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刘宝珺献身于地质科学60年了。 我们这颗漂流在茫茫宇宙空间的蓝色星球,埋藏着太多的秘密。地质科学,既 古老又年轻,它像一座充满悬念的迷宫,吸引着一代代学子深陷其中,又像一部无 字的大书,蕴藏着人类变革与进步的哲理。 当我们伟大祖先第一次拾起石头掷向猎物时,就对脚下这块大地有了最早的认 识。智慧的祖先利用石器,制造陶器,开发铜、铁、铅、锡等金属矿产时,已经开 始使用地球物质;在兴建农田水利时,已经了解到土壤的性质;在观察火山和地震 时,已经开始探索地壳变动的原因。近两百年来,人类对地球的起源、历史和结构 的研究逐渐形成地质学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求,地质科学有了迅 猛的发展。 翻阅中國的地质学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康有为在研究西方天文学、地质学和 古生物学的基础上,写了《诸天讲》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对宇宙模型、太阳 系起源、日地关系和月亮圆缺等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 梁启超更直说: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近万字的《孙中山先生建國方略撮要》多处涉及地质学。方略指出,交通的开 发、商港的开辟、铁路中心的建设、新式市街、公用设备、水力的发展等,要依靠 冶铁制钢以供上列各项之需。方略中的种种构思,体现了孙中山建设强大中國的美 好愿望。 而鲁迅的一生,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早年毕业于 南京路矿学堂矿物班。1902年发表了《中國地质略论》,1906年与顾琅合著《中國 矿物志》。如果鲁迅继续从事地质学研究,必将成为中國地质科学的大家。 地质科学仿佛有一种穿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特殊张力,让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鲁迅等追求中國现代化的先驱,从地质科学中获得启示,并汲取到矢志改 革的精神力量。 刘宝珺学地质,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1931年9 月,刘宝珺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孚如由南开中学 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南开中学任教。刘孚如博学多才,为 人正直,后来成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特级教师。他膝下有宝珺、宝璋、宝塎三个儿 子。父亲充满爱心却教子有方,让宝珺从小学做家务劳动,早起生炉子,准备早点, 洗衣做被,缝补鞋袜,锻炼他的独立生活能力。 凄厉的警报声撕碎了童年。在刘宝珺的记忆中永远烙下了那场冲天大火——南 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父亲眼见美丽的校园片刻间成为一片废墟,怎不痛心 疾首。父亲说,南开的师生宣传抗日非常积极,在全中國都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 想用炸南开来吓唬中國人,那是痴心妄想! 父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國之心。日军一占天津,他即辞去教职,宁忍生活 之苦,难忍亡國之辱。 刘宝琚就读的小学派来了两位日本教官。教官身穿军装,一脸冷酷,脚蹬马靴, 走起路来耀武扬威,小学生们见了更是避而远之。日本教官规定,课堂上不准讲中 國历史,但老师们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压低嗓门讲民族英雄,讲鸦片战争以来國 运的衰颓,讲立志救國的道理。凡是讲到这些,刘宝珺总是尖起耳朵,细细聆听, 像夹缝中生存的小草,拼命吸收宝贵的雨露。 事实上,刘宝珺从小就很好地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初乳”。母亲知诗 明理,把一个大家庭打理得井然有序。母亲早早地教他读《论语》;讲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讲杨家将;讲岳母刺字和岳飞“精忠报國”…… 从小学到初中,是他一生中极其压抑的日子。 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鞭炮声刚刚响过,南迁的南开中学便在天津恢 复办学。刘宝珺考入了南开中学。这一所先后培养出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以 及一大批國家栋梁之才的中华名校,为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师资条件和学习氛围。 刘宝珺打篮球,敲扬琴,唱京戏,听西方古典音乐,业余爱好在南开的宽松环境中 得以充分发展。1950年,刘宝珺以优异成绩毕业,经过保荐考试,燕京大学化学系 向他敞开了大门。 这时,刘宝珺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因为早一年从南开毕业的同学李仲锡、 朱家榕给他写信说,新中國百废待兴,最紧缺的是地质方面的人才,劝他学地质。 从儿时,刘宝珺已经明白,世界上,最庄严最神圣最崇高的,莫过于祖國。既 然是祖國需要,只有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刘宝珺放弃了保送,考入了清华大学地 质系。 地质学的点滴知识与经验,都需要汗水与心血的付出。在中國老百姓眼中,地 质工作者就是“爬山匠”,那是满脸阳光与风霜,背负沉重的行囊,爬山不止的硬 汉子、铁姑娘。他们以广袤的地壳为工作室,崇山峻岭,大漠雪原,幽谷深洞,大 江大河,是摆在面前难啃的无字之书。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 是每天工作与生活的必修课。一句话,干地质这行当,首先就得吃天下难吃之苦, 遑论做出多大的成绩。 五十年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首《勘探队员之歌》风靡中國,像风暴一 样吸引了年青的海燕们投入地质事业,飞向四野八荒: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一样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饥饿和寒冷…… 1953年夏天,陇海铁路上列车疾驰,隆隆的车轮声和着刘宝珺心跳的节奏,一 路呼唤着向西,向西!大学毕业了,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报效祖國的急迫 心情,建功立业的渴望,让刘宝珺放弃了回天津看看父母的打算,一接到分配通知 就上了路。一路凭窗远眺,他恨不得立马飞向甘肃。那里有甘肃白银641 地质工作 队,是他毕业分配的单位,同行的有同班同学万子益。 列车接近家乡西安时,万子益试探着向刘宝珺征求意见,希望能下车回家看看 久别的妻儿。刘宝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宋叔和先生已经在“大铁帽”下面 发现了铜矿,我们得赶快去报到,那边有好多工作急需我们去做。万子益爽快地说, 好吧,听你的。 当“西安”二字在站台上闪过时,万子益深情地望了一眼。之后若干年,随着 阅历的丰富,刘宝珺为此事深感后悔,直到八旬高龄写自叙时还提及此事说,当年 的我,太幼稚了。 但是,对于选择学地质,他从未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