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九八○年六月五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宝石何在》的文章。文
章系记者采访北京市玉器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森后写的一篇报道，意在寻找一
块石头。这是一块翡翠原石，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卅二万种。

    有关“卅二万种”的故事，曾任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作家徐凤桐在《一块
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一文中，有过生动的记述。结合徐文和我采访了解的情况，
这一传奇故事即将引领我们的读者，穿越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往事。

    王树森寻找这块石头已经多年。

    王树森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十三岁随父学艺，二十多岁已成
为玉器行中佼佼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以高超的玉雕技艺闻名于京城。新中国
成立后，在徐悲鸿先生的关照下，曾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在北京玉器行的能工
巧匠中，人们最为推崇的有五个人。他们的名字是：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
森和刘鹤年。北京人有个习惯，喜欢把一些出了名的人物归类成“四”，像京剧中
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武术界的“四大拳脚”，等等。北京人也把玉器
行里的四位有名人物，即潘、何、刘、王称呼为“四怪”，即四位各怀独特技艺的
怪杰人物。为了不埋没刘鹤年的独特技艺，人们又在“四怪”之外加了一个“魔”
字，把刘鹤年称为“一魔”。这样合在一起，在北京玉器行业里，就有了“四怪一
魔”的美誉。

    早年随父学艺时，父亲要王树森到一条街上去买磨玉的砂子，路过一家不太大
的玉器作坊，王树森偶然看见工匠正在雕刻一件玉活，这件玉活引起了他的极大兴
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菠叶绿，水头足，无绺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
之大，是他从来未曾见过的，他不由连连赞叹。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
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
是惊世绝品呢。”

    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还
标有‘卅二万种’几个字，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卅二万种”。难道世上真的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好的玉
料？从他记事起，对于这样的玉料，别说没有人见过，就是听人讲故事也没有说起
过，要是真有“卅二万种”，那看一眼也值了。

    过后不久，一位玉石商人来王家作坊，闲聊中说到“卅二万种”。商人说确有
这样一块巨料，最初在云南一个大户人家手里，大户人家的几个儿子为争夺这块巨
翠，斗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老人家极为气愤，一怒之下，将巨翠捐给当地官府，
以断子辈贪婪之心，以绝兄弟阋墙之祸。也有说法是老人担心巨翠藏于家中日久生
患，遂将“卅二万种”托付给地方衙门一位当官的友人代为保管。还有一说，“卅
二万种”是被云南一地方军阀强行抢走的，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军
阀动用了地方驻军，一部分人换上便装起运巨翠，另一部分人荷枪实弹进行保护。
不论哪种传说是真，后来的结果却只一个：巨型翡翠自此失去了踪影。

    时光荏苒。新中国成立后，一次王树森参加由文化部召集的老艺人座谈会，会
上有关“卅二万种”的线索再次浮现出来。一位云南老艺人说他听过有关“卅二万
种”的事，并进一步说，有一位玉石工匠曾在这块玉料上喷洒火酒做试验，发现未
开“天窗”部位的成色极好，鲜润浓绿、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
一块翡翠，其价值难以估料。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消息，据说这块体
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
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
了。

    “卅二万种”是真实存在还是虚传？如果真有的话，现在到底在谁手中？隐藏
在什么地方？多年前在街上小作坊见到的那块“菠叶绿”，是不是真的从“卅二种
万”上切下来的？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王树森来说，都是一团迷雾。

    曾有一次意外的“邂逅”，王树森恍惚间觉得似乎看到了“卅二万种”的影子，
但随后发现自己这种判断缺乏根据。

    那是一九五五年某天。一位不相识的人转弯抹角托关系找到他，请他去鉴定一
块玉石。他被带到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一个小院里。替人看料掌眼是常有的事，
王树森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待看到那块石头，他着着实实吃惊了。

    那是一块高翠原石，个头极大，足有五六百斤重。石料大型为三角形，三个面
经过切割，另外一面为土黄色石质外皮所覆盖。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灵透，
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从未见过这么大块、
同时质地如此之良的翡翠原石。兴奋中，他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
传说中的“卅二万种”？

