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玉凤:女,65岁。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专家,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卫 生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儿童心理卫生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医 学继续教育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委员,中国心 理卫生协会和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 王玉凤是黄悦勤的博士生导师,当年她进精研所,同样只能用“缘分”解释。 1970年王玉凤从北医毕业,被分到了北大一院儿科。尽管70年代的北大一院儿 科名医济济,秦振庭、王宝琳、左启华、吴希如等老大夫都在科里。迎她入科的王 延华主任说:“来儿科的医生,没有人会不喜欢儿科的。”后来果真被老师言中, 从那之后,王玉凤跟孩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区别只是,先救治孩子的身体,后呵护 孩子的心理。 分到北大一院后,王玉凤并非总在医院,1975年她随援藏医疗队赴阿里支边, 一去就是两年整。在她之前,儿科已选派过两位医生,第一位患了肾病,第二位有 高血压,因此才匆匆忙忙派王玉凤顶替,从决定到出发只有一周时间。没时间参加 入藏培训,全科老大夫都围着她转,热心地教给她医疗技术,仿佛要在几天之内将 自己一辈子的经验都传授给她,担心她遇到难以应对的复杂情况。按理说援藏医生 该派业务骨干,王玉凤当时还只是个“小大夫”,是职称最低的住院医生。 70年代生活很穷,入藏者能带一小包糖果就很奢侈了(一般医疗队不许带食品, 乌鲁木齐的一个大商场摆的是“样品不出售”的高粱饴),当时没有红景天,据说 吃糖能预防高山反应。出发前,秦振庭教授把王玉凤叫到身边,慈爱地递给她三块 包着金箔纸的巧克力说:“你刚来科里不久,就去承担这么重的任务,自己一定照 顾好自己。” 当时交通不便,医疗队先乘火车到乌鲁木齐,然后搭汽车经叶城,翻过海拔5500 米高的界山大阪入藏,前后用了半个月。整个医疗队58位成员,包括北医、协和、 中医研究院、医科院、阜外医院、积水潭医院、同仁医院等几个支队,分别被派到 当地不同区县。北医队人最多,11名队员,队长是后来曾任副校长的程伯基,他们 被安排在海拔4200米高的狮泉河镇。说是个镇子,但死气沉沉,没生活气息。医疗 队住在行政专区,与军区相邻,用王玉凤的话形容:“就那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 一座监狱,一个商店,一个篮球场,一个跟我办公室差不多大的书店,没有饭馆, 没有理发店,所以我们出发前要学会推头剪头。在那里工作的人没有多少,不用一 年就都认识了。专区医院的护士大都是藏族同胞,医生多是从内地轮流去的汉人, 几个大夫几乎包了全部的病房、门诊和急诊夜班。” 抵达阿里,王玉凤惊了!她不是被高原生活的艰苦吓住了,而是惊愕于西藏的 自然美景:天高云低,山近路远,苍穹湛蓝,闻风奔流,肆意随性,瞬息万变,长 河玉带,九曲回肠,神湖如镜,天水难分,草原上云影飘浮,经幡猎猎。在那个年 代,运动中的人来到大自然中,相当于一种回归,一种逃逸,一种养心的修行,一 种浪漫的享受。 在专区工作住在砖房,下乡期间,则要跟藏民一起睡帐篷。白天,队员们骑着 马背着药箱在牧区巡诊,感觉像走在没有观众的大舞台上;夜里,透过帐篷可以看 到月光和繁星,钻进类似睡袋的马褡子里,躺在用来隔潮的羊粪上,听到远处的狼 嚎、近处的狗吠和牦牛粗重的喘息,半夜里常被帐篷外的牲畜拱醒。没有电灯,没 有电话,没有报纸,只在中午从十二点到两点,可以定时与内地电报联系。医院作 为公用财产给全队人马配备了一台小收音机,休息时大家轮流听,但高原上根本听 不清楚,必须抱在腿上,侧着耳朵,聚精会神,才能透过云声风声捕捉到只言片语。 文化生活约等于没有,偶尔从乌鲁木齐运来一部电影胶片在操场上放映,王玉凤想 了半天想起了一部《决裂》,唯一记得的场面是葛存壮给学生们讲“马尾巴的功能”。 王玉凤自嘲说:“生活艰苦,但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我经常一个人沿着狮泉河畔散 步,同伴们开玩笑说,我踱步的样子像个大人物似的。” 