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翡翠发现于何时，何时跻身中国玉器行列，虽说已有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普遍说
法，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普遍的说法是，翡翠明末清初由缅甸传入我国，因清廷统治者喜欢，特别是受
到慈禧太后激赏，从而在中国风靡起来，成为中国玉器中的后起之秀。

    这就是说，翡翠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不过四百年时间，而真正火起来广受追
捧的时间则更短。

    这种说法依持的根据是，从考古出土和宫廷珍藏来看，至今尚未发现明朝以前
有翡翠。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明代，翡翠尚无任何进入内廷的文献记载和实物
证据。明十三陵发掘了定陵，在这座明帝陵寝中，出土了不少陪葬玉器，却没有一
件翡翠。试想，如果翡翠在当时盛行其道，广为世人所认可，很是喜欢玉器的万历
帝朱翊钧不会不选翡翠作为陪葬品的。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翡翠早已进入中国，根据是“翡翠”的名称在汉
代就出现了。翡翠本鸟名，但班固《西都赋》中有：“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
垂棘，夜光在焉。”张衡的《西京赋》亦有：“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
光，缀随珠以为烛。”两赋中所提到的火齐、悬黎、随珠，都是古时宝石的名称。
而《淮南子·人间训》也把“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并列而提，由此可见，
“翡翠”一词在古代可以用于飞禽，同时也是宝石名称。南北朝时梁朝的《玉台新
咏诗序》有“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之说。到了宋代，更有
言之凿凿的记载，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述了他所珍藏的一件翡翠——

    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
示僚属，座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
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

    其后，余偶以金环于罂腹中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
金也。

    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长期以来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在这两种说法之外，尚有第三种说法，只是听到的人较少，除了一些专家学者
感到极大兴趣外，其他人并没有去探究。这第三种说法把翡翠的身世推到一个更为
遥远缥缈的境地。

    章鸿钊在《宝石说》中记载：“罗雪堂家藏翡翠刀柄，云洛阳出土者，花纹同
谷璧，故断为周物。今虽未能明辨其是非，顾亦不得谓周时必无翡翠也。”罗雪堂
——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中国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
浙江上虞人。一九一一年当章鸿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学科时，“先
是奉罗叔蕴夫子手谕，约予毕业后，担承京师大学农科大学地质学讲师。盖罗师时
为农科大学校长也。”罗振玉是位考古大家，又是章鸿钊的恩师，而章鸿钊作为中
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研究翡翠自然历史的开山鼻祖，没有见到实物，大概是不会
妄言的，更不会将图片收录于他的《石雅》中，并清楚地注明“周代翡翠器”，
“上虞罗氏藏”。

    章鸿钊的这一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翡翠在中国发现并被应用的历史，一下子向
前推到了周代。

    《宝石说》中对翡翠的历史还有更供人遐想的论述。“尤可异者，日本与朝鲜
本不产玉与翡翠，乃其发见之古玉中翡翠尤多于玉，识者莫不断为自中国输入者。”
章鸿钊援引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的研究报告：“日本古时之勾玉，不仅古墓中有
之，其出于石器时代之遗墟者亦不少，且其大部分实非玉，乃翡翠也。”章鸿钊基
本认可日本学者的观点，即翡翠是从中国经由朝鲜，或者从中国南方直接输入日本。

    章鸿钊在《宝石说》中关于翡翠的记载，后世翡翠学者奉为圭臬，引出了很多
讨论。虽然大多数学者对此持保留看法，甚至引发了日本古时是否出产翡翠的话题，
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在我查阅翡翠历史的有关文献中，时间较早、言之确凿、可靠性比较高的记载，
当是《徐霞客游记》。明崇祯十二年春，大旅行家徐霞客游历至滇西，农历四月十
二日，他渡过水流湍急的潞江，登上被称为“天界”和“高脊排穹”的高黎贡山，
再沿岭西古道而下，到达腾越即今天的腾冲。此前在大理和保山，他已注意到市场
上的翡翠交易，当时这种来自缅甸的石头，人们还不把它叫作翡翠，而叫作翠生石。
“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永昌就是今天的云南保山。
徐霞客在腾冲共四十天，重点对那里的火山、地热、山川、物产、民情、风俗进行
了考察，留下了四万多字的游记，其中记述了他与翡翠的一段缘分。