    但是，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
清的模糊地方，都未发现有“卅二万种”的标记。他怕有人刻意将标记打磨掉，反
复检查，也没有发现打磨的痕迹。

    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里来的料？”对方是一位文气的年轻人，三十岁不
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在王树森看料的过程中，他始终一言不发，陪伴一旁，此时
见王树森问他，便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
王树森琢磨不透年轻人是真不清楚，还是不愿意回答，不便再问，又弯下腰察看那
石头。年轻人问：“王专家您看这东西成色如何？”王树森半天没吭声。年轻人小
心翼翼：“我想听听您的判断，从您眼下过的东西不在少数。”王树森从石头上收
回目光，缓缓摇了摇头。年轻人不解：“你是说不怎么样？”王树森开了口：“不，
你说我看过不少石头，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的石头，这是一块百年难
得一遇的翡翠原料。”闻听此言，一直把持有度的年轻人，难掩激动之情，连声说
：“那就好，那就好。”

    从遂安伯胡同返回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树森犹如沉陷梦中，在他眼前不停晃动
的是一团光影，那是“卅二万种”。倏尔清晰，倏尔模糊，倏尔有形，倏尔无形，
倏尔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触，倏尔远在天外、看都很难看见。他不止一次把遂安
伯胡同小院里那块东西与“卅二万种”联系在一起，只有那块石头，才配得上关于
“卅二万种”的传说，但最关键的证据，那几个神秘的汉字，并不存在。看来“卅
二万种”仍旧隐身他处。

    遂安伯胡同的经历让王树森坚定了一个判断：坊间种种有关“卅二万种”的传
闻，绝非空穴来风。人世间既然会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为何不会有“卅二万
种”？新中国国泰民安，国家正在进行三大改造，前一年同仁堂已经公私合营了。
今后玉器作坊肯定也要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卅二万种”作为可能加工的玉器
原料，也许会现身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此后二十五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也未能听到任何音讯。
岁月匆匆，人之老矣，寻找“卅二万种”，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这是磨玉人对
好玉的痴迷。王树森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那是“卅二万种”的召唤，一块
石头的召唤，一方神灵的召唤。那是人世间的一个传奇，一件百年难得一遇的国宝。
他要寻觅她的芳踪，只要一息尚存，他绝不放弃。

    一九八○年初夏，北京市人大开会，王树森是市人大代表。在会议的讨论中，
王树森专门就寻找“卅二万种”的事情做了发言。

    王树森讲：“我小时候就听说咱们国家有一块世界上少有的体积巨大的翠料，
上面标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块玉料不知道流落到
什么地方去了。我自己到处打听了几十年也没有下落。过去我一直不敢说这个事，
现在好了，国泰民安，我们应该设法把这块巨翠找到，由我们这些人把它雕刻成国
宝贡献给国家。”他还说，“好玉千载难逢。我和玉器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现在到
了晚年。作为一名全国劳动模范，这一生最大的夙愿，就是能用自己的技艺，雕刻
一块大料，以此报效祖国。只有这样，才不负此生。”

    王树森说得情真意切，动情之处声音哽咽。对玉石的痴爱，对玉雕事业的情怀，
深深打动了与会者，但是，众人皆爱莫能助，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未曾听说过有关
“卅二万种”的事，更提不出有价值的线索。

    但这事被记者知道了，于是便有了《北京晚报》上《宝石何在》的文章。《宝
石何在》发出不几天，一位来客找到北京市玉器厂，提出要见王树森。那天恰巧王
树森临时出去办事，来客便在厂办公室等候。接待人员给他倒水，问他有什么事，
与王树森认识不认识，他说与王专家有过一面之缘，至于什么事，待与王专家见了
面再谈。那天王树森回来较晚，来人便一直等候，直到饭口。

    王树森回到厂里，听说有人找，本想去食堂的他，便先来到厂办。王树森见到
来人，不由一愣。一张记忆深刻的面孔。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
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他就是二十五年前带他去遂安伯胡同的那位
“神秘人物”。

    “神秘人物”是王树森在心里对当年那个年轻人的称谓。王树森不知道他的身
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知道他带他看石头是为何人服务，他只隐约感到年轻人
颇有背景。当时运动一个接一个，人家不愿透露底细，总该是有什么忌讳，他也不
去询问。但那张面孔，他是记在心里了，就像那块石头记在心里一样。

