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中介“黑洞”深不可测
法庭外,一个自称是“圈内人”的男士向笔者透露了留学中介的一些问题。他
告诉笔者,由 于留学热潮始终没有降温,近几年自费留学的人越来越多,留学中
介服务也应运而生并不断 发展壮大,但中介服务并没有因为发展而得到相应的规
范,像李杰这样的事近年来时有发生 。他举例说,国外的学校也是分为三六九等
的,如果一个中介公司代理一所较为知名的学校 ,大家比较了解,中介操作起来
也比较容易。但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而且国内并不了解的学校 ,中介公司就会为其
进行有效的“包装”,回避一些不好的信息。“究其根本,中介公司毕 竟是一个
商业机构,赢利是其惟一也是最终的目的。不论把留学说得多么好,生活学业如何
如何,中介都无法回避获取服务费用这一事实。”据他介绍,由于中介公司垄断了
赴外留学 的信息,留学人员与国外学校之间的沟通完全通过他们,因此必然处于
一种被动状态。双方 因此发生纠纷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尚无什么有效的办
法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圈内人’,我只能提醒那些做着出国 梦的年轻人和
他们的家长一定要‘货比三家’,尽可能多地获取留学信息作为参考。” 上述案
件向人们传出的信息是,在这一留学过程中,留学生本人、留学生家长、中介公司、
外国学校、国家政策等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其典型性看,这个案子是中国
整个留学 纠纷的一个缩影。 2001 年,笔者在采访英国驻华大使馆高级签证官时,
他曾告诉笔者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 :一个还未成年的中国留学申请人在面对
签证官时说:“我不想去英国,也不想去留学,可 是,我爸妈偏要让我去。签证
官,求您把我拒签了吧!”我在调查李杰一案时发现,李杰本 人也并不想去英国,
他本人对整个去英国留学的材料准备所知甚少。我就李杰的申请材料、 申诉材料、
入学通知书等方面向他提出问题时,他都说不清楚。很显然,由父母操办或中介
公司代为操办的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从我对李杰的接触看,这是一个很有灵气的
小伙子,学习很优秀,但这并不表明他就有很强 的生活自理能力。在调查此案的
同时,我还获悉,北京有一位去英国留学的女学生,到英国 第二天就买票飞回国
内。尽管这位女留学生认为,其回国的理由在于中介公司所设的骗局, 但从另一
个角度也反映出她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有限。一个在家娇生惯养的孩子在学 习
上非常出色,这是可能的,但一到新环境需要自己解决问题时,就暴露出很多缺陷,
这也 是可能的。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独生子女时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最近,我
采访了将近20个国家驻北京的签证官。有好几位签证官强调说,希望通过媒体告诉
家长,让他们的孩子自己来办理留学签证事宜,不要为孩子包揽一切。我在采访中
发现,在 李杰一案中,其父母包办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李杰自己所做的。先是折腾
去美国,然后折腾去 英国,最后又从英国折腾回北京,可能还要从北京折腾去别
的什么地方。这当中,父母所希 望的,是给李杰提供一个能够适于发展的环境。
然而,父母与孩子所遭遇的同样问题都是, 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足够的了
解,对留学中介服务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意识以及急切的留 学心态,都给合法的
与不合法的中介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骗与被骗就有了合理的逻 辑关系。
李杰的母亲曾对我多次表示:“中介公司设置的陷阱有多深?一想这些我就后
怕。 ”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李杰的父母对留学了解的情况还算比较多的,试想那些比
较偏僻的地 方的父母们,他们只能依赖中介公司,或者说听任中介公司摆布了。
毋庸讳言,在这样的“留学骗局”中,父母甚至留学生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设
置骗局的 行列。有些父母为孩子留学,提供了一些假文件;中介公司为让孩子出
去,也制造一些假文 件;孩子自己为出国,面签时准备了一堆经人传授的假话。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一件事情是 ,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能够非常轻易
地拿到英国所谓著名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而且, 这份通知书不是从英国本土签发
的,居然是从马来西亚签发的。李杰在英国的77天留学中,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所
大学是什么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 我从多个国家
驻华大使馆采访获得的信息表明,那些被明确拒签的留学申请人中,有一半左 右
都与造假有关。有一个大国的签证官还不无讽刺地说:“中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造
假市场 。” 一位与李杰案无关的律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李杰案中,李
杰与中介公司签订的合同 是明显不利于李杰的,很多原本应该有明确约定的东西,
在合同中并没有。更危险的是,李 杰与其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订立合同关系。目前,
中国的留学中介服务合同虽然在有关部门备 案,但基本上都是由中介公司操控,
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一份统一的、规范的合同文本。在 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往
往抛出一份几乎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合同跟其服务对象谈判,稍不如 意就会表示
“我宁愿不做你这一档生意,我也不去修改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双方有
