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主义 既代表活力又意味着稳定的普世主义原则是帝国的基本力量之一,也就是说, 帝国应当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这种态度能够将各被征服的民族和个 人纳入帝国核心,从而不断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超越最初的民族基础。被这一体 系所同化的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因为它允许被统治者将自己重新定义为统治者。在 被征服者的眼中,征服者最初的暴力转变成宽宏大量。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胜利,雅典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军事能力的不同, 而是由于罗马公民权的逐渐开放以及雅典公民权越来越封闭。雅典人仍旧是一个由 血缘关系决定的种群:从公元前451 年开始,要想成为雅典公民,其父母双方必须 都是雅典公民。罗马人的民族意识起初一点也不比雅典人差,但是,随着罗马不断 扩张,其公民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包括了整个拉丁语区的居民,全意大利的居 民,最终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公元212 年,卡拉卡拉敕令赋予帝国所有 自由民以公民权。罗马的大部分皇帝也都是来自外省。 我们也可以列举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普世主义的体系可以通过平等地对待不同 民族和不同人民来削弱后者的军事潜力: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来没 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第 一个阿拉伯帝国闪电般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的极端普世主义,另一方 面也是由于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罗马和帕尔特国家的解体。在当今时代,经 济上非常脆弱的苏联帝国也是建立在对不同民族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的,这从根本上 说似乎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特征。法国在其 人口下降之前,在欧洲确实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也是按普世主义的规则运 作的。在最近失败的帝国中,可以举纳粹为例,纳粹的失败是因为其种族中心主义 禁止将被征服群体的力量补充到德国本身的力量中去。 这种比较研究表明,征服民族平等对待被征服群体的能力并非来源于外部因素, 而是发源于民族内部的家庭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先决条件。那些在家庭内部兄 弟之间实行平均主义的民族——罗马、中国、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和法国巴黎盆地 一带都属于这一类——通常情况下倾向于平等地看待不同的民族和人民。融合的倾 向就取决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先决条件。家庭传统结构中并不包含兄弟间严格平等原 则的民族(雅典、德国则更明显)就很难培养平等看待不同民族和人民的意识。与 外界的军事接触更倾向于加强征服者的自我“民族”意识,从而导致一种对于人类 分裂的,而非大同的看法,对各民族采取的态度是差别对待(差异主义),而非普 世主义。 很难以“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为基轴给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定位。英 国人很明显是后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功地保留了高卢人和苏格兰人各自 的民族特性。基于绝对的技术优势而在海外建立的不列颠帝国昙花一现,因为它一 点也不想融合被征服民族。英国人间接的权力,即“间接的统治”,并不排斥各地 的特殊风俗文化。大不列颠帝国的非殖民化是其实用主义的杰作,相对来说也并不 痛苦,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以统一的标准将印度人、非洲人和马来西亚人转变 成大不列颠人,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而很多法国人都曾经梦想着将越南人 和阿尔及利亚人变成不同的法国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接受帝国的衰落要困难 得多。这种潜在的普世主义导致法国人投入到维护帝国的抵抗中,而这种抵抗给它 带来的只是接连不断的军事和政治灾难。 但是对英国的这一特点也不应该夸大。考虑到英格兰面积狭小,而它所构建的 大不列颠帝国辽阔广袤,尽管这个帝国昙花一现,但它能够证明英国人具有一种以 相对平等和得体的方式对待被征服民族的能力。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杰作当数爱文斯 —皮特卡德有关苏丹纽俄族研究,以及梅耶·福特斯对于加纳的塔伦西族的研究。 这些在殖民时代完成的作品,其敏锐性和严密性令人叹为观止。书中的分析既体现 了英国人描绘民族差异的传统能力,又对多样化结构下所掩盖的人类的普遍性进行 了敏锐的捕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之能够直接抓住个人或具有普遍 性的人进行研究,而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面对相互对立的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原则,美国也表现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 两重性,但这种表现是阵发性的。一方面,美国可以被描绘成极端普世主义催生的 民族和国家。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是一个由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的移民互相融合而诞 生的社会。最初的英国人核心显示了一种吸收不同民族来源的个人的绝对能力。移 民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然而在60年代重又开始,并且扩展到亚洲、中美 洲和南美洲。这种融合的能力,以及“扩大中心”的能力,带来了美国的成功,也 带来了美国命运中的帝国式胜利。根据人口统计美国在2001年有居民2.85亿,而2025 年预计则为3.46亿,这些数字本身便证明了这种能力。 但是,从相反的方面,美国也可以被描绘成一个极端的差异主义者。在美国的 历史当中,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难以同化的种群,遭受毁灭的命运,更常见的情 况是遭受种族隔离。印度人和黑人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黑人和印地安人现在仍在 继续以“西班牙语人口”的形式扮演着这种异类的角色。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将普 世主义和差异主义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两个表面对立的观念,实际上在运作过程中 是互为补充的。刚开始时,确实有些外来人员无法确定是“同类”还是“异族”。 过了一段时间,其中部分人被当作是同类,享有平等的待遇;而另一些人则被当异 类,享受低等的待遇。相同和相异,平等和低等,是在“极化”的过程中“同时” 产生的。对印度人和黑人的抛弃,使得爱尔兰、德国、犹太、意大利的移民得以享 受平等的待遇。而赋予这些移民平等地位,反过来又进一步将印度人和黑人定位为 低等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他人地位的不确定,并非一种现代现象,相反,在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某种人类的原始特性。英国人从历史文化层面上属于旧大陆的边缘地 带,没有被纳入先后兴起的几个帝国或虽被纳入但程度不足。英国人也没有很好地 掌握平等和不平等的原则。这种原始特性只是与家庭有关;而根本没有妨碍英格兰 和美国在最近的历史阶段中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先锋者。 