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轮机长赵勇也并不感到轻松。他与船长沈权是宁波海校的同学，没想到他们成
为最好的搭档。他对“雪龙号”是充满感情的。至今，他还记得关于“雪龙号”从
乌克兰接回中国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他毕业后，最早来到海洋局东海分局“向阳
红”10号船上。经受了大风大浪之后，他深感中国的南极科考事业的发展，必须解
决破冰船的问题，没有破冰船的海上支持，南极科考事业就很难持续推进。90年代
初期，苏联解体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乌克兰赫尔松造船厂为前苏联承造的一艘北极
补给船待售。中国国家海洋局得悉这一消息，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将这艘破冰船购买
下来。可是，要将这艘船接回中国，却并非易事。1993年，赵勇等24人先乘飞机到
达莫斯科，又转乘火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程到达乌克兰。在乌克兰的几个月中，
每天都需要熟悉设备，工作非常紧张。为了节约费用、不跑空船，他们等到一个机
会，到乌克兰的另一个港口装载了满满一船钢材，并雇用了一个船长。从黑海到地
中海，越过苏伊士运河，一切都很顺利。但他们行进到红海口的时候，“雪龙号”
出现机械故障。一个月后，才等到配件运达……本来40多天的航程，他们整整走了
两个月零十二天！

    1994年第一次启用“雪龙号”破冰船前往南极执行科考任务的时候，赵勇已经
非常熟悉这艘科考船了。但是，南极变化莫测的气候条件依然给破冰船带来困难。
“雪龙号”在南极中山站所在地的普里兹湾一带，被厚厚的冰层阻挡了。当时正值
11月，冰层很厚，而破冰船的破冰厚度大约在一米左右，对超过厚度的冰层就无可
奈何了。“雪龙号”被迫停下，等待着冰雪融化的时机。一个星期后，冰雪开始消
融。“雪龙号”开始缓慢地破冰航行，推进到距离中山站七八海里的时候，再也难
以前进了。科考队员们只有使用直升机将大量的物资、设备运抵中山站。1995年回
到上海之后，赵勇感到自己的工资水平太低了，月工资仅仅600 余元，觉得这样艰
苦的工作付出的太多了。他辞去了“雪龙号”上的工作，先后到希腊、新加坡、香
港等船舶公司工作，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几年问由大管升为轮机长，月工资也已达
到3000多美金。尽管如此，他总是觉得隐隐约约地失去了什么。他毕竟对“雪龙号”，
以及从前的战友们有着刻骨铭心的深情，每次从海外回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探访停泊在黄浦江边的“雪龙号”。

    “雪龙号”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熟悉，每一个舷窗，每一个角落，每一台机器，
甚至每一个螺栓……都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曾经伴随过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它的机舱里、甲板上、很多地方，都有着自己的汗水。他要在这艘度过最难忘的时
刻的船上，和以前的朋友们聊天，他愿意从“雪龙号”上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不愿意离开。越是远离，才越是感到离去的事物的亲近，才越能掂量出自己失
去的东西的真正分量。而且，长期的国外打工生活，尽管享受着较为优厚的待遇，
却从时空距离中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总是想着有朝一日，用自己在外国
船舶公司学到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日益繁荣发展的祖国服务。1995年，这
一机会来临了。“雪龙号”正好缺少一个业务精熟的轮机长，当时的船长袁绍宏在
一次聊天时动员他回归“雪龙号”，朋友们也在劝他回来，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决定辞去国外船舶公司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雪龙号”上。

    第21次赴南极科考之前，担任轮机长的赵勇的母亲在一次医疗检查时，被发现
患有胃癌，69岁的母亲生怕影响赵勇的工作，一直不让家人告诉他。当他从南极归
来，船行至中国海域时，他急忙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他知道，他每一次出海，母
亲都会一直牵挂。结果，电话里传来了嫂子的声音，告诉他母亲得了胃癌，正在术
后化疗。赵勇清楚记得，那一天是2005年3 月20日，那一天，船上的朋友们都在会
餐、彼此祝贺、欢庆南极考察胜利归来，一片热烈的气氛，赵勇却一个人躲到一个
角落，默默地流泪。按照计划，“雪龙号”将在吴淞口停留一两天，赵勇提出提前
下船。领导告诉他还有一段路程，船靠岸后许多上级领导要接见科考队员，为了保
证最后时刻不发生任何机械故障，请求他还是等到船靠岸之后再离开。他答应了。