    这段缘分，起自别人给他介绍的一位玉商潘捷余，《徐霞客游记》云：“遂往
晤潘捷余，捷余宴贾宝舍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多位经常往返中缅的
玉石商贾：“潘生一桂，虽青衿，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承命差来觅碧玉，
潘苦之，故屡屡避客。”又记：“同往苏元玉寓观玉……皆为簪，但色太沉。”
“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苏姓者，索碧玉宝石，窘甚。”这时候，他对翡翠已经有自己
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已经很感兴趣了：“潘生送翠生石二块。苏元玉荅华茶竹方杯。”
当他归途再返永昌时，特地拿着友人相送的石头：“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
池、杯子，不遇，期明晨至。”“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杯
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价矣。以石重不便于作，故强就之。”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翠生石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晚期有关翡翠的名称、
分类、碾治、工价等重要线索。这些第一手材料，对于研究翡翠在中国的传播的历
史，至关重要。

    到了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段记述，也显得异常重要。纪晓
岚记述了乾隆晚期至嘉庆初期京城有关翡翠价格上扬的情况，纪昀云：“云南翡翠
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干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
上矣……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

    说这段记述重要，因为寥寥数语，却包含了真切而丰富的信息。第一，翡翠在
早先人们并不“以玉视之”，这个早先早到什么时候？五六十年前，即纪晓岚写作
《阅微草堂笔记》之前的五六十年。《阅微草堂笔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是乾
隆晚期。这就是说，在乾隆初年，人们还不认为翡翠是玉，“不过如蓝田干黄，强
名以玉耳”。第二，到乾隆晚期，翡翠已经被人们视为珍玩了，在市场上得到了广
泛认可。第三，随着人们认可程度的提升，翡翠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价格已经远远
超过真玉即和田玉。第四，由此推断，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翡翠的价格还会飙升。

    可以看出，纪晓岚对此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关键一点在于不认为翡翠是真玉。
纪晓岚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此前千百年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用玉观。玉
的首要特性是“温润而泽”，要内敛、含蓄、欲看不透；而翡翠却过于扎眼爆亮，
缺乏和田玉那种润泽的玉性。但纪晓岚也是无奈的，昔日不入眼的东西，眼下已经
被视为珍玩，而价格也超过了真玉，只有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其实在纪晓岚之前，即使比较认可翡翠的徐霞客，也有着近似的认识。在《徐
霞客游记》里，还有一段记载，说的是他对潘捷余所送那两块翡翠原石的评判：
“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
而弃之……余反喜其翠以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
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玉界泰斗杨伯达讲：“汉族知识阶层受到和田
玉玉文化熏陶，爱和田玉如命，成了和田玉癖，所以看到新来的翡翠便以和田玉与
之相比较，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徐霞客作为一位出身江南的知识分子游历到云
南永昌时，看到市场上的翡翠称作‘翠生石’，低和田玉一等，故不称玉而称石。
“和田玉以白为贵，徐霞客喜欢白底翠，毫不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纪晓岚在这里谈到的是市井中的现象，那么，内廷呢？皇室是
否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从而对翡翠予以认可？

    这需要借助文献和实物来说话。有些学者就此查阅了清廷内务府造办处档案、
贡档等文献。结论是，至清代，翡翠已进入内廷。

    最早的档案记录是雍正十一年，云南巡抚张允隋向雍正皇帝进贡永昌碧玉一具、
青绿石盘四面、云石珠四十盘，雍正帝看后传旨，交与常保收下。

    据《清档》记载：乾隆二十七年，清宫造办处有云南玉回残料二十三块、云南
玉石子一块、云南玉瓶坯一件，于十月九日呈览。奉旨：“云南玉料、石子等交广
储司银库收贮，云南玉瓶着启样官收贮。”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
交云南玉腰圆手镯一只，传旨“着照样配做一只。钦此”。于本日挑得云南玉册片
一片，画得手镯三只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准做。钦此”。乾隆三十六年五月
十八日，交彰宝呈进云南玉佛手洗一件。传旨：“交广木作配座，完成后带往热河。”
本月二十七日广木作工毕，呈进带往热河讫。

    《贡档》记录：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图思德进呈年贡。年
贡是例贡中的大贡，其中多有滇玉制品，仅驳出退还不收的就有十四项：“奉旨驳
出交伊差人领支的有：滇玉太平有象花尊、滇玉双耳瓶、滇玉灵芝花插、滇玉荷叶
洗、滇玉松柏灵芝笔筒、滇玉水盛霞洗、笔架、镜嵌、滇玉扁盒。”

