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统治在台重演(2) 国民党到台后,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 家企业、600 多个单位,全部纳入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的27家公司来经营。另外,沿袭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国 民党当局不仅将樟脑、火柴、烟、酒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由官办的专卖局经销, 还将盐、糖、石炭等许多民生物资也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来统一承办,如盐的专卖 由“财政部”台湾盐务管理局直辖之台南盐业公司来承办。甚至连毛笔、文具、教 科书等都由省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各机关团体若不从该店买文具书籍,会 计处不予报销。此外,与专卖局互为表里的贸易局、运销局、燃料调剂委员会等官 方机构垄断了全岛工业产品的购销与输出,举凡樟脑、米、糖、纸张、木材等重要 物资,只有贸易局可以运销岛内外,进口贸易亦然,以致一些违法官商可以从中牟 取暴利,受害、受剥削的乃是广大的老百姓,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 政权的矛盾。 1947年7 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为准备内战物资所需、征集军粮,将 台湾大米输往大陆,加之奸商的囤积倒卖,国民党来台不久,台湾就闹起米荒。最 先始于台北市,然后逐渐波及北部各地,之后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间全岛各地 都闹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后,不但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更趋严重。 1937年以前,台湾的大米每斤为0 11元,抗战期间为0 16元(配给价格),但 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由于实行掠夺性的“田赋征实”政策及将大批大米运往大陆, 致使粮价急剧上涨,到1947年1 月,大米1 斤涨至134 元,到2 月20日竟涨至40 元,国民党接收台湾仅1 年4 个月,粮食价格上涨250 倍,因无米可炊全家自杀之 事常有发生。对于台湾米荒的状况,战后初期被派遣来台的记者王思翔于1951年12 月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这样写道:“台湾本来是谷仓,1946年的年 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 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诛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 被饥饿所迫的人们,年轻的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就使牢狱超满 额,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据统计,1946年,台湾两季稻收成共640 万日石,台湾本省所需食米为500 万 日石左右,剩余的足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或灾患。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把从 台湾征收的大米和用肥料从农民手中换来的大米,全部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 这才是造成台湾2 月中旬米价再次暴涨与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于米价暴涨, 大闹米荒,台北出现了一个“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在“2 ·28事件”的前二周 (2 月13日),即发生了台北市千余人,聚集于华龙山寺口,整队出发游行请愿, 要求解决米荒问题。 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台湾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陈仪接管台湾后,虽 然采取特殊政策,继续使用原有旧台币,让它和大陆币制隔离,以避免受大陆经济 混乱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台湾无法断绝与大陆间的经济关系。战前台湾银行发 行钞票约8000万元,1945年8 月战争结束时,台湾银行总发行额为143 亿元。陈 仪来台两个月后,发行额剧增至208 亿元,1946年5 月增至294 亿余元,1946 年底增至533 亿余元,也即台湾银行的发行额,自1946年6 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 8 倍。随着纸币天文数字般的泛滥,物价当然也就猛涨起来。台北市50种商品的 批发物价指数,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 斤白米的价钱由1945年8 月的二毛钱涨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涨到1946年2 月的16 8 元,再涨为1947年1 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 月,食品价格上涨6 3倍。其中最惨的是农民,肥料价格上涨高达270倍。另外,由于当时台币与法币采 取的是固定汇率,即1 元台币兑30元法币,于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分子, 便从各种渠道将法币兑成台币,在台套购物资,运回大陆高价售出,使台湾的物资 更加匮乏。 百业萧条伴随的是失业人口增加。由于统制经济,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 加之官吏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破产、关门,直接导 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到1946年底,台湾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 停工,造成大 批工人失业。据1946年统计,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人,占全岛人口的10% 以上。 另外,1946年以后,约有数十万的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陆续返台,使得失业 问题更加严重。失业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会的重大压力,社会治安迅速恶化,被 生活所逼而沦为盗贼的日益增多,“2 ·28事件”爆发前的二三周,仅台北市大同 区一个星期之间发生的偷盗案就有数十件之多。 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米粮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此外,国民党当 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47年2 月中旬,由于 粮食缺乏,各地发生了“抢粮暴动”。同时,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 权的漫画及宣传。民间开始对国民党的官员或士兵到酒楼、饭馆白吃白喝进行抵制, 甚至出现在大街小巷殴打“阿山”(外省籍的贪官污吏)及在偏僻处抢夺军人枪支 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苏花公路上的一桩惨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 苏澳至花莲的临海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在半途遇上一群军人,这批军人蛮不讲理, 要旅客下车,让他们乘坐。司机和旅客不允,这些军人便毒打司机,威胁乘客。司 机见状忽然改变态度苦劝旅客下车,司机驾驶满载军人的汽车急速冲向几百丈深的 悬崖绝壁,掉进太平洋。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 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频频发生劳工“反对解雇” 的示威罢工,如台湾钢铁公司、高雄制碱厂、高雄水泥厂、台北烟草公司、汽车司 机等纷纷举行罢工。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 工或游行、请愿。学生们则进行罢课,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 整个台湾,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已在各地频频发生的民众 反抗的事件或冲突,其累积的结果就是全岛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2 ·28事 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