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肃清”乌云密布(2) 关于陈福星事件,相关记录如下:“1950年5 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 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1950年4 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 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1950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并检 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重整后的省委组织, 在特务机关的打击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但在一些叛徒的告 密下,党组织基地暴露。许多重要领导人被捕,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一些人被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 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 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 实地记录下来。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 少人尸骨不知去向。1952年8 月,苗栗县铜锣镇的徐庆兰以“匪谍”罪名被枪决, 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10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 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 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 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1993年5 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 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 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 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 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 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代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 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37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 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无、曾让家属们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苍天,在这野 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 另一案件为“林书扬事件”。林书扬家住嘉南平原麻豆镇,1945年9 月抗战胜 利,林书扬以满腔热情参加了一个名叫“还中会”的青年组织,宗旨是尽快让台胞 了解祖国大陆的政情,为回归做好准备,并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要求“国共和 谈”。“2 ·28事件”发生后,林书扬被国民党当局认定参与幕后指挥工作,列入 “黑名单”。1950年初,麻豆镇农会理事长改选,医生谢瑞仁获得连选连任,而亲 国民党当局的人士却惨遭落败,此事引发当局的怀疑与不满。同年5 月,国民党当 局借故以“匪谍”罪名拘捕了谢瑞仁及其支持者共36人,其中包括林书扬。同年9 月,谢瑞仁等3 人被判处死刑,林书扬等若干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0余人被 判处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史称“麻豆事件”。“麻豆事件”改变了林书扬一生, 他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铁窗生涯。 回忆绿岛监狱的生活,林书扬感慨地说,没有这一段集中营生活的磨难,他今 后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集中营里,狱方的迫害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 狱方制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笔记本上改动几个字,将原意歪曲,然后以此为名,将 那人拉入“碉堡”刑讯逼供,以图诈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代的案情。二是突击检查。 即乘“政治犯”不备或外出劳动之机,全面检查营内每个人的床位,一旦发现笔记 中有“反动”或不满言论、违禁书籍,轻则以“抗拒改造”为名施以酷刑,甚至处 死。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是对“政治犯”施以难以承受的苦役。“政治犯”在集 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强迫劳动,不是到山上去砍树木,就是到海边去搬运大量的 石头垒狱墙。收工后狱方要检查每人任务完成的情况,达到标准的被认为是合作者, 否则难免遭到毒打。然而这样的“合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为无人可以有足够 的体力来长期支撑这种“合作”,更何况一个不屈的心灵怎会指挥它的身体去长期 屈从特务们的指令呢! 1984年底,林书扬成为最后两个被假释的“政治犯”之一。出狱后的林书扬, 已由25岁的青年变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不久,他与一位“政治犯”的遗孀结了婚, 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彼此抚慰,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为了解决“政治犯”出狱后 大多没有正式职业的实际生活困难,出狱两年后,林书扬发起组织了“台湾地区政 治受难人互助会”,有近千名政治受难人参与其中,占整个政治受难者总数的1/3 , 他被大家推选为首任会长。以“互助会”的成立为标志,林书扬正式投入“反独促 统”的运动之中。1988年他参加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工作,担任“执行委 员会委员”;1990年参加台湾“劳动党”的建党工作。他一直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统 一而奋斗,为维护劳工权益而奔走。 此外,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而遭 杀害,其中又以“吴石案”最为典型。吴石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 共地下党策反,提供蒋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 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 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 与吴石一共见面7 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 月,朱 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 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 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 国民党当局滥杀、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人士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台 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 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台湾学者王欢所著的《烈火青春》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5 月14日,宜兰罗东 镇上有一户冯姓人家,门口斜倚着几个年轻女孩,这是冯家20岁的女儿冯守娥和她 同学在屋前纳凉闲聊,天南地北,还不时传来阵阵歌声。突然,银铃般的笑语戛然 而止,少女们抬头望着突兀的来人,对这几个不速之客,冯守娥直觉不妙,好像大 祸要发生。来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开口,“冯守娥在这里吗,她人在哪里”,一 群人七问八问地就认出了冯守娥。他们说要找她去问话,她只好跟着他们走了。 “才一小段路,我看见离我家不远处停了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七八个人,我赫然发 现我哥哥也在里头。车上有一个人,似乎被打得不轻,当时他指认了我,我就这样 被带走了”。现年68岁的冯守娥回忆着当年被捕的情景。这一去,4 个多月音讯全 无。冯家亲人不知道这两兄妹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们下落何方。这一去,怀抱着 读书救国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狱中困锁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冯锦辉在1950 年10月遭枪决。 高雄女中英语教师陈永生因不满“白色恐怖”,向友人说了孙中山先生主张 “容共”,但是现在的政策却和孙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检举于1952年被捕入狱, 判处死刑。国民党还以“涉共”罪名逮捕钱静芝等35人。1951年,张伯哲等63人被 控以秘密结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讨论当局施政情况,并以激烈文字张贴 标语,抨击“政府”,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12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1953 年5 月28日,出身嘉义市的青年张栋材,背着“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并着 手实行”的罪蒋宋夫妇野餐即景名,在晚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凌晨被枪决。 由台湾学者蓝博州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 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琇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 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 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 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 了。” 一位台湾著名作家在《啊!那个年代,那些人……》一文中这样写道:“对在 台湾的事实与想像力中的中共地下党恐怖扫荡,集中、全面进行3 年(1950-1953 ), 估计被枪决的有3000到4000人,长期监禁和有期监禁者8000到10000 人。但在实际 上,以匪谍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罗织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问和处决、监禁,终30年 戒严时代未尝中断”。这些冤假错案埋下了台湾同胞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仇恨与 长期不懈地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