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发展(4)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 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 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 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 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 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 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 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 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NGO 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 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 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 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 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 一个NGO 。 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 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 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 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 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 去做工作。”梁晓燕 说。 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 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 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 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NGO 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 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 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