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岁那年，父母将儿子接回家，住在一个矮墙矮屋的小院里。父母昼夜加班，
很少在家；即使在家，半夜来人敲门也是家常便饭，“王主任”的喊声未落，父亲
已经鲤鱼打挺似的从床上跳起，披上衣服冲出屋门，不是直奔手术室，就是赶赴塌
方或瓦斯爆炸的矿难现场。“文革”期间武斗不断，流血不断，仅说1967年8 月7
日的一场平遥武斗，双方就死了50多人。不管是哪派人被打伤，父亲都会被召去抢
救，在特定时期内，“救死扶伤”也有特定含义。

    有时夫妻俩同时随医疗队下放，十岁的王杉就已生活自立，买菜烧饭，打水洗
衣，劈劈柴，烧煤泥，王杉并没觉得有什么委屈。即便父母在家，一家人之间也没
什么沟通，父母不是看书。就是忙家务，虽然同住一院，但儿子跟父母住对门，见
面的频率像两户邻居。

    虽然父母都是尽职敬业的临床骨干，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但在动乱岁月也未
能免受冲击。有人抓住王杉父亲的留苏经历，诬陷王子林是“苏修特务”，业务上
受到长期排挤。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山西医学院才在王子林的强烈要求下，将运
动中对他的调查材料从档案中销除。所谓的“调查材料”，不过是“文革”专案组
从他磁县老家搞到的逼供信。王杉记得父亲多次说过：“那些不实之词对我来说已
经无所谓了，但不能把它留给我儿子！”运动把中国人搞怕了，谁知道那些陈芝麻
烂谷子，哪天会变成杀人武器？

    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王杉还是自觉幸运，尽管父母没时间照顾他，但在学
校遇到许多恩师一小学的陈老师，初中的常老师，高中的姚老师，他每每提起都心
怀感恩。他说：“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之前，我受到的教育都是在学校。我之所以能
考上大学，都归功于那些老师们。当年在太原六中（现晋山中学）教过高考班的老
师们，后来都成了省教育干部学院的骨干。”王杉记得，有一位高中物理老师，解
放前是国民党的飞机技师，讲课从来不带教材，只凭手中的一根粉笔，出题解题，
潇洒推演，他身上那股沉着自若的大家风度，让孩子们感觉世界上所有的难题都是
他出的；教化学的许老师，身上有一股魔法般的亲和力，有本事让孩子们因为他而
迷上错综复杂的分子式。

    班里有几个要好的男生十分抱团，形影相随地总摞在一起，其中包括《吕梁英
雄传》作者、山西省作协主席西戎的儿子席健。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年代，成年
人的理想替代了孩子们童年的天真快乐，他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评古论今，用幼
稚的想象憧憬乌托邦的未来世界。王杉后来喜欢读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放学回家，王杉常去席家玩耍，在那里读了不少书，王杉记忆最深的是马克·
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且不说读懂读不懂，即便囫囵吞枣，也享受到阅读的快
感。不过，王杉的父亲反对儿子读闲书，担心影响学校的功课，于是父子俩展开了
游击战：儿子则把课本大模大样地摊在桌上，将小说藏在拉开一半的抽屉里，一听
到大人的脚步声靠近，立即推上抽屉，假装背书。有一阵王杉看小说上瘾，蒙在被
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由此养成一目十行、提纲挈领的读书本领，一晚上就能读一部
长篇。说歪打正着也好，说反叛心理也罢，正是这一点点禁锢中的微小自由，培植
了王杉自觉自愿、难以遏制的读书热情。

    王杉喜欢上学，去学校的热情比回家还高。上中学时，他清晨六点就摸黑起床，
踅出家门，沿着漆黑的街巷一溜小跑地去学校。路灯昏暗，发着棉花糖一样球状的
黄光，自己的影子伏在地上，时而拖长，时而缩短，时而前后交叉，脚步沙沙，像
轻窜的蜥蜴。那时候，全中国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孩子的脑袋里也绷紧了弦，
为了提防躲在阴暗角落里伺机破坏大好形势的坏蛋蹿出，他总是走在马路中央，警
惕周围的风吹草动。从家里到学校，步行需要二十多分钟，远远看到星光下的校门，
王杉的心里就开始兴奋。时间尚早，学校的小铁门还没有开，他翻墙进院，摸进教
室，只为赶在别的同学之前打扫卫生。他记忆中的学生时代，像是在一个用知识锻
造的铠甲里，社会上的运动风起云涌，他天天都是愉快的。

