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谍影
唐凌编译
下午四点，是给变色龙喂食的时间。“去看看我们养的变色龙吧”，约翰。格
列森说。这名来自中情局的经验丰富的特工，70年代曾担任驻德黑兰和巴格达的情
报员，是名副其实的中东问题专家，现在成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名访问
学者。
片刻之前，格列森还在就CIA 与大学校园之间的关系高谈阔论，按照他的说法，
这种关系渊源虽长却始终冷淡，不过目前渐渐呈现出了转暖的趋势。
随同格列森来到一处挤满人的地方，学生们正围着一个玻璃箱子观看。里面是
一对蜥蜴，它们悄无声息地滑行出来，朝眼前的食物扫了一眼，然后追不及待地一
口咬住了正在蠕动着的美味，激起旁观者的阵阵惊叹。
变色龙，这个多变的丛林艺术家，与间谍的形象真是贴切得天衣无缝。但是在
美国的大学校园里，CIA 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公开融合却带来了诸多麻烦。批评人士
指出：如果大学给予CIA 过多的热情，或是情报机构资助太多的研究项目，那么学
术的公正与自由将如何保证？CIA 对于保密的严格要求是否会伤及学术界追求和传
播真理的使命？
渐人佳境
美国学院派与情报机构的联系向来十分紧密，但双方在感情上却一直颇为冷漠。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大学校园与CIA 的关系正在修复之中，象牙塔与情报机构
之间相互吸引，来往频仍。CIA 对于学术研究的资助力度较之以往明显加大，引来
情报机构内部以及学者们的一片赞扬之声。同时通过派遣官员进驻校园的方式开展
国家安全项目，CIA 也就势延伸到大学之中。自1985年以来，CIA 已经向46所大学
送去了84名情报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扩大，像格列森这种性质的访问人员的需求
在不断增加。
加强与大学联系的好处是明显的，政府能够获取更加充分的资讯，从而令美国
的外交政策更加明智。但是保持学术的独立品格与CIA 的保密要求时常发生激烈冲
突，人们对此的忧虑依然存在。
“CIA 对学者所要求的严守机密与大学的开放、公开原则对立”，布卢斯‘卡
明说。这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亚洲研究专家详细介绍了冷战期间及其结束之后，情
报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是怎样投政府所好从而偏离学术规则的。
“比如，当我与某人谈论一个问题时，他完全有可能这样回答：”你错了，但
是我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卡明说，”因为他在为情报机构做秘密的工作，并且
签订了保密协议，所以他不能谈论相关的话题。对正常的学术交流来说。这无疑是
一种腐蚀性力量。“
公开承认
公开承认为CIA 或其他情报机构作研究性的工作，已经越来越能够为人们所接
受，这已经成为情报机构与大学之间关系升温的一个显著标记。自“9.11”事件后，
学生们在CIA 的招聘台前排起长队的现象，在校园招聘会上已经十分普遍。
“CIA 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但这在过去特别需要谨慎从事，因为学
者们对此心存反感”，亚里桑那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卫。吉卜斯对于CIA 与大学的
结合持批评态度：“但这种结合现在已是公开的，人们为CIA 工作并不感到尴尬。”
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前任主席罗伯特。杰维斯就是如此，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政
治学教授早就承认他在为CIA 做分析工作，他对此从来不加掩饰。
“完全不像媒体描述得那样严重，好像为情报机构工作就被自己的同事抛弃了”，
杰维斯说，“9-11事件‘确实减少了人们为CIA 工作的心理障碍。”
即使是这样，校园中的许多声音仍然在表达一种忧虑，因为研究者为了接触秘
密材料而不得不签订保密协定。
洛克。约翰逊是佐治亚大学的情报史专家，他举例说：比如CIA 提供10万美元
资助大学的专家进行某项专题研究，条件是研究结果必须保密，不能散布到情报机
构以外，学者们的研究因此成了无法告人的事。“按道理他应该将研究成果公之于
众，但是与CIA 的协议要求研究者必须守口如瓶，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至于说到公正性、客观性，批评人士指出，当涉及与历史以及政治相关的当代
研究时，这个问题变得尤其尖锐，有关古巴、危地马拉以及智利的研究，就常常与
CIA 直接相关。
“必须十分谨慎小心”，杰维斯说，“事实上，只要你在为一个过于强大的机
构做事，你肯定会感受到很深的束缚。在生物制药公司就出现过医药研究受到过分
干扰的真实例子，我必须承认。为CIA 工作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杰维斯曾经为CIA 作过一项秘密研究。
研究的课题是为什么CIA 没能预见到伊朗国王的倒台。80年磊末，他出版了自
已的研究成果，但文章的内容被大幅删减。“对于学者来说，只有小心翼翼地操作
才是可行的。我不是要否定这种谨慎，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情报机构对于保密的
担忧有点儿过分了。”
尽管如此，包括杰维斯在内的许多人还是认为，政府能够从这些专业人士的研
究中获益，而这种巨大的收益超过了可能对学术造成的伤害。
建立良性互动
1947年，CIA 的前身战略服务局招募了一批最优秀的研究人员进行情报分析工
作。50年代，CIA 和其他情报机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资助，支持了一些
著名的学术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中心以及普林斯顿的国际社会研
究等等。
到了 60 年代，CIA 逐渐成为校园里遭人反感和厌恶的东西。
而越战又进一步毁坏了CIA 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二者的关
系每况愈下。1975年，弗朗。丘奇发起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水门事件中情报收集的
滥用现象，结果发现cIA 曾经试图推翻智利政权以及刺杀卡斯特罗等。80年代中期，
在哈佛大学，cIA 又曝出与学术研究和学术会议相关的秘密资助丑闻。
对于这种情况，情报界内部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1977～1981年间任CIA 局长
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是试图修复CIA 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先驱者之一。他第一个将
CIA 官员派往大学。
目的是消除CIA 与学术界的分离和疏远，建立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1985年，
在CIA 局长威廉。凯西的主持下，CIA 进入大学的行为被固定为“官员驻校”项目。
在冷战时期，情报机构的研究需求主要集中在前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少数地区。
苏联解体后，CIA 的重心部分地转向其他一些问题，如第三世界的负债、走私、非
法武器交易以及移民问题等等。为了保证对于众多专业问题的准确把握，CIA 修复
与大学关系的努力进入了新阶段。这项工作正式开始于80年代中期，在1995年约翰。
多伊奇任中情局局长时取得了明显成效。曾经担任过教授的约翰。多伊奇，积极促
成CIA 与学院、社团中那些智慧的大脑建立合作关系。他说：“接近这些专家并不
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关键，我们需要建立这些关系。”
自那以后，与大学的合作研究日益兴盛。1996年，CIA 设立了一些战略性合作
项目来拓展与学院以及社团的联系，并资助了大量的学术会议，与学院开展广泛深
入的合作。C1A 出资支持研究的做法受到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欢迎。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为社会科学设立的私人基金渐渐枯竭，”格瑞格‘墨菲教授
指出，“而与此同时，国家基金与安全情报界的合作项目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现在，愿意参与CIA 工作的人超过了反对的人。CIA 发言人声称，自“9.11”
事件以来的应聘人数剧增，许多是寻求第一份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自冷战结束后，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全世界超过180 个国家和地区”，现任CIA
的局长特尼特说，“你不可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需要所有领域
的专家，而这几乎无法做到。即使做到也难以维持。因此，寻找社会资源作为我们
内部力量的补充，那将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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