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悦勤:女,51岁。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精 神卫生研究所和第六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预防医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精神病学会国际会员。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名誉教授。 采访黄悦勤,我是通过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李鹰介绍,她俩是北大附中校友。 我去之前,李老师介绍说:“黄悦勤是咱们学校卫生系79级学生,现在是精研所和 六院的书记,性格泼辣,说话有点儿神叨,但挺有蛊惑力。” 第一次会面,我跟散文家周晓枫一起去她办公室,见到她第一眼就让人眼睛一 亮,黄悦勤不仅热情坦率,极善表达,而且秀美端庄,长发乌黑,淡妆得体,微笑 露齿,大大的眼睛略显朦胧,那天,她穿了一件十分提神的红上衣。晓枫爽言快语, 当面称赞,说:“您有着您这个职位不必拥有的美貌。”她说得没错,透过她中年 的风韵,可以看出青春时代的姿色。 “您这么……当初怎么选择来精研所?”我只问出后半句,没好意思说前半句。 的确,在外人想象中,“疯人院”里的女大夫也该是五大三粗,面目凶悍,即使长 唇须也属正常。 “说起来也算缘分吧。”黄悦勤说。1984年她本科毕业,考上公卫系连志浩教 授的流行病学硕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她主动申请到精研所社会流行病研究室 工作,用行话讲,是“用预防医学的方法研究精神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规律,探讨 病因以及预防、控制和策略”。说她“主动”,其实也有“被动”成分:一来她本 想留在流行病教研室当老师,但听说那年系里只留男生不留女生;二来她对这个领 域感兴趣,流行病学是方法学,必须用在一种病上,许多疾病都有人搞过,唯有精 神病领域涉足人尚少;三是她父亲和沈渔邨所长是老相识,抗战期间他们曾在西南 联大同窗,50年代又碰巧一起去苏联留学,由于有这层关系,沈所长对黄悦勤希望 有加,以至后来连志浩教授为女弟子争取到留系名额,黄悦勤还是忍痛放弃,只因 不愿让沈老失望。换句话说,要不是顾及父辈的私交,黄悦勤很可能与精研所擦肩 而过。 到精研所后,黄悦勤体会到沈教授的高瞻远瞩,搞全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调查, 当时在中国非常先锋。1982年,精研所就在卫生部支持下搞了首次“全国流调”, 调查人数四万人,那是一件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大事,奠定了精研所在全国的领先 地位。黄悦勤到所里搞这个专业,前辈已为她铺好了路,这项工作的开展也确实需 要她这样科班出来的人。 谈起“精研所”,黄悦勤说这个名字起得很妙,考虑到了社会上对精神病的歧 视心理,假如直呼精神病院,不但很多病人不敢来,恐怕有些医生也不愿意来。 “精研所”乍听上去,感觉是一家研究单位。当然,黄悦勤去精研所确实也是为搞 研究,不过按照沈老的要求,研究人员也懂临床,黄悦勤对精神病专业边学边干, 跟其他大夫一样接诊,开药。 以前,黄悦勤没怎么接触过“疯子”,记忆最早的一次是在十岁,她随父母到 江西农场下放劳动,有位被关牛棚的老师敢在会上“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成“现 行反革命”。见习期间轮到精神科,有位病人一本正经地问他们:“我看你们都很 可怕,你们警帽上的国徽怎么这么大?”黄悦勤跟同学们呵呵大笑,觉得好玩儿。 只要走进精研所小院,就能听到有人唱歌。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的远房亲戚住进 有两道门隔离的兴奋室,黄悦勤自告奋勇陪护了一夜,当时她并不知道有幻觉妄想 的病人有多危险,事后回忆才觉得后怕。 做临床后,黄悦勤跟病人接触多了,惊险时刻也随之增多。有一次,她行政值 班时去病房巡视,刚出病房里面的门,就被一位病人掐住了脖子,黄悦勤本能地大 喊一声,心想这次要殉职了,有位护士听到呼救冲了过来,经过一阵厮打,最终将 病人制伏。病人突然安静下来,和颜悦色地跟黄悦勤解释:“我并不想杀你,只是 想抢你的钥匙。” 最恐怖的一次是她怀孕三个月时,有位闹着要出院的男病人一脚踹开办公室门, 闯进了医师室,抄起桌上的烟灰缸砸碎门玻璃,随后朝黄悦勤这边扑过来。“我真 觉得要完蛋了,心脏怦怦狂跳。