当代人骑马相当于打高尔夫球,代表富豪阶层的生活时尚。医疗队队员骑马, 则是把马当成交通工具,骑术是在草原上和峭壁旁练出来的,而且他们骑马的本领 更高,因为只有马镫,没有马鞍。王玉凤也忘了自己是怎么学会骑马的,反正她很 快成了马背上的赤脚医生,经常骑马探望当地牧民。有一次,好胜的王玉凤跟口腔 科大夫林久祥争试骏马,据说他们要骑的那匹马是县里的跑马赛冠军。王玉凤跃身 上马,放缰挥鞭,风驰电掣地跑了一会儿,虽然过瘾,但她心里开始犯嘀咕,因为 前面有片沼泽地,万一陷进泥沼,且不说自己性命难保,伤了藏民的马也没法交代。 想到这里,她猛然勒马,一个前滚翻越过马头栽了下去,一只脚还扣在马镫上。幸 好马通人性,原地站住,否则真不知会发生什么。站在远处的同伴撒腿跑来,直到 望见她从地上爬起,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那场惊险,当时吓得倒吸凉气,几十 年后回忆起来却很开心。现在的王玉凤,已是年过花甲、头发花白、体形富态的老 教授,想当年曾是扬鞭跃马、跋山涉水、风里跑雨里奔的女中豪杰。岁月不饶人, 但也对得起人,青春的莽撞,也是青春的瑰丽。 阿里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住一个人,有时要骑大半天马,才能看到一顶帐篷,即 使找到了帐篷也未必能见到人,藏民们在山野里牧牛放羊。只有在打青稞的时候效 率最高,医疗队给藏民们体检,看牙齿,摸肝脾,听心肺,量血压,一个公社虽然 总共才有156 个人,但要做到大人小孩一个不漏,还是吃力得像一个工程。王玉凤 说,她感慨于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医疗队去内地,即使甘草片也是不给,是卖 给病人;可在西藏,我们不仅免费给当地人看病,给药,甚至献血,可为了出诊租 一天马,还要付给藏民一块钱。那时一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要知道,我毕业时才挣 46元,转正56元,当时干十年的好几个大夫工资还没涨到62元呢,所以我说,那些 搞‘藏独’的人真没良心。”医疗队跟藏民的关系非常好,经常有藏民好奇地问: “你们离毛主席有多远?”王玉凤就掏出纸笔给对方画示意图,自豪地说“我们跟 毛主席住斜对门”,然后享受地沐浴在藏民投来的羡慕目光中。北大一院门诊部与 中南海确实就仅隔条马路嘛。 在专区医院工作,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科室,但抢救的时候所有人齐上,所以队 员们在医疗队受到的锻炼和应急本领,远远超过在医院里学到的。那时候,经常白 天抢救,夜里出诊,经常有藏民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快去某某某地,那里有个病 人“正在死”。等赶到那里,也许等了好久才见病人若无其事地背着背篓进门,也 许病人的症状跟传话人描述的完全不同。有一次,王玉凤跟同事乘救护车出诊,大 雪飘飘,山岭皑皑,救护车漏水,半途中抛锚,司机让大家用手揉雪球化水。天无 绝人之路,有人望见不远处的河边有一户人家,于是他们提着水桶跑去借水修车, 勉强开到了目的地,在帐篷里打着手电给病人输液。类似的场景太多太多,艰难中 留下难忘的记忆。 在没有网络的年代,“家书抵万金”。邮车一个月来不了两趟,一封信单程就 要走三四个月,十二月份封山之后,下趟邮车要等来年五月。每回邮车来前,都有 人会通知:三天后有信上来!于是大家奔走相告,兴奋失眠地等待将至的家书。由 于信息太封闭,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又特别多,所以每人的家书都成了公开信,大伙 儿争相传阅,大声朗读,然后将各家信里的只言片语东拼西凑,猜测国家发生了什 么大事,有时去边卡向哨兵打听消息,因为边卡有通内地的电话,消息或许灵通一 点。1976年元月周总理去世,专区没组织追悼会,医疗队的同事自己开,接着朱德 去世,毛泽东去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中国那个最动荡的龙年,王 玉凤是在山高皇帝远的藏区度过的。 1977年,王玉凤随医疗队返京,分手的时候,藏族医生护士和学生们与医疗队 的战友们抱头痛哭,艰苦的日子打造了生死之交的友谊,有的同事曾因高原缺氧险 些丧命。回到北京,中国已开始冰消雪融,同事们激动地跟她描述“四五事件”时 广场上花圈满地的悲壮场景。