    “雪龙号”停靠在黄浦江岸边，已经凌晨3 点钟。船长袁绍宏什么都没说，立
即陪同他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母亲。来到医院已经是凌晨4 点多了，他看着母亲苍
白的面容，想到自己一走就是5 个多月的南极之旅，感到自己欠母亲的太多了。他
一下扑在母亲的病床前，泪流满面，说，我再也不跑南极了，以后我就陪着你，我
哪儿也不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赵勇开始四处奔走，访医问药，为了给母亲治好
病，他花了很多钱，买最好的药，只求母亲的病情能够好转。

    可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得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领导又安排他赴南极执行第
22次科考任务，他犹豫了。此时，母亲的病情仍未脱离危险，多么需要他待在身边！
而且他已经答应过母亲，再也不去南极了，再也不让生命垂危的母亲为他牵肠挂肚
了，再也不离开病重的母亲了！他要留下来照顾母亲，补偿多年来长期海上漂泊对
母亲的歉疚，要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服侍母亲。他给领导写了不去南极的申请，也
与领导谈了自己面临的处境和真实想法。但是组织上仍然希望他能够前往南极执行
任务，并承诺一定想办法照顾好他的母亲。实际上，理由非常简单，就是“雪龙号”
需要他，一个轮机长的责任太大了，他担负着保证航船全部机械设备安全运转的重
担，一个优秀的轮机长，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掌握先进的知识，必须经过长期的
培养。因为新船长刚刚上任，不能再换轮机长了，否则，难以保证此次赴南极科考
的安全。

    赵勇一直不敢将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直到临行前才对母亲说，他又要去南极。
他询问了母亲的病况，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支持两个月。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
他知道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就这样，他抹着眼泪，登上了“雪龙号”。
船离开上海港，对他来说，也许就意味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

    “雪龙号”缓缓离港，它带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和祝愿，向遥远的南极出发。
106 名科考队员涌向甲板，向岸上欢送的人群和自己的祖国挥手致意。这是中国科
学家第22次赴南极科考，中国极地科考事业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此次赴南极格罗
夫地区考察的格罗夫科考队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刚刚在欢送仪式上接受了孩子们的
献花，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显得悲壮、沉重。鲜花还在他们怀中，掌声已经渐渐远去，
遥远的冰雪苍茫中的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在呼唤，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来临。

    他们一共11名队员：队长，琚宜太，博士，生于1971年，虽然年龄不大，但他
已经是第三次赴南极科考了，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副队长，徐霞兴，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机械师，1950年出生，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一位，曾经在北大荒插队，
多次赴南极工作，具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在机械维修方面技术高超；李金雁，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机械师，已经几次登临格罗夫，积累了丰富的野
外工作经验；林扬挺，出生于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机械师，
著名天体化学家，第一次赴南极考察；胡健民，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构造地质学家，第一次赴南极考察；方爱民，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出生于1968年，沉积学家，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黄费
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从事宇宙核素和冰盖进退方向的研
究；彭文钧，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师，硕士，从事测绘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几次赴格罗夫山考察，对格罗夫地区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程晓，中国科学院遥感
所研究员，博士，测绘学家，性格豪爽，从事冰流方面的研究；还有两位中央电视
台的记者潘明荣和刘晓波。

    琚宜太作为队长，深感责任重大，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使他从一开船就显
得郁郁寡欢，严肃沉默。这次科考组队时，极地办公室需要找到一位具有科学背景、
同时具有丰富野外工作经验的队长，经过多方考察，最后选中了琚宜太。他是中国
对南极格罗夫山区科学考察的开创者刘小汉教授的得意门生，刘小汉教授一直对他
寄予厚望。早在他追随刘小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了南极科考的旅程。那
时，刚刚启动格罗夫山科考计划，琚宜太刚刚28岁，意气风发，对南极的一切充满
好奇，根本没在意迈向格罗夫之途处处存在着的危险，尤其是被称为地狱之门的纵
横交错、深达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冰缝，一旦掉入其中，就失去生还的可能。对于
他的胆量和勇气，刘小汉教授曾对琚宜太进行过暗中考验。一次，在南极内陆冰原
的冰缝发育区，面对一条宽度2 米多的大冰缝，刘小汉将雪地车的驾驶位置让给了
他，他毫不犹豫就开了过去。事后，刘小汉才和他说起，那次如果他退却了，他就
会让琚宜太永远退出南极科考的行列。

