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卞毓麟借调上海之际，开始与朱润薇相恋。她是华东师范大学1968届毕业生，
当时在天津铁路一中任教。有一次，未来的岳母向卞毓麟诉说：“小妹好不容易省
下来的钱，不去买衣服，倒买了那么厚一本书。”卞毓麟听罢，不禁暗自称赞。如
今，那本厚厚的《当代汉英词典》依然静立在他们家的书架上。1976年7 月，卞毓
麟和朱润薇结为连理。

    上海天文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成。1978年3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深入人心，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著名的书面讲
话《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院随即广泛引进各方人才，1978年秋，卞毓麟结束4
年的借调生涯，携父母从上海回到原单位北京天文台。

    朱润薇仍在天津工作。每周六下午，从天津到北京，费时不足2 小时。但从北
京站到沙河站却得花3 个多小时。沙河站是北京天文台的一个工作站，位于德胜门
到昌平公路上朱辛庄站东边的七里渠村，周围是一片片农田，离最近的公共汽车站
也有5 公里光景。周末，集体宿舍的室友回家了，卞毓麟夫妇就在那里住一晚。周
日傍晚，朱润薇就得返回天津。

    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一次解决了400 名科研人员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朱润
薇也调来北京，到海淀中学任教。平时她仍住校，周末才回到20来公里外的沙河站。

    1979年秋，卞毓麟父亲生病住院，天文台借给他一间搭在办公楼旁边的临时木
板房，父母亲从沙河站迁到此处，离医院近多了。晚上，人们都回家了，卞毓麟夫
妇就睡在办公室的4 张桌子上。这种状况，前前后后延续了3 年多。直到他们家从
一间房调整为一个里外间，两人才真正住到了自己家里。不久，朱润薇的母亲也从
上海来了。老人家眼、耳都有严重疾患，日常生活很不方便。

    年复一年，在非常艰辛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共同照料3 位老人和孩子。朱润薇
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甚至还帮卞毓麟誊抄了不少稿件。回首往事，同
甘共苦，卞毓麟由衷地感激和敬佩自己的妻子。困境见真爱，也折射出对于事业的
理解和支持。

    卞毓麟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常有人问：“你这样不辞辛劳地写作、翻译，
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又很富于哲理性的问题。1985年，法国的《解
放》杂志曾出版一部题为《您为什么写作？》的专集，收有各国400 名知名作家的
笔答。例如，巴金回答：“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
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
奋斗。”

    更多的作家是用其他方式来作答的，卞毓麟时常思索它们的真谛，并且把它们
分成几种类型。例如，法国诗人菲利普？苏波说：“为什么写作？因为这是我的兴
趣之所在。”法国女小说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回答则是：“它使我着迷。”卞毓
麟称它们为“兴趣型”。

    英国小说家格林厄姆？格林的回答很调侃：“写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长
了个疖子，只等疖子一熟，就非得把脓挤出来不可。”卞毓麟称其为“水到渠成型”。

    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的回答有点朦胧：“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我自己也搞不
清。”美国作家查尔斯？布列斯基的回答更耐人寻味：“一旦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写
作，那么肯定地讲，我就再也无力写下去了。”卞毓麟将它们纳入“不知型”。但
由此也可看出，虽然同为“不知”，却又大有异趣。

    卞毓麟看到了阿西莫夫的回答：“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
这样做，我就会死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卞毓麟的诠释是：“无比浓厚的兴趣，
加上极强的使命感。”一家电视台在采访阿西莫夫时曾经问他：“如果医生说你只
能活6 个月了，你会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我会加快打字速度。”卞毓麟认为，
这足以为上述诠释作证。

    卞毓麟本人究竟为了什么？“因为科普需要人做，作品需要人写，因为事情就
在那里”，这一回答，脱胎于“世界第一登山家”乔治？雷？马洛里的故事。有人
问马洛里为什么爬山，他回答说，因为“它就在那里”。马洛里在一次登珠峰时随
风逝去，失踪了。人们奉他为英雄，并不在于他是否登上了峰顶，而在于其应对挑
战的精神和勇气，在于坚持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接近它。

    科普就在那里，该由谁来担当？早在1992年，卞毓麟就发出了呼喊：“科学普
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此说旨在呼吁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们
深切地关注科普事业。上海的《科学》杂志将卞毓麟的同名文章作为“特稿”刊出，
后来多家刊物又相继转载。

    为什么特别需要科学家们深切地关注科普事业？科普界许多人都熟悉卞毓麟那
个“发球员和二传手”的比喻：“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是站在科学发展最
前沿的科学家。尤其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首先只能由这
些科学家来传布。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乃是无可替代的‘发球员’。”
“当然，有了‘发球员’还要有‘二传手’，这样才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把科学之球传到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中去。”

    1996年2 月，“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卞毓麟、赵致真等特邀代表被
安排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卞毓麟发言的题目是《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在新的历
史时期为科普事业多作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合
影。会上，卞毓麟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心情激动之余，更觉重任在
肩。

    在大会上发言的另一位特邀代表赵致真，是武汉电视台台长，恰与卞毓麟同岁。
他是学中文出身的，但极其热心科普事业。1995年春，中央电视台开辟新栏目《科
技之光》，即由赵致真从武汉率队赴京具体运作，卞毓麟是他们最早的嘉宾之一。
阿西莫夫有一部百万言的名著，叫做《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共有古往
今来1510位重要科学家的小传。中文版易名为《古今科技名人辞典》，卞毓麟译了
其中101 位天文学家和作者的传略。赵致真从开始致力于电视科普起，就把它作为
案头工具书。至今他还经常说起，这部书非常有用，只是它未以汉语拼音排序，查
阅时有不便。于是他就不惜工夫，将目录所列的全部科学家逐条剪下，再按自己的
需求重新排序。如今谈到卞毓麟对于科普的贡献，赵致真的评论脱口而出：“卞老
师的科普、卞老师的书，影响的是一代人，很多人正是通过他的书热爱科学、了解
科学的。”

    以特有的惯性思维，本文笔者不禁向卞毓麟发问：“假如把花在科普上的时间
全部用于科研，您是不是会成为一名更优秀的科学家？或者，假如把用于科研的时
间全部用到科普上，您是不是会成为中国的弗拉马利翁或者阿西莫夫？”

    卞毓麟坦然答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会发表更多的科研论文，有些论文的
水平也可能更高些，但我不能保证一定有质的飞跃。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会发表更
多的科普作品，有些作品也会更出色，但我不能保证达到那些科普巨擘的高度。无
论是科研还是科普，我的天分都不高，但勤奋却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科研和科普
并不是在相互‘抢时间’，科普有一项功能就是促进科学自身之发展。科普不仅必
须有人做，而且必须很虔诚地去做。我这个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