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伙们
六 江青及其同伙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宣传的是十七年
我党所执行的革命路线,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进行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林彪、江青等人却不断煽动要打倒“黑线专政”,胡说什么各级党和
政府都“烂掉了”,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要闹得谁也不睡觉”。对“修正主义”
的势力要进行“文攻武卫”,要打倒“旧政府”、破坏“旧秩序”,造“修正主义”
的反。对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基层单位,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段历史是不容歪曲
的。
在1975年,江青一伙搞“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
被毛主席斥责为“三箭齐发”。此后的一天夜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和谢静宜等在一起,前四人一面放大会录音、修改录音带,妄图欺骗毛主席,减轻
他们的罪责;一面就互相逗趣,合伙谩骂周恩来同志是“老保”,是“救火队长”,
是“保旧政权”的,胡说他们与周总理之间的斗争是什么“新文革”与“旧政权”
的斗争。谢静宜在隔离审查中,一句一泪地向我们交代了这件事情。周恩来同志的
确是披肝沥胆,保卫着无产阶级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红色江山,保卫着党、政
府、军队、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的高级干部,保护着许许多多受害的人民群
众,到处扑灭着林彪、江青集团所纵的漫天漫地的烈焰毒火。毛主席似乎是居中的
裁判。但他老人家深怕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掉,往往是偏袒
纵火者一方的。只是在林彪、江青集团闹得实在不成样子了,例如王力发表了“八·
七”讲话,造成了恶劣影响,他们一伙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国际上的大
问题,他们搞“揪军内一小撮”,触发了整个形势的恶化,毛主席才出来说几句公
平话,压一下林、江的气焰。
这种纵火与消灾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斗争,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就显露出来了。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
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
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
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造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
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这些坏头头,都是围着“中央文革”的坏人的指挥棒打转
的。两种形势判断完全相反。周恩来同志宣称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
江青一伙所说的这个大区烂掉了,那个大区烂掉了,这个省在专革命的政,那个系
统的革命群众受到专政,是截然对立的。在外事系统,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对待陈
毅同志的身上。
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
直强调: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
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
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
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
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
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而陈、康、
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
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 ·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
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毛主
席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
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
的事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
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
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
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
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
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
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
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
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
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
在审查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
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据我们观察,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在谈话中,王洪文
在一般情况下的表现,还是装得愿意交代问题,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
过认罪的样子。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
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么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
“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
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他接到了好几个电
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畅,
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
详细。但是,他对这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恩来,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
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
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跟江青吵架
的事似的……”当问到他为什么在去长沙之前,不就近在北京向住在医院的周总理
汇报时,他也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呢?
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他那副既要装个老实,又很狡猾的狼狈相,
都禁不住心里在骂:“这个流氓!”大概因为有“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那句
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张、姚、王都回避提到周总理,矢口否认自己反对周
总理,把罪责推给受他们蒙骗的群众。谢静宜对于他们在修改“一·二四”、“一·
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时,肆无忌惮地诋毁周总理、诬陷周总理的交代,算是对
他们的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口子一开,他们也就难以堵住了。
有一次,我们就所谓的“伍豪事件”问题,找王洪文谈话。伍豪是周恩来同志
的别名。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
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
下,在1932年2 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
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
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 月22日的《申
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 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
《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
“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
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
于灭亡的”!3 月4 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
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
把它拿了出来。对此,江青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
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
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
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
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
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毛主席已经作了
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
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毛主席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
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我“绝对不会反对周总
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本人还
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他紧张得大汗涔涔,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
……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
我……怎么会……”我们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又说:“这这这……
倒是我我我……我的字……”如此,就把王洪文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耍流氓无赖的嘴
脸,彻底揭了出来。姚文元的特点,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
去。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被动地行动、被动地执笔的人物。他
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说他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写的,
写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的,毛主席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因此,煽
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他只是个执行的问
题。他故意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
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
供应了。不像“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国保障北京,北京一个
人一个月也只发二斤肉票,一个人排队只能买两毛钱的肉。就关切地说:“请代我
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
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
那种情况啊!”
针对姚文元的假面具,我们有一次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
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
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
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么,更是错了。”他话题一转说:
“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说,去做,也没有办法。”在
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抑或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毛
主席做出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毛主席不能够直接进行调
查研究,因此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和材料。毛主席当时完全是靠“四人帮”所汇
报的内容来判断情况的。由于“四人帮”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以毛
主席那样英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在“沉痛悼念周总理、愤
怒声讨‘四人帮’”运动上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群众、无中生有的错误结
论,正是这样作出来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
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又用这些经验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他领导中国这
样一个原来是四、五亿人口的国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无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
“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假的汇报的时
候,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的时候,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产生把
假相当成了真相的问题,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毛主席为中国人
民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可能犯错误,因为
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
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判断天安门运动上犯的错误,正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
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偏执,又听信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假汇报而发生
的。
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 月4 日的下午
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
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巨大玻璃窗,观看天安门的现
场。到夜晚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所派出的记者反映,
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江青听
后,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
要求镇压。王洪文奔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
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
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做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定为这个
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
对天安门运动,起初是准备派部队进行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
卡车,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
毛泽东指示下干的。但姚文元的说法,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
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三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
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在南京爆发的人民群众痛斥当时《文
汇报》造谣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从而恶毒
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斗争,故意与北京天安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
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混在一起,一并斥之为“反革命”。姚文元在日记中
还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 月4 日晚华国锋、毛
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
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指出,正是他们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
材料,才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我们拿出这些事实后,
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语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早就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
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须说明的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
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
错误,只有这次,他才提到自己“罪行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麾下,
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
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
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江青、康
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
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
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
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
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
“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
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
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
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
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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