合同,留学生同样面对两个难题:第一,难以寻找合同中对中介不利的漏洞;第二,
涉外取 证困难重重。这再次印证了原告律师所说的:“中介公司为留学生设置了
非常可怕的陷阱。 ” 此外,我在采访中还获悉,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曾倡议制定
“中国海外学生权益保护计划”, 为留学生提供全程的法律服务。这个创意其实
很值得深思,然而由于其完全的商业操作,人 们不免又在心中投下疑问。顺便提
一句,我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获得的法国政府机构与留学生 合同文本比中介公司提
供的文本要规范得多。 面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其典型性看,这个案子是中国
整个留学 纠纷的一个缩影。 2001 年,笔者在采访英国驻华大使馆高级签证官时,
他曾告诉笔者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 :一个还未成年的中国留学申请人在面对
签证官时说:“我不想去英国,也不想去留学,可 是,我爸妈偏要让我去。签证
官,求您把我拒签了吧!”我在调查李杰一案时发现,李杰本 人也并不想去英国,
他本人对整个去英国留学的材料准备所知甚少。我就李杰的申请材料、 申诉材料、
入学通知书等方面向他提出问题时,他都说不清楚。很显然,由父母操办或中介
公司代为操办的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从我对李杰的接触看,这是一个很有灵气的
小伙子,学习很优秀,但这并不表明他就有很强 的生活自理能力。在调查此案的
同时,我还获悉,北京有一位去英国留学的女学生,到英国 第二天就买票飞回国
内。尽管这位女留学生认为,其回国的理由在于中介公司所设的骗局, 但从另一
个角度也反映出她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有限。一个在家娇生惯养的孩子在学 习
上非常出色,这是可能的,但一到新环境需要自己解决问题时,就暴露出很多缺陷,
这也 是可能的。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独生子女时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最近,我
采访了将近20个国家驻北京的签证官。有好几位签证官强调说,希望通过媒体告诉
家长,让他们的孩子自己来办理留学签证事宜,不要为孩子包揽一切。我在采访中
发现,在 李杰一案中,其父母包办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李杰自己所做的。先是折腾
去美国,然后折腾去 英国,最后又从英国折腾回北京,可能还要从北京折腾去别
的什么地方。这当中,父母所希 望的,是给李杰提供一个能够适于发展的环境。
然而,父母与孩子所遭遇的同样问题都是, 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足够的了
解,对留学中介服务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意识以及急切的留 学心态,都给合法的
与不合法的中介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骗与被骗就有了合理的逻 辑关系。
李杰的母亲曾对我多次表示:“中介公司设置的陷阱有多深?一想这些我就后
怕。 ”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李杰的父母对留学了解的情况还算比较多的,试想那些比
较偏僻的地 方的父母们,他们只能依赖中介公司,或者说听任中介公司摆布了。
毋庸讳言,在这样的“留学骗局”中,父母甚至留学生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设
置骗局的 行列。有些父母为孩子留学,提供了一些假文件;中介公司为让孩子出
去,也制造一些假文 件;孩子自己为出国,面签时准备了一堆经人传授的假话。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一件事情是 ,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能够非常轻易
地拿到英国所谓著名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而且, 这份通知书不是从英国本土签发
的,居然是从马来西亚签发的。李杰在英国的77天留学中,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所
大学是什么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 我从多个国家
驻华大使馆采访获得的信息表明,那些被明确拒签的留学申请人中,有一半左 右
都与造假有关。有一个大国的签证官还不无讽刺地说:“中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造
假市场 。” 一位与李杰案无关的律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李杰案中,李
杰与中介公司签订的合同 是明显不利于李杰的,很多原本应该有明确约定的东西,
在合同中并没有。更危险的是,李 杰与其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订立合同关系。目前,
中国的留学中介服务合同虽然在有关部门备 案,但基本上都是由中介公司操控,
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一份统一的、规范的合同文本。在 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往
往抛出一份几乎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合同跟其服务对象谈判,稍不如 意就会表示
“我宁愿不做你这一档生意,我也不去修改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双方有
合同,留学生同样面对两个难题:第一,难以寻找合同中对中介不利的漏洞;第二,
涉外取 证困难重重。这再次印证了原告律师所说的:“中介公司为留学生设置了
非常可怕的陷阱。 ” 此外,我在采访中还获悉,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曾倡议制定
“中国海外学生权益保护计划”, 为留学生提供全程的法律服务。这个创意其实
很值得深思,然而由于其完全的商业操作,人 们不免又在心中投下疑问。顺便提
一句,我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获得的法国政府机构与留学生 合同文本比中介公司提
供的文本要规范得多。有好几位签证官强调说,希望通过媒体告诉 家长,让他们
的孩子自己来办理留学签证事宜,不要为孩子包揽一切。我在采访中发现,在 李
