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65年,陈映真离开任教的中学,进入美商辉瑞药厂。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 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富裕、自由之象征的美国,成了台湾人最 为依赖和向往的国度。“跨国企业”的工作给了陈映真直接的经验,写于1966-1967 年间的小说,开始隐约而敏感地意识到“美国”这个矗立在台湾上空的巨大而虚幻 的符号,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损耗了,虽然“美国”此时只是小说里的一角影子。 《第一件差事》里,他继续关注从内地赴台的人精神负荷与生存危机。早期《 文书》(1963)里国民党将门之子安某,背负着战场上公报私仇杀死排长、战后作 为镇压方枪毙“二二八”犯人的秘密,最终精神错乱;而到了《第一件差事》,内 地钱庄财主家的独子、流落台湾的“胡心保”,则在苦苦奋斗终于有了美丽的妻女、 体面的人生之后,忽然丧失了奋斗和生存的动力,在虚无中走向自杀。胡心保的情 人,一个台湾本土富家出身、大学毕业、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女子林碧珍,其略显颓 废、叛逆的个性,透露着陈映真对美国影响的一代人的一点浮面的观察。无论如何, 笼罩“外省人”的阴影,从“历史”进入“现实”,或许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资本 主义时代的来临,将把外省人和本省人一同挟裹到“富裕的虚无”中去了。 于是,在《最后的夏日》里,我们看到美丽的中学女教师,一边躲避着或偏执 猥琐,或自命不凡而在她眼里皆是“自私、自作多情”的男同事们的追逐,一边将 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男友——工程博士“康”的身上,她的理想,正是 到那个富裕之地,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在更为著名的《唐倩的喜剧》里,唐 倩,一个周旋于台北文化名流的漂亮、丰腴的女人,折射出台湾知识界追随西方理 论风潮的空虚可笑。最后,唐倩将“大师们”抛在身后,奔向美国那个“伟大的新 世界”,嫁给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了,台北“小小的读书圈”失去伊人,益 发寥落不堪。在资本主义怪兽的强大威力面前,什么存在主义的痛苦、实证主义的 福音,全都失声了。 这一阶段的小说,陈映真描写60年代台湾社会僵硬而浮躁的文化知识界,语多 嘲讽。但讽刺的文体显然并非他所长,他既不够刻薄,也不够机智——这或许和他 的个性有关?但是这些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在日后证明了他的敏感和“先知”能 力。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人的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弊端和危机,日后一一显现 ;而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空洞追逐和话语游戏,不是一再重演、至今不曾消歇? 那个时刻,陈映真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又一条后街的存在,那就是飞速发展的消 费社会的后街。但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和辨明,1968年,他就入了监狱。 如今看来,他几乎是命定着要走向绿岛(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所在地)。这一时 期他创作的讽刺、批判风格,是秘密受着内地文革这一激进风潮的影响的——努力 摆脱“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这影响在实践层面,便是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那 侦探密布的年代,做着成立小组织的准备了。即便有过内地政治经验的姚一苇意识 到这个为理想燃烧的年轻人的危险,发出了委婉的警告——“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 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 莫过于此”③——他还是为他想象中的革命,入狱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特赦,陈映真提前三年出狱。他再度进入一家美 商企业温莎药厂工作。狱中七年,正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七年——所谓“经济起 飞”,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商业经济下的沧海桑田,而以自身在企业中的更深层体 验,陆续写出了反思跨国企业中的台湾社会问题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 行货车》(1978)、《上班族的一日》(1978)、《云》(1982)、《万商帝君》 (1982)等。 他写了台湾人如何在跨国企业中奋斗钻营,如何与同胞勾心斗角,与洋上司巧 妙周旋、忍辱负重——当情人哭诉被洋上司调戏,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负 的什么重呢?从创作之初就将贫穷与富裕的辩证当作重要主题的陈映真,在这个 “腐败的经济成长”的时代,在这个美国挟强大资本以经济“入侵”的时代,察觉 到台湾人在个人心性和民族尊严上的双重失落。《夜行货车》中,通过苦干、隐忍 和心机,终于爬到中高层位置的台湾人林荣平,风度俨然,但是决不轻忽诡诈的力 量;关爱情人刘小玲,但情人与事业相较是可以舍弃的。这无疑是跨国企业中最惯 见的“成功”的台湾人,与此同时,陈映真写了另一个有着模糊的反抗意识的人, 詹奕宏,他能力突出,但讨厌诡诈,他也喜欢刘小玲,却对她的过往不饶恕——也 许也是因为爱!这样一个带着鲁莽、粗野的气息,心灵充满矛盾挣扎的人,恰是陈 映真寄予希望的人,希望他是那个被金钱蚀毁的社会中,勇敢地逆向而行的人。 六七十年代,也是陈映真的好友黄春明、王祯和写出他们重要的乡土文学代表 作的时期。黄春明的《再见,撒呦娜拉》和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一个写 日本商人在台湾“买春”,一个写花莲妓院老板们如何利用“美军过境”的商机, 嬉笑怒骂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时 代被牺牲被抛弃的乡村的关注,以及对于美国、日本“经济再殖民”和台湾社会的 软弱性的批判。可以说,陈映真的台北跨国企业,和黄春明、王祯和的乡村小镇, 共同构成了经济起飞年代最有力的、批判现实的台湾文学的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