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69年9 月,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薛芳森也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从抚州 市来到宜黄县梨溪公社源头村插队。 村庄贫瘠,但风光还算可以。 薛芳森和其他四男五女住在生产队的仓库楼上,光线昏暗,中间用不隔音的木 板隔开。到了夜间,两边卧淡和小便的声响彼此相闻。而仓库外就是臭烘烘的牛栏, 到了夏天,屋子内外到处是蚊蝇轰炸机群般的身影。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从曾经 泛滥一时的知青文学和知青影视中窥见一斑,主题无外乎披露苦难反思时代。薛芳 森对此段经历的感受却没有其他^ 那么沉重。 从城市到农村,巨大的落差并未 影响薛芳森对生活的热情。到了农村,他就以农民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个健壮的 农民每天能干多少活,他也一定要完成同样的劳动量,只多不少。当时,全村人吃 的盐都要到20里外的公社去买,去公社挑回100 斤盐计10工分。这个活计比下田劳 动要干净些自由些,但来回40里,劳动强度很大,一般的农民都吃不消。薛芳森就 常和村里的壮小伙去挑盐,路上明争暗赛,常常比真正的农民走得还快。 有一次他同生产队保管员到一百多里外的临川县搞采购,回来时肩上挑着五十 多斤的红花草籽,早上5 点出发后持续奔走,到达公社时已是下午5 时。在公社住 下后,薛芳森仍感体力充沛,放下担子不久,还同一帮知识青年打了一场篮球赛。 和普通农民不同的是,薛芳森在学习农活的同时,会想些一般农民不会想的事, 比如:如何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物质生活水平,如何通过自己的言行去影响他们。 正因为如此,薛芳森很快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拥戴,以外来者的身份当上了生产 队长和大队民兵指导员。 那时中国农民的口粮根本达不到身体的实际需要,薛芳森所在的村子,一年中 有不少时间靠吃红薯充饥。当了队长的薛芳森意识到,只有依靠科学提高粮食产量 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为此,他积极参加了引进推广水稻矮秆品种的实验,并主持了 水稻矮秆品种科学育苗的工作。一年下来,全村的稻谷产量由9 万斤上升到14万斤。 对于一个只有九十余人的小村子,这5 万斤的增产量意义并不寻常。这也让薛芳森 切身体会到了科技对于农业的重要。 到了1972年,和薛芳森一起下放的那批知青陆续找到门路回城去了,10个人住 的仓库二楼只剩下两个女生和薛芳森一个男生,那两个女生也早已心不在焉,整天 琢磨着如何回城。 这些变化对薛芳森丝毫没有影响,他不愿为了逃离农村去求人,而且他也并不 觉得待在农村有多可怕。“那么多人在农村生活,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是三 十多年后薛芳森对当时真实心态的描述。他说,当时甚至做好了在农村待一辈子的 准备。 从1969年到1972年,薛芳森是全公社出勤率最高、表现最好的下放知识青年, 并因此出席了1972年在井冈山召开的全省万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参加完荣誉感很强的万人大会后,1973年,薛芳森被调公社农科所当副所长, 同年被选为全国第一批植保员,参与农业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个日后闻名国内外的昆虫学家,以植保员的身份开始了与昆虫的亲密接触。 不过在和农业害虫开战之前,薛芳森先和人打了一场胜仗。 农科所附近的村子里住着许多浙江移民,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分配的问题,常和 当地农民发生纠纷。1973年夏天干旱,浙江移民的稻田缺水厉害,就以当地老表分 给他们的田地太差为由聚众闹事。其中一伙移民在民兵队长的带领下,带着武器和 工具来抢农科所的水塘。农科所的养鱼塘是有科研用途的,不能随便抢占和破坏。 但由于对方人多势众,当地老表和农科所职工都不敢出面制止,只有二十出头的薛 芳森独自迎上去。 擒贼先擒王,薛芳森拦住为首的民兵队长,先厉声喝止他,然后给他讲政策摆 道理想方案,最后不仅保住了水塘,也化解了移民和当地老表的积怨。这件事,极 高地提升了薛芳森在当地的威望。 而另一场战斗,则更加坚定了薛芳森研究昆虫的决心和信心。 1974年,一种名叫三化螟的农业害虫大面积在全县暴发,幼虫在水稻抽穗期间 钻入水稻茎秆中,吸取营养,造成水稻白穗。全县水稻大面积歉收。但是,农科所 的150 亩田地,由于薛芳森一方面勤洒汗水,一方面悉心观察预防病虫害,最后却 迎来了大丰收。 这一年薛芳森挣了500 元钱。当时在县城医院工作的姐姐月工资才三四十元。 500 元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农村,可谓是一笔巨款,薛芳森想,这就是科学对人 的回报。 薛芳森至今仍记得这笔巨款的部分流向。下放在另一个县的弟弟借了朋友的自 行车去县城看望姐姐,结果出门一看,停在门口的“永久”自行车不翼而飞。弟弟 头脑一片空白,清醒之后,只好硬着头皮向朋友道歉并提出赔偿。当时“永久”自 行车的售价为每辆120 元。没什么收入的弟弟赔给人家的钱,自然由“一夜暴富” 的哥哥薛芳森来支付了。另外,他还资助了25元给姐姐补贴家用。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部分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条件是个人表现和家庭 出身都必须过硬。 1973年、1974年和1975年,公社三次推荐薛芳森,却都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 被县里打了下来。这件事对渴望学习和深造的薛芳森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好在,薛芳森在农村的工作表现好得实在无可挑剔,1975年,他被借调到县农 业局的植保站工作。这似乎可以看作命运对他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做出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