    刘小汉已经六次挺进南极，对格罗夫山地区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感情。他曾在
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两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历尽屈辱，我们的疆土逐渐萎缩，
到1949年，中华民族才算从感性上挺起了胸膛。但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才抬
起理性的目光，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小行星——地球。”1998
年，刘小汉经历了艰难抉择，毅然单车奔赴格罗夫山，开辟了“格罗夫山王朝”。
为了第三次格罗夫山考察，刘小汉曾将琚宜太的博士毕业时间推迟了两年。他认为，
琚宜太作为中国冶金地质工程勘查总局二局的副总工程师，毕业之后肯定无暇顾及
南极事业。而格罗夫山考察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带队。事实上，这一次，琚
宜太仍然回到自己热爱的南极科考事业中。

    此次南极科考，组织上将这样的重担给了琚宜太，就是对他极大的信任。最大
的压力在于，南极各种条件几乎不可预测，其恶劣气候、冰原地貌、冰缝的发育，
都在变化之中，由于雪橇和雪地车之间是软连接，车头和雪橇在冰坡行进时速度不
同，很容易发生翻倾事故，因此经验并不可靠，甚至经验不能成为决断的依据。这
样，如果稍有闪失，就可能出现难以想象的重大后果，这样，国家的格罗夫科考计
划就将被迫中断，南极科考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记得19次科考队，也是由于琚宣
太担任格罗夫科考队队长，一次，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缪秉魁博士，在寻找陨石的
过程中，由于过于专注，竟然掉入冰缝，幸亏他的两臂撑住，才好不容易爬了上来。
他狠狠地批评了缪秉魁博士，认为一个南极科考队员不应该两只脚都落入冰缝，一
只脚踏空就应该做出自救反应。那一次，他太后怕了。他一再对队员们说，我们是
科考，不是探险，不要有英雄主义情结、用事情结，这样特别易于产生自我膨胀，
稍不谨慎，就将铸成大错，给自己和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他作为
队长，如果不能将每一个队员安全带回来，将怎样向组织和队员们的家人交代？那
一次出发的时候，缪秉魁博士的妻子对琚宜太说，我们小缪就交给你了。想到那双
信任的眼睛，还想到缪秉魁博士有一个4 岁的孩子渴望着父亲归来，他就感到更加
后怕了。

    在南极的内陆考察，决不能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科学考察任务，还必须随时对周
围的环境充满警觉。几次赴南极科考，琚宜太已经对南极科考的危险性有了更深的
了解和体会。

    还有一次，琚宜太跟随自己的导师刘小汉赴南极考察，“雪龙号”停泊之后，
距离中山站还有40公里距离。当时正好遇到暴风雪，眼前一片迷茫，暴风雪差不多
完全挡住了视线。可是领队突然胃出血，急需抢救，情况紧急。必须赶赴中山站和
附近的俄罗斯东方站接来医生施行救治，刘小汉毫不犹豫，和机械师李金雁上车前
往。琚宜太也要前去，但被刘小汉赶下了车，告诉他，我们三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要
活着回去。但是，琚宜太还是在雪地车开动的时候，偷偷爬进了车厢。陆缘冰区的
冰厚不同，冰面凸凹不平，随时会掉入冰窟，或者雪地车倾翻，而且视线被暴风雪
遮断，只有使用“雪龙号”上的雷达为他们导航，危险可想而知。4 个多小时之后，
中国医生和俄罗斯医生被接到船上，领队的胃出血得到及时治疗，逐步脱离危险。
那时他就想到，南极科考队员更像是军人，面对危险，没有更多选择，面对家庭、
父母，也没有更多选择。

    另一位队员黄费新博士则刚刚结婚，只与新婚的妻子待了几天，就到青藏高原
进行南极科考的适应性、自救互救等项目的训练，训练结束后就前往可可西里进行
科学考察，任务完成归来，没来得及休息，就立即开赴南极科考。

    中国地质科学院构造学家胡健民心里同样忐忑不安，他是受中国地质调查局委
派，作为国家的南极普里兹湾地质制图项目格罗夫山现场执行，前往南极考察。地
质所副所长赵越专程前往上海送行。国家海洋局举行的隆重的欢送仪式仍然历历在
目，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从小学生手中接过鲜花时的激动心情。他觉得机会难得，
—定要将自己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但又不时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此次南
极之行，自己能不能回来了？如果回不来……他不能想下去了。还有就是，自己的
儿子正面临高考，能不能考上？总是放心不下，如果自己不去南极，也许会给孩子
一些帮助，有利于他顺利考上大学。也想到妻子……越是如此，对家的依恋就越深，
也就感到了对自己家庭的负疚，想到这里，壮烈的豪情平息下来，剩下了丝丝离愁。

