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克莱尔·施皮格尔:令人痛心的医院 当克莱尔·施皮格尔绝望地看着那个躺在医院推床上的孩子时,她的头脑里形 成了一篇性质不同的报道。这篇报道会使上个世纪的约瑟夫·普利策也为之心酸的。 这个孩子只有五岁,他痛苦地呻吟着,用西班牙语呼喊着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此 刻并不在他的身边,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的家在洛杉矶中南部,他显然无人照管。 当他正与一些小朋友玩耍时,家里的暖气片爆炸,滚热的水烫伤了他。他的胸膛、 生殖器和双手都烫得很严重。但在那夜新送进“杀人魔王”的人中间,他算是比较 幸运的,他也许可以活下来。 “杀人魔王”是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绰号,1988 年初洛杉 矶的许多人,特别是执法的人仍然这样称呼它。位于瓦茨中心南威尔明顿大街的这 座庞大的建筑群只是显得有些单调,并不可怕,然而这家医院当时却背着“杀人魔 王”这样一个坏名声。任何一个护理人员都能背诵洛杉矶警察局的这样一条不成文 的规定:当警察在这个地区被枪打伤的时候,不要往“杀人魔王”那里送。 克莱尔回忆说,医疗界都知道,这家县营医院是一家“净给病人干坏事的坏医 院”。 这就是为什么《洛杉矶时报》保健问题记者克莱尔那天晚上去那家医院的急诊 室的原因,她要去安慰那个拉丁美洲小孩子。 那孩子身边没有亲属,也没有医生护士照料他。克莱尔用她仅懂的一点点西班 牙语安慰他。当他啜泣的时候,克莱尔满腔怨气。忙得团团转的急诊室人员似乎根 本不理会他。克莱尔努力克制自己,保持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性。 “我是记者,”她告诫自己,“我在这里只冷静地观察,而不要掺和进去。” 又过了一些时间,仍然没人管这个孩子。他的疼痛使克莱尔揪心难忍。 “我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了,”她对自己说。她冲到两个实习医生那里。 “看看这个小家伙吧,”她要求说。“他不会说英语。他的妈妈也不在这里。 你们能否去看看他?”克莱尔挨了一顿训斥。他们对她说,急诊室人手不够,领导 人也不够,那天夜里病人太多了,他们忙着照料那些伤势更重的人,如,有个女人 的面部挨了一枪,有个孩子被公牛戳得很厉害。 克莱尔很惊讶。她重新回到推床旁边,又陪那个烫伤的孩子过了两个小时。她 观察着周围混乱的情况,使她越来越吃惊。她认识到,詹姆斯·霍顿的看法是对的。 霍顿大夫是金氏医疗中心新上任的医疗主任。克莱尔那天晚上之所以去那里, 就是因为他苦苦乞求她去亲自观察一番。他是在看了克莱尔的报道以后要求她去的。 克莱尔在《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洛杉矶医院面临着一场危机:一些大私立医院扬 言要关闭急诊室,因为负担太重了。 “那样一来,就会使整个医疗保健系统陷入混乱,”克莱尔说,“现在有许多 急诊室营业,情况还那么糟。如果大医院的急诊室关闭,那就会引起一场多米诺骨 牌式的反应。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公立医院将不得不承担私立医院原先担负的许多任 务。”金氏医疗中心就是那些忧心忡忡的公立医院中的一个。担任这个医院的医疗 主任还不到6 个月的霍顿大夫到报社访问克莱尔,对她直率地说: “如果所有这些私立医院都关闭它们的急诊室,我们可应付不了啊。我们已经 对不起病人了,”他对她说,“我们只有一台超声波机器。脑显微镜在作外科手术 时损坏了。我们的设备是50 年代的。在那儿行医,糟透了。”克莱尔援引他的话 发表了一条消息,刊登在头版。后来,她一直想到他的邀请。“我们现在无法工作 了,”他对她说,“去我们那儿亲自看看吧。”起初,她并不想去。有什么必要呢? 她已经在《洛杉矶时报》头版正式报道了此人讲的情况。她相信他的话全是真的。 因此,她去金氏医院,还能采访些什么呢? “但是,”她回忆说,“我开始考虑,象这样重要的事,我怎能随便放过呢? 访问我的是医疗主任,而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说,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别无他 法,只好诉诸报端。他说,这家医院真是地狱。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责任去亲自观 察一下。”也许可以写篇专稿吧,她想。或许什么也写不出来。但至少对人家的要 求,没有置之不理。 就这样,她接受了霍顿的邀请,但附有一些条件:她要不受限制地在无人陪伴 的情况下去急诊室看看,那里通常是不让记者去的。