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记忆深处，有这样一幅油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角，摆放着一把被阳光镀亮
的冲锋号，一只绣着红五星的黄挎包，一个被子弹击穿的旧水壶。而在这些物品的
旁边，是一丛盛开的小小的、金黄色的菊花。

    被炮火硝烟熏过、被气浪冲击过、被掀起的尘土掩埋过的黄色花瓣，依然鲜亮
夺目，仿佛绽放出幽幽清香来，花蕊中曾经晃动过的透明的露珠，早已被炮火震落
了吧。这圆脸般美丽的花朵，在向战场、向世界展示着纯洁而灿烂的微笑。

    这是许多年前看过的一幅画。这幅不见人物的画，竟然长久地占据我的心灵。
每当秋风起、秋霜降的时节，这幅画就会从记忆的深水中浮上来，让我时不时地想
起她们，想起那些像美丽的流星倏然划过天际的女兵们，想起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
那些姐妹们，想起回荡在祁连山上那冗长而久远的回声。

    画面是简洁的，宁静的，这战争间隙中的宁静，令人惊心动魄。故事是悲壮的，
惨烈的，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浸透了女人鲜血的战争让人不忍回顾。

    1935年底，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24岁的王泉媛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
女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次年3 月，在河西走廊与马家
军血战40多天后，西路军损失惨重，数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5000人。在西路军总
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的危急关头，王泉嫒主动请缨，带领1300
名姐妹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这是一页悲壮的历史，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在每人得到5 发子
弹、2 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部队进入梨园口阵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凤凰卫视》中看到主持人采访王泉媛的镜头。年近九
旬的她，身着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伸出指头在细数着战斗的次数。她的语调平静
而和缓，满是皱纹的脸上，浮动着浅浅的微笑。

    因弹尽粮绝，妇女独立团全军覆灭，阵亡负伤近千人，活下来的几乎全部被俘，
惨遭蹂躏和残害。在历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机会来了，王泉媛死里逃生，
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无人证明她的身份，她不能被收留。万般无
奈之下，她只好又按长征的原路走回老家。1942年7 月，当她沿途乞讨，腿脚溃烂、
蓬头垢面地回到江西吉安时，家人都不敢相认。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
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在罗霄山山脉的角落里，王泉嫒默默无闻地存活下来。
血与火的战斗结束了，但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她曾经出生入死，血洒沙场，
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不被承认。解放后，她孤身一人生活，前后收养过六个
孤儿，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文革”期间，噩运降临，她无端地背
上了“叛徒”、“逃兵”的骂名，到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她已经76岁。

    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

    在电视画面中，当王泉嫒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目送记者离开时，看着她
家徒四壁的破房子，看着她门前那狭窄拥挤的小巷，眼泪几乎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脑海里，又迭出那幅油画来。

    这些卑微而顽强的生命，这些被践踏的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战
场上的小小的菊花吗？

    愈经风刀霜剑，愈加开得灿烂，这就是战地黄花的性格。要开出纯粹的金黄，
来证明自己的傲骨与高贵；要开出灿烂的秋色，来证明自己美丽而凄凉的存在。

    凛冽的霜风吹拂着，菊花还在灿烂地盘开着。冲锋号、挎包、水壶还摆在战场
的角落，她们却走远了，簇拥着、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山去了，走进遥远的历史
中去了，晴朗辽阔的霜天里，传来了她们隐隐约约的歌声。

    从她们伤痕累累的背影里，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非凡的坚强，从她们英姿飒爽
的戎装中，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灵魂的无比壮美。

    她们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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