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像山鹰飞向长空，像小河奔向海洋，我们告别亲爱的母校……”1965年大学
毕业时，卞毓麟的同学袁本凡创作了这首《毕业歌》。“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那个年代的青年学子都这么说，也都这么做了，而且绝大多数人
也是这么想的。卞毓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这是一个令很多人不胜羡
慕的新起点。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较先进的地位，在天文仪器、天文观
测和历法等诸多方面，皆有举世瞩目的重要贡献。但到明朝后期，中国在许多方面
就日见落后了。清末，侵华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立近代天文机构。法国传教士率先于
1872年在上海设立徐家汇天文台，1900年他们又在佘山另建一台。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前进，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2002年该会庆祝成立80周年，卞毓麟曾拟贺联：

    情钟九天，堪称心高；

    同庆八秩，犹言年少。

    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在南京建成，国人习称“紫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科学院接管原有诸天文机构。徐家汇和佘山两台后来合为独立的上海天文台。2002
年，该台广征“台训”，最终采用的8 个字“精勤司天，诚信修文”，乃系卞毓麟
同刘炎共拟。精指“精心”，勤是“勤勉”，康熙帝曾为钦天监题匾曰“观察惟勤”。
司为“掌管”，中国唐代有“司天台”，宋、元有“司天监”，均为执掌天文、历
法的官署。诚信是科学研究的首德，修文则指著书立说。上下句末字暗合“天文”。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是1958年开始筹建的，简称“北台”。1965年夏，卞毓
麟前往该台所在地“北京西郊中关村”报到。那时，此地环境幽静，交通还不太方
便。如今，“中关村”名扬四海，而原本在那里的许多科研单位却又乔迁新址。北
京天文台今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新址在朝阳区大屯路，邻近著名的奥运场馆
“鸟巢”和“水立方”。

    卞毓麟能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应当说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困扰了
卞家多少年。卞献之赡养老母，照料病妻，供儿子上学，多年来辛苦难言，如今身
体日衰，工作生活每每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他想给南京大学天文系去信，恳请组
织上予以照顾，让卞毓麟毕业后回上海工作，协力克服日见严重的家庭困难。然而，
他的为人之道却对此投了否决票：服从国家需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说他也不愿
给儿子带来丝毫的不良影响。

    卞毓麟孝敬父母，也很想留在父母身边。但他当时毕竟年轻，对父亲面临的窘
境缺乏切肤之痛。他觉得，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北京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向往的
地方，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专业对口，学以致用，良机焉能错失？于是，他踌躇满
志地辞别双亲和年迈的祖母，来到憧憬已久的祖国心脏——北京。

    一切都只是在电影和书本上见过：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天坛，北京动物园，
还有雄伟的北京城墙……卞毓麟甫到北京，立即尽兴地一一参观，神圣的崇敬感不
禁油然而生：啊，伟大的中华文明，伟大的首都！

    北京动物园斜对面的北京天文馆，常被人误认为就是北京天文台。其实，天文
台是中国科学院下辖的科研机构，天文馆则是市辖的科普场所。它们宛如一对“堂
兄弟”，专业上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卞毓麟初到北台，适逢科学出版社推出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大众天
文学》中译本的第一、第二分册。译者李珩教授出生于1898年，早年留法，1933年
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他曾在紫金山天文台任研究员，后为上海天文台
首任台长。李先生精于中文、英文、法文，深谙数学、物理、天文，一生发表著述、
译作达千万字之巨。洋洋百万言的《大众天文学》是世界科普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
一，也是李老耗费心血最多的译作。该书原作者弗拉马利翁有一条座右铭：“科学
知识应该大众化而不应该庸俗化。”卞毓麟认为它值得所有的科普工作者铭记在心。

    卞毓麟给李先生寄去自己同黄群合译的阿西莫夫佳作《地外文明》。87岁高龄
的李老语重心长地在复信中写道：

    ……你的译笔亦明白晓畅，能达作者的原意。此种译作必能得多数读者的欣赏，
至为可贺，我希望你多多介绍Asimov和Sagan 的科普著作以飨读者，更望你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丰富你的科学知识，发展你的文学修养，效法两位作家，以成为我国
的科普创作名家。任重道远，引为己任，我于足下寄予无限之期望，尚祈勉之勿忽！

    4 年以后，李先生在上海逝世。他的教诲依然铭刻在卞毓麟心头。

    中文版《大众天文学》的校者李元出生于1925年，致力科普事业迄今已达65年
之久。他32岁时成为北京天文馆最主要的创建者之一。1998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将第674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李元星”，以表彰他对天文普及事业的杰出贡献。

    卞毓麟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被李元先生的科普热情深深感染。几十年来，两人
谈起那些世界顶级科普大家，往往眉飞色舞。弗拉马利翁、阿西莫夫、卡尔？萨根、
帕特里克？穆尔等人的作品都是他们的至爱。李元非常赏识卞毓麟对科普的认识和
才能，他说，卞毓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优秀的科普作家之一。今年年初，他将自
己珍藏的一套30余册英文原版《阿西莫夫少年宇宙丛书》悉数赠与卞毓麟，并题词
曰：“纪念阿西莫夫90周年诞辰，送给卞毓麟教授。您是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最
忠实的中国读者、译者、朋友、研究者。”

    当年，卞毓麟到北京天文台才一个月光景，即随中国科学院的“四清”工作团
到山西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返京时，“文革”已经开始，科
研业务中止，科普就更无从谈起了。寒来暑往，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各地广播电台陆续举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卞毓麟才和无数听众一样，得以抓
住这一机会，为日后阅读和翻译英语书籍铺下了一块块基石。

    在上海，一生辛劳的卞献之退休了。他患有心血管疾病，卞毓麟能不能回沪帮
助照料家庭，一次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上海市拟建
一座天文馆，并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内设立了筹备组。那年秋天，筹备组同北京天文
台协商，将卞毓麟借调到上海。

    建造一座大型天文馆，对卞毓麟的心灵是一种震撼。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调研建馆方案，编写展览提纲，举办天文讲座……还参加了本文开头谈到的那次
1976年日环食观测。

    “爸爸老了。”卞毓麟细细端详着自己的父亲，心中暗道。母亲依然卧病在床，
比以前更消瘦了。祖母88岁，老年痴呆症状日益严重，渐渐地，她连自己钟爱的独
孙都不认识了。第二年，这位慈祥的老人寿终正寝。

    但是，卞毓麟取得上海户口的希望渺茫，他始终只是“借来帮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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