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非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一蹶不振 从经济理论上来说,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世界层面上不平等现象的增加,这其实 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贸易自由化导致在每个国家都出现收入差距,并使得这一点 成为整个世界的总体特征。国际竞争促使世界各地出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的停滞以 及利润的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利润的爆炸。由于自由贸易而产生的工资紧缩使资 本主义的传统困境重现,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两难困境:工资紧缩使得不断增 多的产品难以被市场消化。英国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的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喜欢遵循惯例的美国经济 学家对此也理解得很透彻。 如果美国高校体制派经济学家承认不平等现象的增加通常是由于贸易自由化的 话,需求的停滞对于包括保罗·克拉格曼在内的虚伪的反传统者来说则是一个禁忌 话题。敢于指出全球化的这一负面影响才是敢于与既有秩序决裂的标志,也只有真 正的反叛者才敢于揭露这一点,正如亚洲专家查尔梅斯·约翰森所撰写的《回流: 美利坚帝国的代价和影响》一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的行为描写最为 犀利的作品之一(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2000, p.197 有关需求的 结构性分裂的内容。)。尽管罗伯特·吉尔平——全球化理论清醒的分析家——非 常清楚国家和民族仍将持久存在,盎格鲁—撒克逊、日本和德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存 在着结构性不同,他对美国霸权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也十分关 注,但他却不敢提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能会与体制派的行为准则相 抵触。 在这里,我可能有些不够公正,因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顾问约瑟夫·斯特林 茨就是一个反例。他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体制派成员,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会员证。 但在《大幻灭》一书中,他突出了世界的需求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地提起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在认清国家和地区需求不足(尤其是亚洲的需求不足)这一问题上的无能 (Joseph E. Stilitz, La Grande d ésillusion, Fayard, 2002. 这本书的原名 明显就没有那么有力:《全球化和它的不满》,Norton, 2001。) 。但是另一方面, 斯特林茨又是自由贸易制度的坚定的维护者,他在实际中就只能悲叹并不存在世界 性的管理机构。我不知道这算是天真还是算机灵,很可能二者都是:一方面对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毫不留情,而另一方面对于其职业信条又看得无比重要。 我们就不要苛求他了:这位美国经济分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继凯恩斯之后再次宣布 世界需求可能萎缩,因此必须在世界层面进行调节——这本身已经标志着一个转折 点,即便华盛顿政府在后续“谈判”中将处于相当不利的位置。 需求倾向于停滞是由于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工资的压缩,这一论据解释了世界经 济增长率逐渐下降的原因,而这种经济衰退越来越频繁。所有这些都不是新鲜事, 然而我们必须推动对全球消费萧条的研究,直到美国从战略角度参与到这项研究中 来。因为正是由于全球层面需求的停滞,美国才有理由扮演“全球化”经济的管理 者和掠夺者的角色,才要求并乐于承担凯恩斯式的全球国家的职能。 在世界经济衰退和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美国被迫消费超过它生产能力的产品— —这被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件好事。每次面对经济衰退时,人们便会对美国消费所表 现出来的持久活力着迷,而这种活力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具有正面意义的根本性特征, 人们反而对更关键的一点,即美国的低下生产力,视而不见。美国的家庭储蓄率接 近于零。然而每次美国经济的 “复苏”都会大量进口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对美 贸易逆差每年都会产生新纪录。但是我们对此却很高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松了一 口气。这正如拉封丹笔下的世界,在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中,蚂蚁恳求蝉接受它的 喂养。 我们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就是全球凯恩斯主义者对待国家的态度(他们把经济 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国家)。实际上,在凯恩斯看来,国家的职能之一便是消费以支 持需求。在《通论》的结尾,凯恩斯用了一个仁慈的字眼来形容那些建造金字塔的 法老们,他们虽然乱花钱,同时却又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美国就是我们的金字塔, 这座金字塔是由全世界的劳动所支撑起来的。谁都能看出这种把美国当作世界的凯 恩斯式国家的观点与全球化的政治诠释二者是何其相似。在这一模式中,美国的贸 易逆差则被看做是帝国征收的税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国家。然而,它自认为 具有仇视国家的本性,并且通过里根式的反调节努力减少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活动。 然而,否定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最终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国家。一方面,古典主义 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赋予国家负面的特征:无生产能力以及金融方面的不负责 任。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却承认国家的正面潜力,即在经济衰退的过 程中刺激需求的能力。 世界各国的货币系统危机四伏,人们心理阴影浓重,就在这时,那些充满活力、 从不畏惧失业的美国人却成批地变成了整个世界的公务员,成了无生产能力的纯消 费者。个人责任的过度膨胀只会导致集体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