要是他朝我踢一脚,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流产。”回 忆起当时的惊险情景,黄悦勤至今心有余悸,“出乎意料的是,病人冲到我跟前后 却绕开了我,扑向我身后的两个男大夫。看来精神病人犯病时也不是全没有理智, 可能他也明白,好男不跟女斗吧。”这类事情,现在讲起来像个笑话,但在发生的 一刻却叫人胆战心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让她害怕,有的让她看了心疼。她管过一位躁狂患者, 那是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每天给总理写信提改革建议,而且喝水无度, 几乎喝到水中毒。还有一位迫害妄想的大学生,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总怀疑在 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在迫害他,有一次外出走失,几天后被发现时,躺在某个小火车 站外的水坑里发高烧,后来发展到败血症而不治身亡。不过有的患者结局不错,她 管过的另外一位重症男病人,不但妻子不离不弃,康复之后还承包了一个收费厕所, 自食其力了。 80年代末黄悦勤做辅导员时,遇到一位南方来的新生。新生家属再三拜托,说 孩子有病,请老师多多照顾。黄悦勤问什么病?家属说是“草黄症”。黄悦勤没听 懂对方的口音,又问孩子服什么药?家属回答:碳酸锂。黄悦勤恍然大悟,这位新 生患“躁狂症”,立即告诉了教育处处长,校方为此拒绝接收,毕竟当医生需要比 常人更健康的心理。面对家长求情,黄悦勤也很难受,直到听说那孩子被一所工科 学校录取了,她不安的心才放平静。 90年代初,黄悦勤随丈夫去美国读书,从1993—1995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欧文分校精神病学与人类行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美国期间她意识到,精神卫生 水平的提高代表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医院,病人会主动说自己有人格障 碍、酒精依赖;在她租住的公寓,当空姐的房东就主动告诉她自己去看心理医生, 原因是第三次婚姻又触礁了。在当时,有中级职称的黄悦勤在精研所挂一个号五毛 钱,而在美国看精神科医生要每小时150 美金! 回国之后,黄悦勤心气很足,很想大干一番事业,命运安排,她被调回到公卫 学院当了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那年黄悦勤36岁,是学院里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她从事了六年的教学管理,2002年出任新成立的社会医学健康教育系主任。在此期 间,她申请到一笔20万美金的研究基金,当时真感觉“一夜暴富”,立即组织全教 研室人员做了一项历时三年的大项目,在北京25所高中对一万名中学生进行人格障 碍的调查并著书立说。 2000年,黄悦勤被聘为教授,但为了能当“博士导”,她同年开始读博士学位。 2002年年底,她被调到精研所当党委书记。那段时间,黄悦勤生活的弦绷紧到极点, 她既管党务行政,又搞教研,读博士学位的同时,自己还带两位硕士研究生,写论 文天天熬到凌晨五点,八点就又要坐到办公室里。 人只要有“奔头”,就什么都能扛。黄悦勤对做学问始终保持的那股类似青春 期的狂热,想来也有家族遗传。她祖父黄修青是民国时期的科技精英和爱国资本家, 中国有线电工业与技术的先行者;外祖父邵福曾随茅以升修过钱塘江大桥,是中国 现代筑港技术的参与人;父母都是北大、清华的资深教授……实话实说,黄悦勤同 意去精研所“当官”,真正吸引她回去的并不是书记职位,而是为去做学问——当 时精研所准备搞第三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遗憾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如 今市场经济,做研究也要拿钱说话。20世纪90年代,做2 万人的调查花10万元就够, 现在做3 万例以上的调查预算,预计要花上3 千万元!由于没找到经费,当时的计 划流产了。“真是十年磨一剑,又过了十年,去年我们终于从卫生部和科技部申请 到资金,计划在全国31个省市做30000 个样本,最远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说到 这里,黄悦勤的语调变得轻快了。 黄悦勤解释,由于跟上次调查相隔二十年,这次调查意义非凡,因为在这二十 年间,连国际疾病的诊断标准、工具和理念都发生了改变。