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
一 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 1978 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
被选为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报纸公布名单时,我是毫不知情的。
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院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孙萍同志,也毫
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不知道!”他才亲自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
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发表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
有的同志问到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也不敢认准,甚至不敢点头。因为问题太严重了,
如果同名同姓,如果有了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笑话,而且还
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事端。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是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的。
直到中央纪委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们才敢认真。
1979年1 月4 日至22日,我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
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 日晚,二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
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会,我谢绝了。4 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
到公共汽车站上路。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卫的一个军官,“请问,这是京西宾馆
吗?”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我说“来开会的”,然后萎萎缩缩地
敬上了开会通知。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通知。他立
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
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
进入房间准备开会。
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委员100 名,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和
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我这样
比较年轻的同志,只有五六个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同
志,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等都在会议上讲了话。胡耀邦同志
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
议的同志,各部委办局列席的负责同志,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介绍这些
委员。
当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风,可见当时中央的同志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邓
大姐立刻纠正他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
姐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
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
来说了一些对我们的鼓励之词。领导同志们讲话之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
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就在中
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同志的陪伴下,来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
的后台。气氛当然是非常亲切、欢快的。当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
在重庆时,邓大姐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十岁,
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志,并说她很忙,抽不
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
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怀念。这嘱咐我执行后,
专门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
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
导人要打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欧撑腰,
又要把我打成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并且搞了许多材料,追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
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
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评无法进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
搞“四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我,不要跟
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
迹”,“算了!”平杰三同志等统战部的领导,认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
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
也高得多,我这个人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么一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
拉活扯,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平话。殊知“文
化大革命”一来,我原所在单位那位主要领导人,竟在康生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
革”的成员。康生还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
对那位领导是支持的,他们之间的来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整我的领导。我所
在单位的那位领导人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部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
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
说过话的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批斗。而今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竟然住在一个房间
里,提起往事,谈了个没完没了,深夜尚不肯入睡。这是我到中央纪委以后能够娓
娓而谈的第一个同志。
一天晚饭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叫着我的名字,找到我们的
房间来。刚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决定会后把你留下来,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
我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目前我知道有几个去处,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
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同志已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
荒煤同志要我到文学研究所去,而且荒煤同志已经同我谈了话。按照我的爱好,我
还是想到文学研究所去。魏文伯同志当即沉下脸来,轻声地但语气却是相当重地说
:“把你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
我一看形势如此严重,立刻表态说:“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魏文伯同志这才转
颜为笑,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又讲到
从第二外国语学院转行政关系、党的组织关系的问题。魏老说:“由我们给北京市
委打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二外院,不就行了吗!”在座的平杰三同志,原对外文委
副主任、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都表示赞成我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说中央纪
委也需要比较年轻一些的同志。
在会议期间,老同志们对我都很关心和爱护。邓大姐对我说:“我们这里,都
是一些老同志,你不要拘束。该说就说,该玩就玩,该吃就吃,该乐就乐。”部队
的唐天际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为我削了一个大大的梨,硬要我吃,还对我讲
了他所亲身感受的在南昌起义时期、湘南暴动时期,林彪究竟有些什么表现,“文
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怎么不符合实际。并说:“你们反对林彪、反对江青,我全力
支持你们。不过,现在有人想借机反对毛主席,这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不要上
他们的当。”在小组会上,由于许多老同志都是从监狱、管押所出来的,谈起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罪恶事实,无不义愤填膺,发言也长。主持
会议的王从吾同志说,你们就短一点说好不好,也让( 他指我) 小青年们说说( 其
实当时我已近五十岁了) 。这个时期,有的造反派头头扬言,他们年纪轻,“试看
十年后的域中,竟是谁家天下”。为此,帅孟奇大姐专门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谈
防止林彪、江青搞的这种反革命路线由别的野心家、阴谋家改头换面地进行复辟的
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培养更年轻的同志,来代替受毒害较深的人。她说:“很好,
我见到上头的同志,把你这个意见说一说。”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