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匮乏的国度(1)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 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 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 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 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 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所埋下 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 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 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那块奠 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 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 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 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 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 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 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婚, 中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 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人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 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 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大约40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 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 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 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 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 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 取静的地方,40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30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 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 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柳传志在1971年住进“东郊民巷”。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 在顶棚架上竹席,就把一家人都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此前他们分居男 女宿舍,又在一间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里挨过数月时光,如今这自行车棚虽然低矮 简陋,但毕竟是自己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