两年前扛去的木箱又扛了回来,衣裤被褥没多没少, 只是变旧变破,渍透了羊膻味,无论怎么洗晒都经久不散。离藏前,《参考消息》 报道了可能要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医疗队开始讨论医生以后的发展,她也从林 久祥那里借来一本英文科普读物自学英语。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转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一向勤勉好强的王玉凤动了心。 1979年,王玉凤如愿以偿地考上儿科主任李树政的硕士研究生。一年之后李教授出 国,把女弟子转给了精研所所长沈渔邨。就这样,出于偶然的契机,王玉凤来到精 研所,成了沈老的弟子,主攻阅读障碍和儿童多动症等课题。那时候,周围也有人 不看好这个专业,有熟人跟她开玩笑问:“你怎么搞起玄学来了?”起初,王玉凤 自己也不大适应,以前看病,可以验血、照片子或做病理切片;现在看病,面对的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靠问靠想靠推理。后来她去美国进修才体会到,自己身为 儿童精神病医生的儿科临床工作背景很受欢迎。 在沈渔邨教授的指导下,王玉凤又开始了寒窗苦读,查文献,写论文,学外语, 做实验,吃在实验室,睡在实验室,但对王玉凤来说称不上“苦”。她说:“吃过 援藏医疗队的苦后,我相信世界上的什么苦我都能吃。后来我还随医疗队去过云南, 感觉简直是享福去了。” 1982年硕士毕业,沈老挽留她在精研所工作,并预见她研究的课题会成为热门, 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根据国外经验,在发展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过程中,儿童行 为问题将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受重视。儿童多动症也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类 孩子智能不差,但学习、行为和情绪方面却有缺陷,太过好动,注意力差,容易冲 动,不管在家在学校都难与人相处,让大人头疼,并影响学业。据查,目前在中国 学龄儿童中的患病率为4.31% ~5.83% ,也就是说,有近2000万的中国孩子患多动 症,若按美国的诊断标准,这个数字则会更高。更大的问题是,如果早期没得到及 时诊治,半数以上人的症状会持续到成人,容易导致焦虑、成瘾、人格障碍,甚至 犯罪。现在回想,后被选为工程院院士的沈渔邨教授很有远见。 80年代中期,王玉凤继续攻读沈渔邨的博士,1988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自 己培养的精神病学博士。沈老为了拓宽精研所的研究范畴,先后两次送她去美国哈 佛大学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1989年研究儿童气质课题,1999年则做分子生物学研 究。近些年,王玉凤还围绕儿童多动症开展影像学、基因学研究,建立系统数据库, 十二年间收集了数千个病例,在这个研究领域威望甚高。王玉凤疼孩子,爱孩子, 为了那些病孩子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吃住都在所里。黄悦勤这样评价自己的老 师:“当领导忍辱负重,做学问做到极致。” 90年代,当上教授的王玉凤开始带硕士生和博士生,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 她培养出一支水平整齐的研究团队,她带过50多个弟子,许多已成为精研所的中坚。 在王教授办公室的书柜里,摆着一张印着许多头像的“家谱图”。看到我好奇,她 从书柜里取出,如数家珍地逐一介绍自己麾下的各届后生。那是弟子们送给她的生 日礼物,上面还印了八个字:清白为人,正直传家。 在办公室桌上书架上墙上和柜橱里,还摆了许多孩子的照片,都是她学生们的 子女。逢年过节,总会有人举家登门探望她,平时也总有孩子让她操心,让她高兴, 让她惦记。王玉凤这辈子吃了很多苦,但她从不抱怨,而会感恩,感恩于她遇到的 好老师们,感恩于精研所这块学术净土;虽然没有成家,但她是许多家庭的亲人, 虽然没有子女,但她是许多孩子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