杰一案中,其父母包办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李杰自己所做的。先是折腾去美国,然后
折腾去 英国,最后又从英国折腾回北京,可能还要从北京折腾去别的什么地方。
这当中,父母所希 望的,是给李杰提供一个能够适于发展的环境。然而,父
母与孩子所遭遇的同样问题都是, 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留学中
介服务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意识以及急切的留 学心态,都给合法的与不合法的中
介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骗与被骗就有了合理的逻 辑关系。李杰的母亲曾
对我多次表示:“中介公司设置的陷阱有多深?一想这些我就后怕。 ”这里需要
强调的是,李杰的父母对留学了解的情况还算比较多的,试想那些比较偏僻的地
方的父母们,他们只能依赖中介公司,或者说听任中介公司摆布了。 毋庸讳言,
在这样的“留学骗局”中,父母甚至留学生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设置骗局的
行列。
有些父母为孩子留学,提供了一些假文件;中介公司为让孩子出去,也制造一
些假文 件;孩子自己为出国,面签时准备了一堆经人传授的假话。我一直没有弄
明白的一件事情是 ,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能够非常轻易地拿到英国所谓著
名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而且, 这份通知书不是从英国本土签发的,居然是从马来
西亚签发的。李杰在英国的77天留学中,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所大学是什么样,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 我从多个国家驻华大使馆采访获
得的信息表明,那些被明确拒签的留学申请人中,有一半左 右都与造假有关。有
一个大国的签证官还不无讽刺地说:“中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造假市场 。” 一
位与李杰案无关的律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李杰案中,李杰与中介公司签订
的合同 是明显不利于李杰的,很多原本应该有明确约定的东西,在合同中并没有。
更危险的是,李 杰与其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订立合同关系。目前,中国的留学
中介服务合同虽然在有关部门备 案,但基本上都是由中介公司操控,北京乃至全
国都没有一份统一的、规范的合同文本。在 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往往抛出一份
几乎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合同跟其服务对象谈判,稍不如 意就会表示“我宁愿不做
你这一档生意,我也不去修改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双方有 合同,留学生
同样面对两个难题:第一,难以寻找合同中对中介不利的漏洞;第二,涉外取 证
困难重重。这再次印证了原告律师所说的:“中介公司为留学生设置了非常可怕的
陷阱。 ” 此外,我在采访中还获悉,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曾倡议制定“中国海外
学生权益保护计划”, 为留学生提供全程的法律服务。这个创意其实很值得深思,
然而由于其完全的商业操作,人 们不免又在心中投下疑问。顺便提一句,我从法
国驻华大使馆获得的法国政府机构与留学生 合同文本比中介公司提供的文本要规
范得多。生能够非常轻易地拿到英国所谓著名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而且, 这份通
知书不是从英国本土签发的,居然是从马来西亚签发的。李杰在英国的77天留学中,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所大学是什么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入学通知
书。 我从多个国家驻华大使馆采访获得的信息表明,那些被明确拒签的留学申请
人中,有一半左 右都与造假有关。有一个大国的签证官还不无讽刺地说:“中国
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造假市场 。” 一位与李杰案无关的律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
示,在李杰案中,李杰与中介公司签订的合同 是明显不利于李杰的,很多原本应
该有明确约定的东西,在合同中并没有。更危险的是,李 杰与其所在的学校并没
有订立合同关系。目前,中国的留学中介服务合同虽然在有关部门备 案,但基本
上都是由中介公司操控,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一份统一的、规范的合同文本。在
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往往抛出一份几乎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合同跟其服务对象谈判,
稍不如 意就会表示“我宁愿不做你这一档生意,我也不去修改合同”。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双方有 合同,留学生同样面对两个难题:第一,难以寻找合同中对中
介不利的漏洞;第二,涉外取 证困难重重。这再次印证了原告律师所说的:“中
介公司为留学生设置了非常可怕的陷阱。 ” 此外,我在采访中还获悉,北京某
律师事务所曾倡议制定“中国海外学生权益保护计划”, 为留学生提供全程的法
律服务。
这个创意其实很值得深思,然而由于其完全的商业操作,人 们不免又在心中
投下疑问。顺便提一句,我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获得的法国政府机构与留学生 合同
文本比中介公司提供的文本要规范得多。难重重。这再次印证了原告律师所说的:
“中介公司为留学生设置了非常可怕的陷阱。 ” 此外,我在采访中还获悉,北
京某律师事务所曾倡议制定“中国海外学生权益保护计划”, 为留学生提供全程
的法律服务。这个创意其实很值得深思,然而由于其完全的商业操作,人 们不免
又在心中投下疑问。顺便提一句,我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获得的法国政府机构与留学
生 合同文本比中介公司提供的文本要规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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