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外普世主义的衰落: 对于战略分析专家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忠诚确实是一个谜。对近期经典 作品的阅读对我们没有丝毫启示。基辛格曾经仔细研究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 在他看来,那是几个不理智民族在争夺这块“希望之土”,作为调停人的他在书中 发泄了一个“现实主义门徒”由此而生的怒气。亨廷顿将以色列置于西方文明圈之 外,而他的设想是把后者变成一个战略集团。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出版的新保守主义 杂志《评论》,在其1997年3 月对亨廷顿作品的书评中对此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机会 主义态度:对该书将犹太人排斥于西方圈子之外不置一辞。布热津斯基根本没有谈 到以色列。福山也没有。美国一方面和阿拉伯世界,或者更广泛地说,和伊斯兰世 界的普遍对立,另一方面又如此重视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很难合理地理解这种关系,说明它的好处。民主国家之间必要的合作这一 假说也无法支持这种做法。长久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所剩无几的土地上建设 定居点,他们强加给巴勒斯坦人不公正的待遇,本身就是对于民主的基础——平等 原则的否定。而其他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民主国家,并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那 种美国式的毫无分寸的同情。 以色列军队的作用也许是个较为有力的论据。美国陆军十分脆弱,动作迟缓却 又不能接受失败,使其在陆上行动中越来越倾向于大规模地使用盟国的军队,甚至 是外国雇佣军。出于控制石油收益的执着,美国领导人可能还不敢放弃中东地区最 强军队——以色列军队的地方支持。以色列不大的面积,特有的形状和高度的武装 使它越来越像是一艘固定的航空母舰。不管是从美国军方的还是民间的战略现实主 义者的观点出发,比起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感情和感谢,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依靠 这支能在几天内或是几周内消灭无论哪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 是出于这种考虑的话,为什么“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们没有提起过呢?以色列的军 队曾经为守住黎巴嫩南部地区,如今则为约旦河西岸付出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又怎 能真的让以色列的军队控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油井呢? 有一些解释强调美国的犹太社会的作用和它影响选举进程的能力。这便是“犹 太院外压力集团”理论。在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用阿拉伯非院外压力集团的理论对 其进行补充。对于任何一个处于连任困境中的政客来说,在阿拉伯团体的力量不足 以作为抵消力量的情况下,支持以色列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如果不能赢取 同样多的阿拉伯选票,为什么要放弃犹太选民的选票呢?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犹太 群体,毕竟犹太人只有650 万人口,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2.2%。此外,美国并不是 不存在反犹传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97.8% 的非犹太美国人中出现大量的选民投票 惩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政客。但是,那些反犹现在已经不反以色列了。我们靠近了 问题的要害。 那些在美国犹太人看来反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群体,在政治上都遵从共 和党右派(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2001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Jewish Opin ion,http://www.ajc.org)。然而,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却是在共和党的选战 中登峰造极;而支持布什的美国宗教右派,对以色列政府重新产生了热情,以此作 为平衡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仇恨的力量。此外,还要补充的是,四分之三的美国犹 太人继续偏向中左派,投票给民主党,并且害怕那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这样我 们就得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悖论:在美国犹太人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选民之间存在着 明显的对立。 因此,要理解美国为什么会给沙龙领导下的以色列越来越多的支持,就必须假 设存在两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支持,这两种类型的结合及其相互矛盾的动机,可 以同时解释美国对以政策的持续性和波动。 首先是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传统支持。因此,民主党掌权时尽可能既保护以 色列又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克林顿为争取戴维营和平协议所做的努力,就是出 于这一动机。 另一种便是共和党右派对于以色列的支持,这种支持历史更短,更加特别。共 和党右派实际上是在中东范围内扩散自己对于不平等的偏好,而这一偏好正是当前 美国的特征。因为完全可能存在一种对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偏好。 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这种“公正”的态度使我们相 信,要想建立民族间的联盟,平等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在与别国相处 时完全可以不考虑平等原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作为民主国家的捍卫者, 每次都会尽其所能支持希腊范围内的民主国家。而斯巴达作为寡头政治的捍卫者, 每占领控制一个城邦,就会在那里建立起寡头政治体制Aristote,Politique, livre V.7, (14),Les Belles Lettres, 1989. 。到19世纪末,欧洲不同的君主制国家没 有费多大力气便成功地相互勾结起来,以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孕育倡导的民主原则。 最惊人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政府,它们不仅反对平等原则, 还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建立等级制度,因此两个地理距离遥远的国家趣味相投。在珍 珠港事件之后,希特勒为了表示与日本一条心而向美国宣战。由此可见,在国际关 系中就如同在人际关系中,如果自己本身就是邪恶的和不公正的话,那么可能会偏 好“恶”的东西,往轻里说也是对于不公正的偏好。因此,与他人投缘并不是因为 在他那里发现了善,而是因为发现了自己。 我们甚至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知道自己变坏的人必须再找到一个同类来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觉得,只有从这种意义出发才能解释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 新的、强化了的情结。因为,就在美国自己变坏的同时,以色列也变坏了,美国对 于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越来越残酷的行为表示赞同。美国越来越偏向于认为人类 不平等,越来越不相信人类的同一性。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论断,不做任何改动, 运用于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对于阿拉伯人的政策导致以色列社会内部由于经济的不 平等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裂。以色列人越来越不把阿拉伯人看作是正常人类了, 这一点对于那些关注报刊和电视新闻的人来说不难看出来。但是,我们对于以色列 社会内部分裂过程的认识却不够清醒,以色列社会正如美国社会一样,陷入一种非 平均主义的狂热中( 参见以下精彩文章:IlanGreilsammer dan Le Début, 118, janvier_f évrier, p.117~131 。) 。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当中,以色列是收 入差距最为巨大的国家之一。在俗教徒、阿什肯纳齐(东欧)犹太人、地中海域犹 太人和极端东正派教徒等不同群体相互分离,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不同群体人口生育 率的差距加以衡量:比率最低的在俗教徒,每位妇女至少育有两个孩子,而比率最 高的极端东正派教徒,每位妇女至少育有7 个孩子。 一开始,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中存在着二者同属于自由民主国家范畴的因素。 此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具体联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海外社团。不要 忘记还有加尔文教派和犹太教之间在圣经教义方面的联系。当新教徒仅从字面意义 来阅读《圣经》时,便会对犹太民族产生认同感。具体来说,17世纪,清教徒移民 到美国这块希望之土时,他们对偶像崇拜民族的恐惧(即圣经差异主义)便转移到 了黑人和印地安人身上。 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时间不长、但非常全面的支持并非基于最初宗教的同源关 系,对《圣经》的热爱或是与以色列当选政府积极、良好的关系。我坚信,如果共 和制的和天主教的法国,始终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镇压、监禁和屠杀阿拉伯人, 就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所做的那样。如今实行差异主义、非平均主义、思想邪恶的 美国,将会认同为一个丧失了其普世主义的殖民主义法国。当人们抛弃正义之时, 没有什么比看到其他作恶的国家更让人放心的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西方占统治 地位的超级大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惊讶( 在我写下以上的话时,我偶 然(但是这真的只是一个偶然吗?)看到了《解放报》对于让·玛丽·勒庞接受以 色列自由主义报纸《国土报》采访谈话的分析,法国极右派领导人表示他理解以色 列军队领导的反对恐怖主义和反阿拉伯的斗争,在他看来,这似乎与法国在40年前 进行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十分相似。(参见《解放报》,2002年4 月22日)) 。 对于全球战略分析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分析美国行为的深层逻辑:美国之所以 无法将阿拉伯人看作是正常的人,这是美国社会内生的普世主义衰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