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刘宝珺献身于地质科学60年了。

    我们这颗漂流在茫茫宇宙空间的蓝色星球，埋藏着太多的秘密。地质科学，既
古老又年轻，它像一座充满悬念的迷宫，吸引着一代代学子深陷其中，又像一部无
字的大书，蕴藏着人类变革与进步的哲理。

    当我们伟大祖先第一次拾起石头掷向猎物时，就对脚下这块大地有了最早的认
识。智慧的祖先利用石器，制造陶器，开发铜、铁、铅、锡等金属矿产时，已经开
始使用地球物质；在兴建农田水利时，已经了解到土壤的性质；在观察火山和地震
时，已经开始探索地壳变动的原因。近两百年来，人类对地球的起源、历史和结构
的研究逐渐形成地质学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求，地质科学有了迅
猛的发展。

    翻阅中國的地质学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康有为在研究西方天文学、地质学和
古生物学的基础上，写了《诸天讲》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对宇宙模型、太阳
系起源、日地关系和月亮圆缺等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

    梁启超更直说：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近万字的《孙中山先生建國方略撮要》多处涉及地质学。方略指出，交通的开
发、商港的开辟、铁路中心的建设、新式市街、公用设备、水力的发展等，要依靠
冶铁制钢以供上列各项之需。方略中的种种构思，体现了孙中山建设强大中國的美
好愿望。

    而鲁迅的一生，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早年毕业于
南京路矿学堂矿物班。1902年发表了《中國地质略论》，1906年与顾琅合著《中國
矿物志》。如果鲁迅继续从事地质学研究，必将成为中國地质科学的大家。

    地质科学仿佛有一种穿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特殊张力，让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鲁迅等追求中國现代化的先驱，从地质科学中获得启示，并汲取到矢志改
革的精神力量。

    刘宝珺学地质，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1931年9 月，刘宝珺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孚如由南开中学
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南开中学任教。刘孚如博学多才，为
人正直，后来成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特级教师。他膝下有宝珺、宝璋、宝塎三个儿
子。父亲充满爱心却教子有方，让宝珺从小学做家务劳动，早起生炉子，准备早点，
洗衣做被，缝补鞋袜，锻炼他的独立生活能力。

    凄厉的警报声撕碎了童年。在刘宝珺的记忆中永远烙下了那场冲天大火——南
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父亲眼见美丽的校园片刻间成为一片废墟，怎不痛心
疾首。父亲说，南开的师生宣传抗日非常积极，在全中國都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
想用炸南开来吓唬中國人，那是痴心妄想！

    父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國之心。日军一占天津，他即辞去教职，宁忍生活
之苦，难忍亡國之辱。

    刘宝琚就读的小学派来了两位日本教官。教官身穿军装，一脸冷酷，脚蹬马靴，
走起路来耀武扬威，小学生们见了更是避而远之。日本教官规定，课堂上不准讲中
國历史，但老师们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压低嗓门讲民族英雄，讲鸦片战争以来國
运的衰颓，讲立志救國的道理。凡是讲到这些，刘宝珺总是尖起耳朵，细细聆听，
像夹缝中生存的小草，拼命吸收宝贵的雨露。

    事实上，刘宝珺从小就很好地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初乳”。母亲知诗
明理，把一个大家庭打理得井然有序。母亲早早地教他读《论语》；讲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讲杨家将；讲岳母刺字和岳飞“精忠报國”……

    从小学到初中，是他一生中极其压抑的日子。

    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鞭炮声刚刚响过，南迁的南开中学便在天津恢
复办学。刘宝珺考入了南开中学。这一所先后培养出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以
及一大批國家栋梁之才的中华名校，为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师资条件和学习氛围。
刘宝珺打篮球，敲扬琴，唱京戏，听西方古典音乐，业余爱好在南开的宽松环境中
得以充分发展。1950年，刘宝珺以优异成绩毕业，经过保荐考试，燕京大学化学系
向他敞开了大门。

    这时，刘宝珺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因为早一年从南开毕业的同学李仲锡、
朱家榕给他写信说，新中國百废待兴，最紧缺的是地质方面的人才，劝他学地质。

    从儿时，刘宝珺已经明白，世界上，最庄严最神圣最崇高的，莫过于祖國。既
然是祖國需要，只有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刘宝珺放弃了保送，考入了清华大学地
质系。

    地质学的点滴知识与经验，都需要汗水与心血的付出。在中國老百姓眼中，地
质工作者就是“爬山匠”，那是满脸阳光与风霜，背负沉重的行囊，爬山不止的硬
汉子、铁姑娘。他们以广袤的地壳为工作室，崇山峻岭，大漠雪原，幽谷深洞，大
江大河，是摆在面前难啃的无字之书。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
是每天工作与生活的必修课。一句话，干地质这行当，首先就得吃天下难吃之苦，
遑论做出多大的成绩。

    五十年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首《勘探队员之歌》风靡中國，像风暴一
样吸引了年青的海燕们投入地质事业，飞向四野八荒：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一样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饥饿和寒冷……

    1953年夏天，陇海铁路上列车疾驰，隆隆的车轮声和着刘宝珺心跳的节奏，一
路呼唤着向西，向西！大学毕业了，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报效祖國的急迫
心情，建功立业的渴望，让刘宝珺放弃了回天津看看父母的打算，一接到分配通知
就上了路。一路凭窗远眺，他恨不得立马飞向甘肃。那里有甘肃白银641 地质工作
队，是他毕业分配的单位，同行的有同班同学万子益。

    列车接近家乡西安时，万子益试探着向刘宝珺征求意见，希望能下车回家看看
久别的妻儿。刘宝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宋叔和先生已经在“大铁帽”下面
发现了铜矿，我们得赶快去报到，那边有好多工作急需我们去做。万子益爽快地说，
好吧，听你的。

    当“西安”二字在站台上闪过时，万子益深情地望了一眼。之后若干年，随着
阅历的丰富，刘宝珺为此事深感后悔，直到八旬高龄写自叙时还提及此事说，当年
的我，太幼稚了。

    但是，对于选择学地质，他从未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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