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周旋(2)
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
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
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工宣队长:( 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 你说,你
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答:我是4 月3 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
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
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
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
(全场一片哄笑)工宣队长:( 对大家) 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 转对我,
严厉地) 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
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
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 两位
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 工宣队长:( 高声地) 我问你,为什么你那
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
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
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
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
可能就好些了。( 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 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
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
哈呀!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 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
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
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
“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
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
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
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
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
知道的,我不敢说。”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
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经点头承
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
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
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
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
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
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
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
真功夫。你不行。”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
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
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睁开眼睛
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
们说的话也没人听,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虽
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
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连在清明节要与
“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是强烈反对江青等人的,因此才来找
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
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
遣词造语也简洁。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
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
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
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
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
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
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
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
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
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
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这个时期,“四人帮”
还在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
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
“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
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要
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大批判专栏。这一建议,居然获得
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
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
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但是,他们还要组
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
室的领导和教师要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
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
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
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
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
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有的同志说,我
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
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
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
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
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院工、军宣传队和
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
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
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
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
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
罗、耿(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
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
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
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
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
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
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
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
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
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
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
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
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
“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
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
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
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
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
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
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
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
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
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 月8 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
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
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
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语
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
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
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
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
出版。按照第二外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
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
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
门诗词么!”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
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
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
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
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
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
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
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
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
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西德的作
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
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煞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
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
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
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
去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
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
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
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
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
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
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
:“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
到“童怀周”小组。有一天,第二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彭平同志找到我说:“邓楠同
志要到学院来看看你,问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欢迎!欢迎!”这时,小平同志
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我无所顾忌。不几天,邓楠来到二外院,来到我们教研室。我
们四五个人和她一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
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嘴姑娘说:“他不支持我们,他
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楠又问,“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们
的快嘴姑娘说,“没听说过。我们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总理逝世周年,
还写了一首长诗《无题》,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战斗经历的。”并问邓楠要不要
抄走。邓楠说,“不要抄了。你们贴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家就抄了两三份。”又
问到我什么时间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说:“在中央西南局的时候。不过,你爸爸是
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一号,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科科长,隔得太远。
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给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们讲了一些反对王、张、
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谣言”之后,邓楠问我:“你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
带回去。”我说,“我们的意见,以后千万千万不要瞎闹腾了,大家齐心合力来建
设我们的国家吧!”临走时,邓楠给我们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
从二楼下楼梯时,我请邓楠同志站着让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
了挺胸。大家说:“真像!”以后,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
天重要,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强联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
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
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据说,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二外院了解
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同志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对来调查的人说,
“他呀,哈哈哈哈,是个一保到底的老保。”去调查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他们正在
找老保,就碰上了个一保到底的老保。还真要谢谢第二外语学院那位接待调查组的
同志,她的用意是贬低我,却说出了实情。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
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
《“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
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二百万册以上。我
们的书,都收了一点工本费,除购买纸张、印刷发行的支出外,税务机关曾向我们
提过收税的问题。当我们把情况如实报告以后,他们也表示可以不收我们的税了。
余下的二、三万元钱,全部交给了第二外语学院的财务部门。“童怀周”小组的每
个同志,赠送《辞海》一部,作为对大家辛勤工作、搬运扛抬的酬谢。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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