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无势地缘:文明延伸的推动器 一种文明的强力传播既取决于文明中心的强大国力、难以抵御的精神魅力,也 取决于中心具有的天时地利之优势。华夏文明之所以能保持连续不断的文明延续、保 持长久的向外延伸之势、保持强大的传播力度,正是得益于其先天的地缘之利。 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华夏大地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培育了强大无匹的文 明优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大洲的文明进步之途是极不平衡的,这与各区域的地理形 势密切相关。南半球往往被地理学家称为“水半球”,陆地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19 %,而且各大陆的海岸线比较平直,沿海岛屿稀疏,大陆内部以高原、沙漠为主, 少有大河横贯其间,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文明进步的速度不能不受到影响,文明发 育较晚。反观北半球,陆地面积占到39%,而且相互毗连,海岸曲折,多港湾、内 海,整个陆地系统又主要位于北半球温带范围内,气候宜人,因而世界上几乎所有 的古典文明都出现在北半球的温带大陆上,形成了人们所称的“中纬度文明带”, 如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中海文明、墨西哥文明。更为突 出的是,华夏文明因中国地域辽阔,形成了比任何其它文明中心都强大得多的文明 优势。如果与古典文明中心十分密集的地中海文明区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华 夏文明的覆盖区域是多么的辽阔。在地中海沿岸,罗马、雅典、巴格达和开罗相互 之间的直线距离均在1000—2000 公里左右。换言之,在东西3000 公里、南北1000 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4 个举世闻名的文明中心。然而,这种文明中心分布的 地理格局与华夏文明相比,只相当于我国的轮台、嘉峪关、旅大和西安相互之间的 直线距离及其所构成的地理格局。华夏文明之幅原辽阔是举世唯一的,从而形成了 向外延伸的坚实后盾。 其次,特殊的地理环境培育了悠久的华夏文明,形成了文明延伸的持续优势。 一种文明在环球文明中的相对位置及其本身所处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离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决定着文明之间 相互侵扰、摧残乃至毁灭的程度。由于地中海地区聚集着众多的文明中心,相互往 来比较密切,文明之间既可以从交往中吸取营养、促进自身的发育,同时又因文明 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冲突而导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所以,那里的文明 中心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由于那里缺乏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北方游 牧民族常常风卷而至,将发达的文明中心洗劫一空,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地中海地区 文明的动荡性和复杂性。 公元前4000 年代到公元前3000 年代,世界文明史上相继诞生了黄河流域的 华夏文明、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海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 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公元前2000 年代,小亚细亚地区又出现了赫梯 文明、希腊半岛上出现了迈锡尼文明。然而,就在这一时期,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 自然环境的突变湮没了克里特文明、毁坏了印度河文明、摧残了迈锡尼文明。到公 元前1000 年代,世界文明史上帝国迭出,波斯和罗马帝国相继崛起,古老文明接 连沉落:埃及文明臣服于波斯,两河文明已成波斯帝国属地,希腊、罗马文明受到 波斯的屡屡摧残。公元前后,世界文明更是动荡不定,猖獗一时的波斯帝国为马其 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举灭掉;安息帝国随之突起,统治中亚;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 的一再冲击下,于5 世纪灭亡。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东方的华夏文明时,却意外地发现,其它文明变幻无 常、动荡不定之时,它却保持了罕见的连续性,自夏、商、周至明、清,华夏文明 传统始终未中断,尽管也发生过数次异族入侵和暂时的分裂,这不能不得益于中华 的地缘形势。地处亚欧大陆东端的华夏大地,西北为一系列的高山峻岭包围,形成 了相对于华夏的“入”字型围合之势,那些侵略性极强的邻近文明很难翻越险岭而 攻入华夏;而华夏东面是茫茫海洋,海洋之上只有一些小小的岛屿文明,无法对华 夏文明构成致命威胁。因此,华夏文明在古代面临的唯一真正威胁基本上是北方游 牧部落的偶然南下。例如,汉魏之后的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基本上已被游牧民族 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但其统治阶层中大量启用汉人,而且政治体制及意识 形态往往一如汉制。可见,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只是影响了华夏的王朝更迭和政治 统治,并未影响华夏文明的道统和华夏文明的延续方向。 直到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华夏文明才受到来自海洋的威 胁,东部大洋由天然屏障转化为易攻难守的门户,但因地理环境的保护性反应机制, 华夏文明终未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印度及东南亚诸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无法 以地形优势抵御西方列强的攻击。 特殊的地势养育了悠久而连续的文明,从而也构成了文明延伸的持续优势,使 延伸之势不至于因文明中心的毁灭(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中止。 第三,特殊的地理环境,哺育了一个具有优厚文化底蕴的文明中心,从而确立 了文明延伸的内在优势。 一种文明之所以能够以强有力的优势向外延伸,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文明的 文化底蕴。一个吸取和容纳了诸多文明信息的文明会比信息量单一的文明具有更大 的传播优势。华夏文明因优越的地形而成为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提炼出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 华夏文明诞生之时,因中华大地地形迥异,故而出现了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为 基础发展起来的荆楚文化和黄河流域以谷物文化为基础成长起来的中原文化。两种 文化交互汇流,构造了统一的华夏文明之主架,其政治标志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 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黄河、长江流域开始不断遭受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冲 击,而且,无论是冲击的力量、冲击的规模还是冲击的范围,都一次比一次来得更 大更广。