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接触电视剧，并参与了一些自己编剧、导演、主演
电视剧的拍摄工作。后来远离了这个圈子一段时间，近几年才回来。

    我真正参加民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的电视剧制作就是《旗袍》。据我
了解，长城影视公司的前身也是国企性质，在2000年时转轨演变成了民营资本企业。
现在的老板赵氏家族的老大——赵锐勇，以前做过县市级广播局的副局长，能写能
干，懂得专业。我与他见过几面，交情不深，感觉身上有些文气，挺睿智、敏捷。
一般长城公司的剧，都是他总编剧。十年来能这么迅速地成长，我还真没弄清楚，
是机遇加命运使得他成功，还是他真有独到之处。

    咱们来看看他剧组成员的构成，除他之外多数是从农民到农民的农民艺术工作
者。制片人，也就是请我吃饭的老板，“老大”的弟弟赵锐钧，一个地道的农民，
他整天说话就是骂骂咧咧，不是让这个人活着出不了横店，就是要把那个人的腿敲
断。我给他总结的是文盲加流氓的经营管理方式。哎，就这样也有很多人去迎合，
而且还是比较有名的演员、或者说是所谓的腕儿。实际很好理解，就为了多挣点散
碎银两而点头哈腰地装孙子呗！

    你到那个统筹的房间去看一下，满屋烟气腾腾不说，抠着脚丫子在喝酒的，肯
定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可没有瞧不起农民的意思，真正的农民厚道、朴实，可能
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礼数，但是人家古朴、真实。这些是什么农民，是染过的、又褪
了色的农民，狡猾得很。比如，你想要调整一下拍摄日程的事，还得有所表示，否
则没门儿。当然这也跟有些人是出于感激，或为了自己方便利用他而主动去谄媚有
关。

    再到那个什么财务制片屋里看看，杯盘狼藉不说，看不出是住人的地方还是仓
库，屋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睡觉用具、摄影器材、水果、盒饭都混在一起。那
些吃食装上盘子就往导演、主演屋里送，一般人还吃不着。找他签个字，明明就是
经他审核后，再交给出纳贴好粘牢，老板签过字，他再登个记的事，你说你还装啥？
不行，得等。等到他实在没事干啦，才问你：“这是你的？”这不是废话，不是我
的我报得着吗？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剧组开饭，在外景地咱就不说了，条件有限，多大腕儿
也得将就，有个凳子就是豪华，有个小桌就是爷。能跟导演一样吃从车上拿来的小
灶盒饭，就是大腕儿。这咱不眼气，“级别不够”嘛。

    咱说的是住在宾馆里，不去现场的演员，一日三餐那叫一个不痛快。哎，吃的
好坏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发放盒饭那位监管人的那个劲儿，还叫什么生活制片，真
叫你哭笑不得。我没在监狱生活过，我看到过表现解放前的电影里的犯人生活，除
了时间、地点不对，有时我真有点时空混乱的感觉。就那个所谓负责生活制片的人，
身上的衣服、脸、手几乎就跟每天送汤的那个桶一样，黑乎乎的花里胡哨嘎巴扯叶。
整天手插在衣服里像怀里边揣着个什么东西似的，托着他瘦骨嶙峋身体里的那个胃。
平时说话你听不见他有多大声音，可是一到开饭的时候，就变了，变得又尖又细，
往走廊的一头一站开口一声：“开——饭——了！”他这一喊全楼回荡，他喊得那
个“开”字，发的是“坑”音，“饭”和“粪”的音分不清是哪一个，就是最后一
个了（liao）字，往上一挑，冷不丁的还吓人一跳。我每次听到他喊的都是“坑—
—粪——了！”当地农民怎么说话我不清楚，可这位搞艺术的农民兄弟我建议还是
先把“饭”和“粪”弄清楚了，要不然别人不好办，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为和动作。
也许是熟能生巧，这哥们儿可能喊得时间长了，就这一嗓的音域高度绝对可以达到
专业级的水平，在灯光有些昏暗，平时静悄悄的宾馆走廊里，真有喊犯人开饭的意
境。

