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和对阿拉伯国家的蔑视 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世界的多样性,本能地将阿拉伯世界看做仇敌。这种对抗 是人类原始的、下意识的反映。它超出了亨廷顿所提出的将穆斯林世界排除出西方 势力圈的宗教对立情绪。对于习惯研究各地风俗的人类学家而言,盎格鲁—撒克逊 和阿拉伯绝对是两大对立的体系。 美国人的家庭结构是原子核式的,崇尚个人主义,妇女地位较高。阿拉伯人的 家庭则是父系式的复杂体系,妇女对丈夫依赖程度极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 表亲通婚是一大禁忌,而阿拉伯人恰恰提倡这种婚姻。美国的女权主义随着年代的 发展已经越来越专断、富于攻击性,对世界多样性的容忍度不断下降。美国似乎注 定要和阿拉伯世界发生冲突,尤其是和那些家庭结构与阿拉伯世界类似的穆斯林 (我们可称之为阿拉伯穆斯林)发生冲突,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土耳其的一部 分,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非洲印度洋沿海地区除外,这些地区妇女地位较 高。 美国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对峙既是不愉快的人类学冲突,也是难以准确定义 的两种价值观之间失去理性的对抗。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抗正变成塑造国际关系的 一个结构性因素。这场文化冲突自“9 ·11”事件后展现出了滑稽的一面,成了一 幕世界化的街头喜剧。一方面,美国妇女严厉专横,前总统就曾经为了证实他没有 和某位女实习生睡觉而接受某调查委员会的审讯;另一方面,本·拉登娶有多个妻 子,还有数不清的异父或异母兄弟姐妹。这是一幅世界漫画,但漫画中的世界正在 消失。即便没有美国的建议,穆斯林世界的风俗习惯也会发生改变。 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妇女生育率下降本身就说明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她们必 须有较高的识字能力,其次像伊朗这样平均每个妇女只生2.1 个孩子的国家一定有 许多家庭放弃了养育男孩的愿望,也就是与父系传统决裂( 假设每对夫妇生有男孩 后不再要孩子,若生女孩就继续生育,理论上就可以使每个妇女只生两个孩子和重 男轻女的习惯兼容。但这个假设不大现实,倘若如此,一对夫妇就不可能有两个儿 子,阿拉伯传统家庭结构也将改变,兄弟之间的团结和近亲结婚也将随之消失。) 。 埃及就曾开展过一次表亲通婚率的跟踪调查,1992年的比率为25% ,到2000年则降 为22%(1992年和2000年《埃及人口与卫生调查》。) 。 阿富汗战争之后,在欧洲大陆尤其是英美两国爆发了关于阿富汗妇女地位的文 化战,要求改革当地的风俗。甚至有人提出用B —52轰炸机来结束伊斯兰的反女权 主义。西方的这种苛求简直有点可笑。风俗的变迁是个漫长的过程,盲目地发动现 代化战争只会适得其反,因为战争会将西方的女权文明与无可争辩的军事威慑力结 合起来,产生的间接后果就是给阿富汗军阀的超男性化伦理学蒙上一层荒谬的高贵 色彩。 盎格鲁—撒克逊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布什夫人和布莱尔夫人 在阿富汗妇女地位问题上采取女权主义的态度更是火上加油。盎格鲁—撒克逊体系 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已露出某些退化的迹象,人们不再像爱文斯—皮特卡德或者梅 耶·福特斯那样对不同体制采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某些争取妇女参 政的英国妇女对新几内亚男权统治的揭露和对坦桑尼亚及莫桑比克这两个穆斯林人 口居多的国家实行的母系氏族制的欣然赞赏。如果单凭一门学科就可以断定文化的 优劣,我们又怎能要求政府和军队保持客观和公正? 前文说过,普世主义并不是宽容的代名词。比如说法国人完全可以仇视来自马 格里布的移民,因为阿拉伯妇女地位低下,与法国的风俗习惯相悖。但这种本能的 反应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也不涉及对阿拉伯人的总体评判。普世主义对差 异显得无动于衷,不会导致对某一体制的公开谴责。相反,反恐战争却使美英可以 对阿富汗人(或者阿拉伯人)做最终的、无上诉机会的评判,这与平等的先决原则 是完全不符的。 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简单集合,事实是普世主义在盎格鲁— 撒克逊体制中的衰落使美国不能准确估量国际关系,因而也就不能从战略角度有效 地、合理地对待穆斯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