如果说秦汉时期的游牧民族只限于搔扰中原帝国边境的话,那么,从南北 朝到两宋时期就已发展到游牧民族可以直插中原腹地并形成与南方汉民族政权的长 期对峙了。到了元明清之际,北方游牧民族则已可入主中原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中 央政权了。其它文明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冲击下遭致灭顶之灾,文明道统随之中断 (印度文明、西罗马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之毁灭便是例证)。 然而,华夏文明却一花独秀,其文明道统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在文明的如此冲 突、碰撞中不断吸收游牧民族的文明精华、强固自己的道统,形成了更为气势磅礴、 反映南北民族共同特点的东方文明。这不能不归因于中华特定的自然条件。由于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黄河流域诞生了华夏的原初文明,培养了辉煌的文明发达状态。 而当时的北方沙漠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尚无法摆脱其野蛮状态,且力量分散,不足 以与逐步走向统一的华夏文明相抗衡。 此外,由于华夏文明的偏居位置,她可以全力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不至于因 其它文明中心的虎视眈眈而分心。因而,游牧部落的周期性侵扰并未影响华夏文明 的正常演化,只是在汉魏以后、两宋以后、明代以后,华夏文明核心区国势衰微时, 游牧部落才得以有较大的作为,但此时的华夏文明已形成牢固难移的道统,入侵的 游牧民族也早已显示出汉化的迹象。所以,他们入主中原并不能中断华夏文明,反 而令自身的民族文化为华夏文明所融汇,推动华夏文明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华夏文明核心之所以能够以强大的吸力同化北方游牧民族,还由于华夏文明具 有多元一体化特征。尽管华夏文明连续性强,但内部并不是纯粹单一的文明形态, 它是华夏大地多种文化的集合体,这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各方差 异相当悬殊,民族分布十分复杂,各地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背景各不相 同,文明形态五彩缤纷不足为怪,其中有: 以豪爽、坦直为特征的具有游猎民族色彩的关东文化;以粗犷、慷慨为特征的 具有辽阔中原色彩的燕赵文化;以朴素、激越为特征的具有黄土高原色彩的三秦文 化;以淳朴、沉勇为特征的具有黄河流域色彩的中原文化;以古朴典雅为特征的具 有东海之滨色彩的齐鲁文化;以敏慧、风雅为特征的具有西南民族色彩的巴蜀文化 ;以清新、秀丽为特征的具有荆湘区域色彩的楚文化;此外,还有吴越文化、岭南 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新疆文化、西藏文化等。 如此丰富多采的文化组合是任何一个文明中心都难以比拟的,它们在漫长的历 史交流中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文明主体,从而培植了一种对周边文明加以同化、融合 的机制,使华夏文明在对外延伸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第四,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华夏文明能够应付环境变迁的挑战,具有顽强的生存 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使华夏文明在向外延伸时具有一种特殊的渗透力。 辽阔的腹地是华夏文明独有的一种地理优势。同样是面对环境恶劣的挑战,文 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否具有辽阔的腹地几乎可以成为文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 因素之一。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均因腹地狭小而环境突然变化之后 缺乏回旋的余地,沦于灭亡。 以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为例。约在公元前9000—7000 年间,达罗毗荼人 在气候潮湿、水势充足的印度河流域创造了以哈拉帕为中心的文化,该文化到公元 前2000 年左右开始走向衰落,原因是印度河流域的气候骤然呈现干冷趋势,沙漠 迅速蔓延了哈拉帕地区,一个本可光辉灿烂的文明湮灭了,其悲剧正在于她的范围 仅限于狭小的哈拉帕地区,缺乏辽阔而多样化的腹地,一旦环境突变便难逃厄运。 华夏文明是环境竞争中的幸运儿。尽管她历尽天灾人祸,但由于青藏高原的保 护和季风气候的保护而免于沙漠化的劫难;尽管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经受了一次又 一次气候上的干冷与湿暖的波动性变化,却未出现致命的环境威胁。 面对二次比一次更凶猛的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华夏中原的汉族专制帝国可以南 迁,而成“偏安”之势,尽管这种政权在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但却保护了华夏文 明道统免遭灭绝,推动了江南大地的开发。否则,一旦强敌压境,当年印度河流域 土著达罗毗荼人的悲剧便会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正是由于中国的腹地辽阔,华夏文明才具有充分的回旋和发展空间。唐宋以前, 北方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优越,华夏文明便由此破土而生,并成长为历史悠久的中 原文化。此后,北方的自然环境出现恶化征兆,尤其是经过西晋末年“永嘉之乱” 和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的浩劫,黄河流域更是遍地荒芜,长期作为帝国都城的长 安水源减少,漕运转难,气候渐趋干冷,洛阳、开封等地也有同样症状;但南方的 长江流域所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小,而且随着历代对江南的不断开发,那里的经 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其繁荣程度超过了北方,于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乃至政治中心 出现南移趋势,显示出了因地势辽阔而导致的“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 的文化特征。可以设想,如果哈拉帕文化有足够辽阔的地域和多样化的自然屏障, 其沙漠化的命运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再设想,如果埃及文明不是仅仅局限于狭长的 尼罗河谷地入海口处的三角洲,如果不是近邻强大的马其顿帝国,它很可能不会被 亚历山大一举击垮或者不会因遭受外力的强烈冲击而长存下去。 显而易见,中国地形的辽阔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培育了华夏文明应付环境变 化的能力,锻造了华夏文明顽强的生存、拓展能力,从而使其在向异域延伸的进程 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渗透力和再生力。 当然,制约文明延伸的原因及动力有许多,但其要者不外乎以上三类。 纵观华夏文明之延伸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它凭借强盛的国运划出了一道道向 外延展的强劲光芒;它依靠非凡的精神魅力在国势衰弱时仍持续不断地在海外生根 发芽,征服着越来越多的人心;它的特殊地理优势赋予其一种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罕 见的延伸能力。 华夏文明向外延伸的历史之谜就在于此!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