    还有副队长、极地中心机械师徐霞兴，他的名字和古代旅行家徐霞客只有一字
之差，这也许注定他属于南极。他已经几次奔赴南极，具有丰富的南极内陆生存经
验，一直对南极考察怀有极大的热忱。他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经历过各种艰苦条
件的磨炼。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练就了一身本领，是一位技术高超的机械师。他必
须保证赴格罗夫山地区考察的车辆机械的安全运行。他个人从来不怕艰苦，也不怕
困难，可是如何能够保证此次任务的圆满完成，他心里仍然感到不那么踏实。在南
极，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遇到。上一次，也就是第21次科考队执行任务，他和队
员们一起冲击南极的冰穹A ，行进了27天之后，队友盖军衔突然血压降低，脸色苍
白。他们只好停下来，给中山站汇报之后，就尝试着联络1000多公里之外的美国设
在南极点的斯科特一阿蒙森站的医生，以便施行诊断治疗。

    科考队队医童医生终于和美国站的医生取得了联系，通报了队友盖军衔的病情。
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知道有一支中国科考队冲击冰穹A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
间已经到达冰穹A 的边缘地带了。美国医生判断盖军衔是严重的高原反应引发的心
脏病前兆，这与童医生的判断一致。这就需要病人迅速脱离高原环境，转到海拔较
低、条件较好的地方进行治疗。怎么办？通过中方领队和美国科考站通话，美国方
面决定派飞机前去紧急营救。但需要中方提供相同牌号的油料，以便飞机加油后顺
利返回，还需要提供所在地区的气象资料。很快，美方通知，飞机已经起飞，将在
三个半小时左右到达。

    徐霞兴和队友们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他将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冰原上，给即将
到来的飞机指示风向，提供地面降落的标志。三个多小时之后，美国飞机降落在中
国科考队的临时营地。美国人看到我们的十几个队员，仅仅三台雪地车，惊异地说，
想不到你们用这样简陋的装备，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的确，冰穹A 是南极的最高点，
被称为难以到达极，是极点的极点，也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前苏联科考队曾
经在60年代试图进入冰穹A ，但未能获得成功，因而，更加证明其难以到达，被确
定为生命的禁区。可是，中国队依靠一辆生活舱、一辆乘员舱和一辆发电舱，就要
征服这一最难到达的地区，在西方国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他们难以想象
中国科考队员的顽强意志和卓越的智慧，难以想象他们征服困难的决心和非凡的勇
气。

    飞机将盖军衔接走了，他将乘飞机先到达美国设立在极点的斯科特一阿蒙森站，
然后转机飞往罗斯冰架上的美国麦克默多站，最后再转机飞往新西兰南岛克莱斯彻
奇就医。中国科考队继续前行，第一次跨跃了南纬80度线，再有一天的路程就可以
到达冰穹A 了。这将是人类飞跃性的一步。那一次，徐霞兴真正感到了一个中国科
考队员的自豪和骄傲。当他们历尽艰辛登上冰穹A 之后，发现上面是30×60公里的
广阔平台，他们在这一平台上终于寻找到了整个南极大陆的最高点。中国科考队员
们异常激动，他们将13个空油桶立起来，又把每一个队员的名字写在油桶的背风面，
包括未能完成全程和最后登顶的队友盖军衔的名字，也写在了冰穹A 上。此刻，中
央电视台记者李亚玮，这一天正好是入党预备期满的日子，由五个党员组成的临时
支部，在南极的最高点上插了一面党旗，李亚玮在这冰天雪地的不同寻常的地点，
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切，给徐霞兴，也给每一个中国科考队员打下深深的烙印，将成为自己一
生的精神财富。往事好像尽在眼前，此行前途茫茫，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前面会发生
什么，随着一声汽笛，5 个多月的征程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枯燥的海上生活，开
始了。这是南极科考的悲壮的前奏曲，一切顾虑随风而去，波涛汹涌的海洋将出现
在面前，未知的一切将出现在面前，谜底将渐渐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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