    王树森惊叹：“是你！”来人快步上前，一把抓住王树森的手，一阵紧握：
“老人家，认出来啦？”王树森抿嘴一笑，说：“遂安伯胡同。”来人忙说：“对，
对，遂安伯胡同，二十五年前。”王树森突然变了神情，定定地盯着来人的眼睛看。
“莫不是，”王树森问，“你……卅二万种？……”来人点头。王树森又问：“你
知道下落？”来人点头。王树森眼睛放光：“宝石何在？”来人回答：“老人家放
心，国宝安然无虞。”王树森大叫一声“好”，拉着来人，忙往厂办的沙发上让座。
“来，坐，快坐，慢慢讲，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

    两人的对话，一旁人听得莫名其妙。王树森见厂办的人发愣，又忙吩咐：“去，
把厂长叫来，叫他来一块听听。”

    很快，厂长、厂总工艺师等人，都来到厂办。听说王树森老人一直寻访的“卅
二万种”有了消息，大家很感兴趣，都想听个究竟。

    正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人叫翟维礼，解
放军某部干部。王树森对众人说：“在遂安伯胡同就觉得他有些神秘，这不，真和
他挂上钩了。”他又转向翟维礼，“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并没有‘卅二万种
’的标记呀。”翟维礼笑道：“老人家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卅二万种’不是每
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这块上就没有。”王树森吃惊：“怎么，‘卅二万种’不是
一块石头，是两块？”翟维礼说：“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他伸出了四个手指
头。“啊！”王树森又惊又喜，“快说快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翟维礼开始叙述。他这一讲，便是半天。在座的都顾不上吃饭。有关“卅二万
种”的传奇经历，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吴淞口。国民党军队和上海滩诸多达官显贵刚刚从
这里逃离。落荒而逃的军队，丢弃下十一艘舰艇，另有大量物资和装备，而那些仓
皇奔命的权贵们，则将许多来不及运上船的货物丢弃在码头。这些装备和物资，都
要逐一清理和造册登记，负责接收和清理事务的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异常忙碌。

    在未来得及运上船的货物里，有三个木箱和一只帆布袋子。起初，军管会并未
在意这几样东西。因为他们发现木箱和帆布袋子里装的是四块绿色石头。登记之后，
四块石头和其他东西一起，被运进军管会的仓库里。

    转眼到了一九五五年。仓库清查库存物资，在一个角落，四块石头被重新翻腾
出来。这次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
翡翠上有一个特殊标记：“卅二万种”。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懂，但意识
到长期压在仓库不是个办法，于是把仓库里发现国家特殊物资翡翠之事报告上海市
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报告，
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

    若干年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依仗工艺美术品出口创汇，周总理说过一
名言：石头加工艺等于外汇。总理见多识广，知道翡翠的名贵。看过上海的报告后，
当即批示：即将翡翠转运北京。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首都北京。解放军某部年轻干部翟维礼被叫到领导
办公室，领导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十四次
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
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

    二十四日清晨，十四次列车到站，翟维礼和他带来的人，按照事先确定好的联
系办法，登上军用车皮。

    这是一节全封闭的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
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其余什么东西也没有，空气里还弥漫着一
股刺鼻的气味。翟维礼心生奇怪：难道这就是周总理要他们接的东西？他问押车的
军人，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押车军人说，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密看守这
批货物，一定要昼夜守护，寸步不离，决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要保证完好无损地将
这几件东西交给北京的接货人。为了做到寸步不离，他们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
决的。至于里边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也无法回答。翟维礼这时才弄明白，原来
那股刺鼻的气味是这几个人的排泄物造成的。他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无须多
问，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离开北京火车站，运到了指定地
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
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
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这东西，是四大块
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
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

    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设法找一
位玉石专家，让专家对玉石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
面的那一幕。

    从此之后，翟维礼对于看管这些东西就格外用心。随着日月的流逝，翟维礼由
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屡经
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由他负责看管。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四旧”，今天冲击这里，明天横扫
那里，搞得人心惶惶。翟维礼他们日夜都在为这四块巨型翡翠的安全提心吊胆，虽
说保存在军用仓库，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
再说还有部队院校，他们也被卷进“文革”狂潮中，他们要是来扫“四旧”，那么
后果便不堪设想。

