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1) (一) 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 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 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 草案》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 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说实话,当年,我正是基于对《婚姻法修正草案》的信任与期望,才决心入住 一个“二奶”相对集中的村落,实施隐性采访。那时正是冬季,离2001年春节还有 10天。村中休闲亭里摆放的年橘、大丽菊以及圣诞红开得正艳,不回家过年的“二 奶”们在村中过着她们平静庸常的生活。我明白,假如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和她们 交往,假如没有和她们一样的“背景”,要想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她们嘴里掏出 真材实料,那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为便于接近她们,我杜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故事,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 自我放逐的两个月的“假期”是慷慨的,让我的“采访”变得从容不迫。我不仅在 村中整日溜达,与一个个“二奶”厮混,还与一些利益相关者交朋友,如鞋匠、非 法运营车司机以及水果铺老板娘、房东,幸运的是,我还在村中“二奶”们的引领 下,走出村外,去探寻邻近村落“二奶”们的生存状态。 我对初次进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上午时分,我乘坐一辆出租车,车上 有3 床棉被和一张小小的电热毯,那是母亲替我预备的,她担心我独住怕冷。还有 一大堆洗漱用品、台灯和书籍。我原以为出租车可以将我送进那套我租住的公寓楼 下,没想到,进村的要道口有保安拦阻,向我们宣称:村中有个规矩,所有的出租 车不能进村内,只能停在村中菜市场的门口。 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一人拎着两大包东西,足足走了一两百米,累得头晕眼 花。当我打开底层防盗门时,恰逢两三位年轻女仔迎面走下楼来,见到我这位新房 客,她们对我友好地点头致意,和我打招呼。我的心霎时就愉悦起来。我的直觉告 诉我,我会成功的,我会和她们交朋友,了解她们的欢乐和伤痛的。 在“卧底”海湾村的日子里,我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 是我新闻采访10多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 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做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 虐式的悲剧的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 (二) 入住之初,村中一位有些权力的人士对我十分担忧。他说,某些香港大婆会雇 佣调查公司成员,偷偷入住村中调查“二奶”与老公的行踪。因此,村中的居民警 觉性很高,对步进村里的外来人员都投以怀疑目光,要想配合记者采访简直是天方 夜谭。 入住7 天后,供职于计生部门的两位好友——王先生和吴女士偷偷地来村中探 望我。我的每一次隐性采访都曾得到过他们无私的帮助。我献宝似的带领他们参观 我的蜗居,窗台的资料和书籍,以及桌前作早餐用的半箱晨光牛奶,前房客留下的 那两串风铃。王先生和吴女士就在我的公寓内聊天,我给他们讲我“企街”的经历 和刚刚认识的“二奶”,大家兴奋过度快乐异常笑声不断。就在笑声的间隙中,我 听见隔壁阿艳的房中有些响动,忽然明白过来,我的公寓是不隔音的。天哪!我赶 紧拉着他们离开了城中村,到附近街道上一家咖啡厅小坐。 在咖啡厅里,吴女士想到我一个小有成就的记者,还像刚到深圳的外来妹那样, 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直身处危险的境地,感动得直落泪:你这是何苦呢?难道做新 闻记者都要这样的吗?她哭了好久,我劝也劝不住。王先生在一旁闷闷不乐地抽烟, 过了许久,他说了一句:“别的没什么,千万保重。”他们执意要送我一些家具用 品,最终被我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