,“凭什么给我戴一顶肝炎的帽子?” 她自费来到协和找到王爱霞,经检查患者甲乙丙肝功能全部正常,问诊中,王爱霞 得知她的黄疸是从一次泌尿系统感染后服用诺氟沙星开始的,属于喹诺酮类药物引 起的瘀胆性肝炎,肝管挤压后引起的毛细肝管梗阻使病人出现黄疸。王爱霞决定给 予病人激素冲击治疗并随诊,八周后病人黄疸全部退掉了,肝炎的帽子被摘掉了, 理直气壮地回单位要求恢复原工作职位。 由于大家对中国首例艾滋病表现为肺孢子虫肺炎(PCP )印象太深刻,80年代 曾一度认为PCP 是艾滋病的特异并发症,其他疾病不会合并PCP.所以在一位白血病 人出现呼吸衰竭、表现出PCP 症状时,北大人民医院陆道培院士将王爱霞请去会诊。 王爱霞解释,PCP 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它不是艾滋病的专利,血液病、肿瘤和艾滋 病一样,都因会免疫功能低下而产生PCP ,立即用复方新诺明治疗。由于用药正确, 病人迅速好转。同样是一例解放军总医院80岁高龄的双肺PCP 病人,因考虑到病人 肾功能不太好,王爱霞给她选用了抗真菌新药卡泊芬净,病人双肺功能明显得到改 善。 与细菌斗智斗勇了一辈子,王爱霞对五花八门的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作用机理、 用法、特性、长处、短处,如数家珍。她的用药,充满了哲学和辩证法,娴熟而游 刃有余,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与细菌、病毒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她最想警告临 床大夫的话就是,“大夫斗不过细菌产生的耐药性。只有熟悉药物的禀性,你才能 很好地驾驭它们,才能使它们发挥出最好的作用,也即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国内这一领域长期由3 位女强人三分天下,她们是上海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汪复、 北大前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李家泰与协和的王爱霞。三个人特点鲜明:汪复专攻抗 生素,李家泰侧重药物的临床药理研究,而王爱霞侧重在多种药物的临床运用,特 别是疑难重症病人怎样选择合适药物,如何处理错用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等等。 “临床疑难疾病涉及感染问题的会诊离不开南北二王(王爱霞、汪复),”方圻大 夫说。 戴自英90年代来京进行“抗生素的合理使用”讲座时,到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嘱 咐随行的人把王爱霞叫来,“听众的现场提问就由你来替我回答吧。”王爱霞急忙 说,“医生们都是冲着您来的,我怎么可以呀?”戴老师鼓励她,“我已经离开临 床多年,理论上没问题,但临床上的问题你比我熟”。 在药物的掌握上,王爱霞脱口而出的一些话语,常被临床医生奉为宝典。比如, “药物引起的肝炎,可用激素治疗”“半衰期长的药,除了非常对症,否则不能用” “药物进入体内什么时候起作用,作用能持续多久,都要在用药前做严密的推算” 等等。协和长期引以为豪的合理用药,受到同行叹服,正是因为有王爱霞等的支撑 和正确引导。 临床工作中常可见到一些老百姓得病心急,缺乏相关知识,看门诊时盲目点名 要某某抗生素,觉得越贵效果一定越好。而某些医生为了迎合患者,或出于利益, 不顾原则地满足病人的要求。面对这些“自作主张”的患者,她总是苦口婆心地劝 说,“抗生素不能随便吃,即使家里有存货,也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我手里就 有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可我自己很少用。设想一下,现在一点点小毛病就用,等到 真的生病时,用这点普通的抗生素还灵吗?” 多年来王爱霞一直把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传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在学界,她 是继戴自英之后国内讲药物合理使用、抗生素合理使用的最重要的主讲人。2006年 协和医院开办继续教育“名家讲坛”,首场报告就是王爱霞的“抗生的素合理使用”。 据说,会场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各级医生。她还在全国举办了多次讲座,深入基层作 讲座和培训,并主办期刊、发表专题文章。2006年,她和中国感染学界的同事们将 美国著名的《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医生。这本书详细 介绍了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感染性疾病,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和病毒在内的各种 常见病原菌,首选治疗方案和备选治疗方案,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她说, “这本书已经4 次再版。但我们发现大家还是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本书的使用诀窍。 所以我正在备一堂课,内容就是如何解读这本书。”让临床医生都能对药物娴熟驾 驭,这是王爱霞最大的心愿。 作为中国知名的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经常出现在全国各类疑难重症大会诊的 现场。一次参加一位极危重病人的会诊,很多同行在场,王爱霞提出停用正在使用 的广谱抗生素,理由是这位病人广谱抗生素用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再用下去就 会冒着很大的真菌感染风险,但现场几乎没有一人同意她的意见。王爱霞让了一步 :“那就这样,还用抗生素,但咱们试着将广谱的换成低档的、窄谱一点的。患者 今天体温是38% 多,如果明天早晨起来体温从38% 多降到37℃多,那就说明药停对 了。”根据王爱霞的主张,医院停用了广谱抗生素。第二天一早,王爱霞就直奔病 房,此时患者体温已降到37.6度。主管医生问,“王老师,今天抗生素怎么用?” “继续停。”王爱霞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们问王爱霞教授,“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特别是多数专家持不同意见的 情况下,您为什么还要冒着巨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作出停用抗生素的决定呢?” 王爱霞说,“那你就要看这药用了以后,对患者的利大还是弊大,比方我继续 用这个抗生素,有利的一面是患者可能继续见好;但不利的一面是真菌该上来了, 一旦真菌感染,就会非常麻烦。换一种药,对我而言是冒一点风险,但对于病人说 来是大大的有利啊。” “您这是在权衡利弊?” “对,临床诊治工作其实就是个权衡利弊的过程。不过,权衡的不是我自己的 利弊,而是对病人身体的利弊。医生如果要权衡自己的利弊,保险系数固然会很大, 让病人再用三天抗生素,我不用冒风险,大家也都同意。对不对?可是站在是否有 利于病人的角度来衡量,早一天停广谱抗生素,病人就会恢复得更快,没有并发症, 不就更符合逻辑了吗?”王爱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