    有一天周总理起床后，突然将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叫去。总理吩咐：“你马上
打个电话，查一下那几块巨型翡翠的情况！”

    天下大乱，九州动荡，“卅二万种”牵动着周总理的心。

    一天中午，翟维礼所在单位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急电，询问那几块巨型
翡翠是否绝对安全，会不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周总理指示他们，为防不测，必须
尽快拿出一个安全可靠的保管方案。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翟维礼单位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更安全稳妥地保管
巨型翡翠。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北京的确不够安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马上将
“卅二万种”秘密转移到外地去。会议一结束，他们马上派人去外地进行秘密侦查，
最后，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非常
理想，于是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周总理同意他们的转移方案。同时要求他们，
一定要像当年前去北京火车站那样，做到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

    就这样，他们又重演了一九五五年四月从上海往北京发专列的那一幕，用了一
节军用车厢，作为军用品由军人押运。仍然使用原有的包装，悄悄地将“卅二万种”
运出北京，秘密地贮藏在河南那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

    原本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向他们反映
了一个异常情况，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在这个山洞附近的山头上，发现有
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
时间，有人又向他们反映，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大家对于这一
异常现象的出现都觉得蹊跷，难道有关“卅二万种”的事走漏了风声？种种迹象向
他们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
相对于河南，安全性有了更多的保证。大家的意见还是把“卅二万种”放在北京比
较保险。他们将这些情况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经周总理同意，又用了同样的办
法，悄悄从河南那个秘密山洞里，将“卅二万种”巨型翡翠安全地运回了北京的
“故居”。

    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以及巨翠辗转于河南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在徐凤桐《传
奇》一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

    翟维礼对于“卅二万种”的情况介绍，具体而又生动，讲到周总理如何倾心保
护“卅二万种”的事，又特别动情。王树森等人听罢翟维礼的介绍，都异常激动。
“宝石安妥，那太好了。”王树森说，“翟同志，整整二十五年，辛苦您了，我们
磨玉的人谢谢您，国家也要感谢您，你们为保护国宝尽了力，立了功。”

    翟维礼说：“老人家，二十五年前，您慧眼识宝，说这石头是宝贝，有您的判
断，更有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就知道了肩头担子的分量，守护它是我们的职责。”
说罢，他顿了一下，凝望着王树森，目光里透出一丝犹疑，“到了今天，这么给您
说吧，我也快退休了，可总理叫我日夜保护的这几件宝贝到底该怎么办？周总理不
在了，让我去请示哪位领导？这一直是我的一大块心病，我还要听听你们的主意。”

    王树森哈哈一笑说：“甭愁，只要宝贝在，就没有犯愁的事。”翟维礼笑了：
“也是，有了你们，我心里也有底了。”

    第二天，翟维礼领着王树森和北京市玉器厂几位主要负责人，走进了一间很大
并有些神秘的军用库房，然后又走进那间“库中之库”的小房间。翟维礼所说的那
三个旧木箱子和一个脏兮兮的帆布袋，仍然完好地储藏在里边。

    他们非常小心地打开三个木箱和布袋，在灯光照射下，四大块色彩艳丽的巨翠，
立即绽放出水汪汪的艳绿光泽，纹理匀称，通体照人，正如人们所传的那样，真的
是“世上罕见，品第极高”。王树森和玉器厂几位来人兴奋得一会儿用手摸摸这一
块，一会儿又用手摸摸另一块，他们看得专心，摸得仔细，不一会儿，王树森终于
兴奋地叫出声来：“在这儿！”

    在一块巨料的侧面，终于发现了四个不大的汉字——“卅二万种”。

    王树森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啊，终于找到你们了！这就是那让人寝食难安魂
牵梦绕的“卅二万种”啊！老人感到内心有一股热流在奔腾涌动。这本是一个梦想，
一个几乎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天终于变为现实，他数十年的追寻终于修得正果，这
是三生有幸啊。王树森俯下身，面颊紧紧贴着标有“卅二万种”汉字的那块巨料，
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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