    以上所记载的永昌碧玉、青绿石、云南玉、滇玉，据专家研究考证，都应该是
翡翠。值得思量的是，清《贡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生的这件事
情，为什么图思德进呈的多达十四件翡翠，要被乾隆退了回去呢？图思德身为云贵
总督，绝不会把次等翡翠进贡皇上。有专家解释说大概是工艺水平欠佳，这是有可
能的。但通观驳出退还不收的十四件翡翠，大型玉件尊、瓶、花插、洗、笔筒等占
多数，乾隆真要是喜欢翡翠的话，完全可以传旨宫内造办处玉作重新改工，但乾隆
帝却没有这样做。解释得通的原因是，乾隆对翡翠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光绪元年，缅甸国王为朝贺光绪帝登极而派遣一支象队，大象披挂五色璎珞，
象背上载着金碧辉煌、玲珑剔透的象亭。据记载，这次朝贡的供物中，其中玉石仅
三块，说明直到光绪初年，在朝廷，翡翠的地位仍然不算显赫。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翡翠至迟在明代，已经被发现并被应用。
但此时，翡翠的身价还很低，流传的范围也仅在云南一带，在内地尚未得到广泛传
播和认可。特别是在官方上层和文人雅士中，对翡翠尚持不屑的态度。《徐霞客游
记》所载“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可以看作是地方官员一种假借君命的敲诈
勒索行为。翡翠开始被广泛认可并被市场接纳，是乾隆晚期的事情。即使此时有人
开始追捧翡翠，社会上仍有不同的声音。陈性在《玉纪·出产》中就有：“……其
西南陬阿丹，巴勒布诸处所产者，体似翠石。”又加注道：“翡翠石亦出西南陬，
形虽似玉实非真玉也。”《玉纪》成稿于道光十九年，晚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陈性咸丰初年尚健在，可以代表晚清嘉道年间文人收藏家对翡翠的一般看法。
形成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与徐霞客、纪晓岚一样，是受到传统的和田玉文化束缚所
致，实不足怪。同时也不能不承认翡翠的历史文化底蕴不足这一事实，故遭受文人
收藏家的贬抑。

    但到了晚清，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两个因素，促使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一个是国家背景，一个是个人意志。

    大清王朝历经开国和康、雍、乾三朝励精图治，国运达鼎盛之势，但在此之后，
即走向平庸。到了朝廷权柄掌握在慈禧手中的时候，已呈衰微态势，内忧外患，局
势动荡，祸难频生，江山不稳。此时，已于乾隆二十四年平息新疆叛乱之后，畅通
无阻的通往内地的玉石之路，也不那么顺畅了，和田玉难以满足朝廷和民间的需求，
而其他传统玉石如岫岩玉、独山玉等又品位不高，这便给翡翠带来了机会。翡翠经
云南腾冲、大理、昆明运进北京、天津、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开始占领和田玉在
玉石市场上原有的份额，而且份额越占越大，最终超过了和田玉所占的比例。

    慈禧太后生性张扬，喜欢珠光宝气，对于玉石而言，翡翠逼人的光彩较之和田
玉的内敛蕴藉，更对慈禧的胃口。从现存的清宫档案到遗留下来的实物，均可证明
慈禧是何等珍爱翡翠，她的簪、坠、戒、镯都是用上品翡翠制作的。据杨伯达介绍，
慈禧太后还向各海关、织造等衙门索贡翡翠首饰。当时内廷称翡翠为“绿玉”。粤
海关、织造接到传办绿玉咨文后，往往以“恐难依期办足”、“实属无从购觅”等
语推诿。其根本原因是，“海关厘局收数短细，军务、河务拨款多而且急，形同竭
濒，前项工料银实难筹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翡翠价格飞涨，朝廷传
办的数量也较多，因而各关不堪胜任，一次很难付出巨额款项以完成传办活计。如
一次传准安关办理的绿玉活计共有“绿玉竹节式镯子三对、绿玉双喜字耳挖勺式小
长簪一只、绿玉双喜字耳挖勺式长簪六只、绿玉双喜字钳子二对”。这四种十七件
绿玉活计共用银三万九千九百九十四两，每只绿玉活计平均价钱为两千三百五十二
点五八两。这一价钱已经再三核实，是不能再降的最便宜价格。当然，晚清宫廷及
派出机构极端腐败，过手内帑或贡奉金银时有其隐情是不言而喻的，但说翡翠到此
时已达天价，绝不过分。

    慈禧死后还殉葬了大量翡翠，如著名的翡翠西瓜、翡翠甜瓜、翡翠白菜等，均
为俏色翠雕，价值连城。

    至此，翡翠已然被朝野广泛认可和接纳，与和田玉并驾齐驱，成为中华玉石家
族中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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