    这位老兄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是敬业，还是被老板养成了职业习惯，每天喊
完后，都是叼上一支烟卷，不离左右地看着他的饭盒箱子。碰上刚来的人或不熟悉
的人，要是谁拿两个饭盒，他就会问：“给谁拿的？”听着就是：给“贼”拿的。
有熟悉一点面孔的可能是顾忌点面子，当时他不问，而是稍过一会儿，他会到那个
人的房间去，找一个借口看看同屋的另一个人是不是在屋。哎呦！真让人受不了，
真是分不清楚是在做贼还是在防贼。

    虽说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可天天如此啊，可想而知那种不是正常人的行为，对
正常人的精神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快、甚至是痛苦的感觉。当全剧组我第一个“杀青”
离开的时候，我内心的感觉真就像是从监狱刑满释放出来、重新获得自由一样。面
对着一群无知的“农民”，交流起来都很费劲的人，可就是他们在管着你、要求你、
监督你，指使着你去搞表演艺术的创作，去塑造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你能做到吗？
能做好吗？所以中国的电视剧有很多都是越来越没法看。有些剧组我是不敢去，也
不想去，咱不是啥大腕儿，啥也不是，可受不了那种非文化的“文化氛围”。

    民营文化企业的经营很不容易，可能长城公司应该要好一些，因为从发展的年
限，制作品牌的成功，同行的认同、影响力，从诸多方面说，都应该是更高一些的
层次。这样才能在文化企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取得更好、更快、更可信的信
誉和精品成就。绝不能事前说一样，事后做一样，让做具体工作的从业人员难看、
难办，或者失去信誉。我在北京未去横店之前，老大姐也是出于急切，答应的一些
事情，到具体落实时就出现了很多不能兑现的问题。例如：说好的七天时间拍完戏，
到那儿成了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是你的戏份要拍七天的量，而不是连续七天就能结
束。玩这种文字游戏，你能咋办？只好让步。再比如：三天以上没戏的演员可以离
开剧组，但你得自费往返，到你戏份时你得立马回来，耽误就要罚款多少，责任如
何。这种不公平、不平等的条款还都要写进合同。弄得老大姐非常难堪，咱又不好
再坚持，最后老大姐还得走“曲线救国”的路数，想办法去变通自己的承诺。当然
有的事情是无法变通的，只好自己认了。

    就为我回北京拍《解放大西南》，剧组在航空纪念馆拍杀青戏的时候，弄得我
与老大姐之间都不是很愉快。老板说了，去可以，这边有戏得马上回来，往返路费
得自己负责。我脾气急点，本来说好的事嘛。当时我就告诉老大姐转告老板，我不
会自己出路费回来拍戏的，就自己买票走了。弄得老大姐也很被动，以为我不回来
了，急得团团转，还找了《解放大西南》剧组的制片人，又找了《东方》剧组的制
片人来找我，弄得满城风雨，给我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最后还是老大姐左右逢
源地去解决，钱还是你老板出嘛，何必呢？

    从《旗袍》剧组，我知道了剧组对演员在劳务合同上采取打包的方法。也就是
从那时起，好像全国的剧组都开始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合同方式。大腕出高价，一般
角色利用你要求上戏演角色的心理，低价压你。然后对外大力宣传，投资多大，大
腕儿每集多少多少万元。

    其实我看未必，就说王志文和李幼斌二位大腕儿，吃饭时赵老板说：“每人是
三十万元一集，他们俩就是两千万，全剧我要投资四千万。”我不怀疑二位腕儿级
演员够这个价，但他能出这个价吗？出这个价他能说这个价吗？我到剧组时剧本才
写完二十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隐藏的奸诈。实际上每集剧本都被刻意加长
成一集半的量，最后完成是二十八集剧本，拍完成片剪出来的播出片是四十七集。
这怎么可能是三十万一集呢？最起码当时是没有依据来计算的。所以当今的电影、
电视剧的劳务费是越炒越高，实际上是跟非良性的循环有关系，而且这种状况谁都
不太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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