“比方说,神经官能症 这个病名已经没了,而分焦虑、恐惧、强迫、创伤后应激障碍……随着对疾病的了 解更加深入,疾病分类更新更细。都说中国的精神病越来越多,究竟怎么个多法? 什么病多了?为什么多了?因此这次流行病调查的任务很重,意义很大。”黄悦勤 说话坦率得可爱,她说这里也有个私心,这次调查一旦成功,够她慢慢写十年文章。 黄悦勤当书记的九年里,并非风平浪静。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袭击中国, 北京成了重灾区,黄悦勤也经历了一次不小的考验。俗话讲,“穿衣要穿布,吃饭 要吃素,上班要走路,当官要当副”,可当时院长于欣出国在外,院里人的眼睛全 盯在她这位书记身上,事无巨细都要她做主,有生以来她从未感到如此大的压力。 “要知道,我们跟普通医院不同,全是封闭病房,病人又不配合,你给病人量体温, 病人都可能把体温计吞了,万一出一个SARS,那可怎么办啊?!” 六院虽没有“非典”,但与六院一墙之隔的三院有。另外,有一位被送到人民 医院进修的护士长,在那里的急诊室染上SARS,幸好及时隔离治愈。当时黄悦勤下 了三道禁令:不去三院会诊;不去三院急诊;再也不收病人。作为流行病学专家她 很明白:如果管理不善,没出事是你运气,出了事是必然的,而且早早晚晚会出事, 一个人不会总有运气。黄悦勤虽下令不收,但病房里还是收进了一个,而且是一位 SARS感染者! 原来,北大一院有位学生不幸被感染,时任北医副校长的吕兆丰说:“这是咱 们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救!”于是,黄悦勤专为这名学生开了个病房,配专门的医 护人员负责监护,因为跟“非典”患者接触过的人不能再接触其他病人,以防交叉 感染,不久后转送小汤山医院。 北京市当时搞“一刀切”,要求每家医院派30名护士支援地坛医院。六院注册 护士总共只有80名,为抽出30名护士,整整关了一层病房,有的病人被送回家,有 的合并到其他病房。医院里曾干过护士的行政干部,统统被派到病房救急。黄悦勤 至今记得30名护士出发时的揪心场景,那一刻的氛围,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 悲壮。带队的护士长流泪央求:“能不能把我孩子带来,让我再看一眼?” 那些天,黄悦勤感觉像在打仗,每天都紧张地忙到半夜,偶尔夜里十点钟回家, 会觉得奇怪: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有了那段经历,黄悦勤坚强了许多,自觉不会 再有什么让她害怕,不会再有什么能将她难倒。“非典”,对所有亲历者来说,都 挑战了极限。 2008年,黄悦勤还干了一件别出心裁的事,既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又圆了 自己的文艺青年梦——她利用国际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提供的7000英镑资金,亲自 组织拍摄了一部长达90分钟的老年痴呆症宣传纪录片《暮年的困惑》,将老年痴呆 的症状和治疗、护理知识写进剧本,运用电影的语言告诉一个家庭该如何应对,如 何不放弃希望与亲情。 采访中,我们聊起人们对精神病的认识,黄悦勤说:“一说精神病,大家想到 的就是奥运期间杀人的疯子,想到校园行凶的精神分裂教师。问题是,重症精神病 毕竟容易识辨,毕竟属于少数,而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一条的轻症患者,要占 人口的10% !焦虑失眠的人比比皆是,许多‘捣蛋鬼’其实患的是儿童多动症,过 去常说的‘老糊涂’,实际属于老年认知障碍……人体有骨骼206 块,肌肉639 块, 已经清清楚楚,可人的脑神经细胞有上千亿个,并且知之甚少!按照国际疾病分类 第十版的标准,精神疾病共分十类,总共包括三四百个亚种!要想把所有精神病都 诊断出来难度很大,不能像查高血压、糖尿病那么简单,要想为精神病人下诊断, 至少也要花半个小时,有的要花很长时间观察和调查。你看,”黄悦勤一口气说下 去,“如果你有人格障碍,绝对不承认自己有病,要想把这类病人诊断出来,要综 合许多信息,花费很大精力。其他慢性病调查,可以使用现有的监测网,但我们不 行,必须一例一例地做。在对方非常配合、调查员非常熟练的情况下,完成一例调 查通常也需花40分钟,要是病人不配合或病情复杂,我们的最高纪录是问7 个小时! 可想而知,要想做好这次调查,难度相当大……” 说着说着,黄教授的话题又回到流行病调查上,而且越说这事困难,她越眉飞 色舞,可见她最大的兴奋点就在这儿。她告诉我说,第三次“流调”去年已经正式 立项,目前正做具体方案。我心中暗想,或许对她来说,即便当了十年的官,从某 种角度来说仍算“卧薪尝胆”,现在她终于能够一展身手,做十年前,甚至二十五 年前想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