因此,英国文化的特征是其平等和不平等观念的不确定,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 家对此通常都非常明确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我将详细探讨家庭体系的起源。 这本书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展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式家庭形式的特征。对于具有 此种特征的地区来说,这种贵族家庭形式绝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潜力。 我还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展示一些从人类学角度讲高度成熟的家庭形式,如阿 拉伯和中国的家庭形式,并分析它们是如何阻碍发展的。简而言之,家庭的发展可 能会阻碍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将家庭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先验观 念联系起来的人类学模型上来,我们就可以在传统的英国家庭中,辨识出一种与其 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不确定性:兄弟都是“不同”的,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不平等 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奉行非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实 行平均主义的继承原则,英国父母则有立遗嘱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自己 的子女中分配财产。除了贵族阶层之外,通常情况下这种自由不会导致重大的不平 等现象的发生,如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孩子而排除其他孩子的继承权。 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的对立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他人和外来人的态度非 常地有趣和特别:即不稳定的态度。 普世主义的民族一开始将所有外来民族都认为是与他们自己相似的民族,这一 态度导致他们一旦发现具体的外来人并不符合其既定意识形态时,就会失去耐心。 普世主义民族存在明显的排外倾向:法国人对于闭门不出的阿拉伯妇女感到神经紧 张,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则轻视那些并不压迫本民族妇女的周边民族,不要忘了还 有仇视黑人的俄罗斯人,他们很难习惯于黑色的肤色,等等。但是,这种人类学上 的对立体系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也没有受到过抨击。而赤裸裸搞差异主义 的民族,至少在他们的对外征服时期——德国人直到纳粹主义,日本人直到军国主 义时期——将其领土上的民族固定地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是变动着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一条人 类的疆界,这条界线使他们成为缺乏普世主义,而接近差异主义的民族,但是这条 疆界是可以移动的。也就是说可以扩展也可以收缩。世界上既存在我们,也存在他 们;在他人当中,有一些是和我们一样的,但也有一些是和我们不同的。在那些不 同的人当中,也有某些可以被重新划为我们同类。而在那些相似的人当中,也有某 些可以被重新划分为异类。但总存在一条区分完全人类和另类的界限,“在某些地 方,你必须要划一道线”。英国人的精神空间可以收缩到最小——只包括他们自己, 但是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不列颠人,今天则是全体欧洲人。 美国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篇研究这条分界线的波动的论文,从美国独立到1965 年,中心群体的范围持续扩大;而从1965年至今,则表现出收缩的趋势。 先是英国人,后来美国人也学会了融合所有的欧洲人,但曾对给予爱尔兰人、 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地位有过犹豫。但是,这次扩大是不完全的,而“白种人” 是扩大的标准,印度人、黑人和亚洲人则被排斥在精神壁垒之外,而正是这道壁垒 将同类和异类分开。在1950至1965年间,新的扩大开始了:土生土长的亚洲人和印 度人被重新定义为完全、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这一现象通过他们进入美国普遍的 婚姻市场可见一斑。特别是这些民族的妇女对于统治群体的男性来说不再禁忌,他 们之间从此可以互相通婚。1950至1965年间,黑人问题却成为普世主义和差异主义 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在有意识的政治领域,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试图将他们吸纳进中 心空间;在潜意识的信仰领域,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变,黑人妇女的婚姻种族隔离 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中心群体扩大的趋势可以被乐观地解释为,随着时代的改变,人类的理性最终 促使他们承认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这样一种阐释意味着存在一种追求平等的原动力, 平等原则本质上比不平等原则优越。但是,如果想要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在1950 年到1965年间达到普世主义的顶峰(但不幸的是为时不长),我们不可以将经济作 为一个次要因素:来自苏联帝国的竞争。冷战时期是美国普世主义最大化的时期。 俄罗斯创造了共产主义,并意图将共产主义强加给世界,当然,共产主义是自 法国大革命以来最为普世的意识形态。俄国革命的“古拉格”是针对全世界、针对 所有人的,也很平等啊。无论共产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能谴责它没有以 平等的方式对待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对于苏联帝国具体运转方式的研究表明,中心 地区所承受的暴力和国家的剥削要比附属民族沉重得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享受了 最为充分的“自由”。 俄罗斯的普世主义是清楚而明确的。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通过共产国际建立 时的活动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法国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人,他们似乎具 有以同一种方式看待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的天然的能力,这种态度不仅可以引起好感, 同时也有利于政治扩张。 冷战时期,美国不得不面临这个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外部。普 世主义在外部表现为将同等的自由经济扩展到所有的发达盟国,以及在整个西方范 围内鼓励实行非殖民化运动。在美国社会内部,共产普世主义的竞争使得反对黑人 种族隔离的斗争成为必然。将在两种社会模式之中取舍的世界,不可能赞同一个将 本国部分移民当作下等人来对待的美国。对于日本人和犹太人的吸纳是不可否认的 一大成功。将黑人融入到政治体系当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的解放,也没有使他 们散居到美国各地。黑人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但是有他们自己的集中居住区,只 能作为大量黑人贫困街区的补充。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竞争的崩塌,美国的普世主义也开始衰 落。这一现象似乎在表明,竞争的压力使美国在普世主义方面超水平发挥,而一旦 压力消失,美国的精神体系重新找到了自然的平衡,开始缩减吸纳外来民族进入 “它”的世界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