    70年代，学生在校园里的时间并不多。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还要三天两
头地学《毛选》，开批判会。在陶瓷厂上千摄氏度高温的瓷窑旁，王杉给茶壶上过
彩釉；在汽车制造厂的总装车间和翻砂车间，他在高温和噪音里第一次见识到什么
是工人。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师傅，至今他想起都肃然起敬。休息时听师傅们聊家长
里短，开色情玩笑，那是最早的成人教育。至于学农，对王杉来讲，与其说下乡锻
炼，不如说郊外野营。他拔过萝卜，扛过玉米，推过水车，割过辣椒，他手上留下
被辣椒树划破的伤疤。最让王杉期待的是，同学们不分你我地睡在一张只铺草席的
大通铺上，夜里假借解手之机，爬到老乡家的枣树上摘还青得硌牙的大枣，钻进鸡
窝偷鸡屎未干的鸡蛋。学工学农虽然缩减了校园内的课程，但确实让大院里长大的
孩子看到了社会，看到比自己生活更贫寒的农民，相当于接受了一次国情教育。

    1975年暑假，王杉的父亲被医院派到如日中天的大寨所在地昔阳县医院帮助工
作，暑假期间破例带上了儿子。当时全国都在学大寨，原来的穷乡僻壤变得鼓乐喧
天，全国文艺团体都蜂拥而去，轮流会演，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简直是乌托邦国
的“伍德斯托夫”。虽然没见到陈永贵的真身，但王杉享受了副总理坐骑的隆重接
送，只是“大红旗”车让他第一次晕车，也不知是真晕，还是出于惶恐。不管怎样，
王杉第一次看到大院外的世界，尽管并没有走出山西。

    离开大寨，父亲又送他去北京，借宿在一位亲戚家。十五岁，王杉第一次像一
只被放飞的鸟儿，每天从曙光电机厂出发，形影相吊地自由行走。游故宫，登香山，
逛碧云寺，游樱桃沟，并去了过去在黑板报上看过的天安门和琳琅满目的王府井。
莫非身心的解放可以刺激垂体素的分泌？就在那年暑假，王杉突然长高了十几公分，
在班里的座位，一下从前排调到了后排，多年的自卑突然释解，仿佛获得了心理的
解放。

    1976年多灾多难。周总理去世时，班主任常老师在班上介绍总理事迹时竟潸然
泪下。王杉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一代领导人具有很大的人格魅力。毛主席去世，
师生们在教学楼后的一片土坡上举行追悼仪式，大人们恐惧的眼神，让王杉感觉到
天塌地陷。

    唐山大地震后，太原的医院也承担了抢险任务。被拆掉座椅的三叉戟飞机将伤
员运来，然后用军车运到医院，有不少是在抢险中被砸伤的解放军。王杉听到大人
们叹息，在转运伤员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医学知识，有人将脊柱损伤的病人从车上
背下，那一背反要了伤员的命。王杉第一次意识到医学知识的重要。

    1977年夏天，王杉得知应届大学生可以考大学的消息时，正在太原郊外的一个
山乡学农。作为一向拔尖的好学生，高考对他来讲自然是“时代的选择”。班主任
姚老师教他们数学，他是一位重男轻女的传统中国男人，喜欢抽烟，他在十五六岁
的孩子们眼里，既是令人敬畏的长者，又是很有范儿的孩子王，总跟一帮男生泡在
一起，即便高考前最紧张的日子，他也不忘劳逸结合，先解几道几何难题，然后带
孩子们到操场上打会儿篮球，打累之后，再回到教室用一口山西话讲方程式。或许
归功于姚老师的偏心，全班共九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八名是“追随”他的男生。

    谈到报考志愿，如今已成名医的王杉回顾往事，表示想起来“后怕”。因为，
对这个将自己的孩提记忆都封存在医院家属院里的孩子来说，要他选择未来职业，
竟不知道除了医学专业之外还能够选择什么。填写志愿表时，王杉的父亲在外地开
会，他拿着志愿书却没了主意，脑子里只有自己生在长在的“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于是不假思索地填上了山西医学院医学系。还是一位教过他的老师提醒他，
说他怎么也该报一个重点院校，他这才加了一个“北京医学院医学系”。好听地说，
王杉考北医是“命运安排”；难听地讲，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因为他从来就
没动过“当大夫”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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