她要在夜间最紧张的时候去那 里观察。她要求事先得到许可,必要时带一个摄影记者去。 “没有问题,”霍顿回答说。 过后不久,在5 月份一个宜人的春天晚上,克莱尔给困乏的小女儿艾利森读了 一篇催眠的故事,安顿她就寝,然后同她的丈夫布雷德告别。她坐进停在他们美丽 的海滨别墅公路上的沃尔沃240SL 轿车里,沿着两侧栽种着棕榈树的滨海大道向南 疾驶而去,经过了许多更漂亮的房子,然后向东驶上曼哈顿的海滩林荫大道,穿过 沿途的小商店和咖啡店,奔向高速公路,直达那个地狱般的医院。 从曼哈顿海滩到金氏医院,必须经过洛杉矶的一个最危险的地区。甚至在大白 天人们也不敢站在洛杉矶中南部的街头,否则,会被杀死的。打冷枪已经成为司空 见惯的事,以致人们不再把它当作新闻。金氏医院不得不在病房安装金属探测器, 以防对立的流氓集团成员溜进来,继续干他们未能在街头得手的杀人勾当。金氏医 院的护士们劝告克莱尔:夜晚通过这个地方,最好见红灯也不要停车,因为如果停 下来的话,一个孤零零的妇女乘坐如此崭新的沃尔沃汽车,是会挨枪子的。 克莱尔已不是天真无知的姑娘了。她那天晚上丝毫也不胆怯。快近午夜的时分, 她到了金氏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灯光最明亮的地方,把汽车锁起来,匆匆走向 医院。 4 年来,她在纽约不安宁的街道上已经走惯了,对此习以为常。 或者这仅仅是她自己的想法。 “我这个记者脸皮厚,我对此多少有点自豪呢,”她说。“我的意思是,我见 过的多啦。我知道,在我和我要报道的事情之间可以拉上一层帷幕。”她到过许多 医院的创伤中心,所以她知道她今晚要去的地方可不是好玩儿的。她曾多年报道可 怕的犯罪行为和事故以及人们的其他种种苦难,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坚强记者却没 有想到她会在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急诊室看到那么骇人的情景。 使克莱尔揪心的,倒不是那些被刀刺、被枪击、被殴打、被虐待的人们皮开肉 绽、鲜血淋淋的场面,也不是那里的混乱。因为最好的创伤中心似乎也有点混乱。 使克莱尔震惊的是,这个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没精打采,群龙无首,对病人的痛苦 漠不关心。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说的那些话:‘没有任何人指点我 们。被认为管事的、负责训练我们的值班医生此刻在哪里呢?他在休息室睡大觉呢。 ’”他们的话是对的。克莱尔半夜两点钟在那里找到他,敲门叫醒了他。他走到门 口,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过会儿再来吧,”他拒绝见会她。 “很明显,”她说,“实际上没有人管这些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他们面临着 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医疗局面。病人太多了。”当克莱尔那天晚上在那里观察的 时候,医护人员推进一个11 岁的男孩和他的18 岁的朋友,前者头部被枪打伤, 后者的手臂被枪部分地打掉了。 拂晓以前,又来了几个重伤员。她看到一个被发动机砍断腿的男人几个小时都 没人管。不过,使克莱尔终于忍耐不住的,还是那个被烫伤的小孩子的凄厉呼喊声。 “他疼得死去活来,我的心都碎了。我仿佛觉得躺在推床上的是我自己的小女 儿。”正象吉姆对A 列车差点儿相撞的险情深感不安一样,克莱尔在金氏医院看到 的种种苦难也如同她亲身感受的一样。 她的观察证实了霍顿所说的话:这家医院的确人手不够。“但我也注意到那里 的值班医生严重地缺乏责任感,”她说。 克莱尔知道那里大有文章可作,其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该院医疗主任试图 探讨的。到天亮的时候,她已下决心追踪下去。 克莱尔认为金氏医院存在严重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以后的一年中,她将 揭发医院的渎职行为,有一位专家称之为“医疗不负责任的暴行”。 次日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克莱尔驱车离开了瓦茨。她心里想着,碰到红 灯,千万别完全停下来。这时,她很难想到,她的调查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她也不 会想到,这将使她同吉姆争夺普利策奖。 当然,她更不会知道,这次报道将对她个人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给她自己和 她的小女儿带来痛苦。 当克莱尔·施皮格尔1952 年7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诞生的时候,约瑟夫· 普利策一度引以自豪的《世界报》大厦已经成为曼哈顿破烂不堪的仓库,又过了三 年便拆除了。从她的早年生活中一点也看不出她会象吉姆·德怀尔一样,变成普利 策所称赞的那种深入生活、鞭挞丑恶的记者。 克莱尔的父亲是旧金山的税务律师,母亲是教师。她在童年过着田园般的生活。 她平日在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学习芭蕾舞和网球,星期天则去公理会教堂作礼拜。 同吉姆的祖先不同,克莱尔的祖先很早就来到了新大陆,在克莱尔诞生以前, 他们已在这里生活了六代。他们是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工人阶级出身,其中 有农民、矿工和工人,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当了土 木工程师的后代,他叫施皮格尔。这个工程师生了一个聪明的儿子,他获得耶鲁大 学的奖学金,接受了名牌学府的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转 战于冲绳岛,在战斗中负伤,但活了下来,复原回家后在加利福尼亚开业当律师, 颇为成功。他名叫哈特·施皮格尔,即克莱尔的父亲。她的母亲吉纳维夫原是爱达 荷的农家姑娘,后来获得教学资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为美国陆军妇女队员在 夏威夷服役,在那里同哈特结婚。 这位年轻的教师和她的律师丈夫在战争结束后定居于伯克利,开始了战后美国 梦的追求。他们使其子女享受到了他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优越条件。 “少女时期,我酷爱读书,”克莱尔回忆说。“我勤奋努力,喜欢上学。 我爱书,读了很多。”哈特的所有3 个子女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克莱尔的妹 妹詹尼弗后来担任了“改善形象”推销公司的营销副总裁。她的哥哥约翰继承父业, 当了律师。 约翰对克莱尔的生活始终有很大影响。他在斯坦福大学是网球明星,在一段时 间内是该校的第一流运动员。这对她“有一定影响”,她说。她也努力在中学的网 球队争雄,后来长大成人后始终保持了对这项运动的爱好。 但是,她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作为一个喜爱读书、严肃认真的少女, 她对此考虑得很多。她在中学读书时,故乡受到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言论自 由运动的震撼,她的社会意识由此扎下了根,而她对职业考虑的回答也逐渐形成。 克莱尔很容易观察到大学校园的风云。她上的是安娜·黑德女子中学,该校同人民 公园只有一街之隔。她多次看到大学生游行示威,发生暴力行动。不止一次,她放 学回家时,校方的公共汽车从催泪瓦斯的烟雾中驶过。 在那个时期,广播中、报刊上、餐桌上的议论中,人们各抒己见,思想纷呈, 互不相让。克莱尔对这种气氛着了迷。这种大动荡把她惊醒,使她走出了少女的象 牙之塔,如果说不是变得激进化,至少也是更加理想化了。她认识到,她要从事这 样一种职业:能够促进人们彼此之间的理解。 17 岁的时候,克莱尔碰到一个机会,参加了同外国交换学生的项目。她去印 度尼西亚学习3 个月,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迥然不同的文化极感兴趣”。 她返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知道了此生她要做些什么。或者至少是她认为她 知道了。“我要研究婆罗洲割取敌人之头作为战利品的历史,”她说。 “我要研究庙宇墙壁上的象形文字。”她打算要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周游世界。 不久,她便继乃兄之后,考入斯坦福大学。但是她的哥哥认为她作了一个很差的选 择,她说。 “他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对我说,当一个人类学家,听起来满不错,但实际上 那是一种非常单调寂寞的生活。他说服了我。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职业。我不愿去 银行当一个出纳员,象他认识的许多人那样。所以我开始考虑别的职业。我知道, 我不想当律师或医生。我们家当律师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我也不愿意同血打交道。”最后,她想出一种办法,既能够广见世面,观察人 类的生活情况,“又不致于过一种象人类学家那样单调寂寞的生活”。她要成为一 名驻外记者。 在生活道路上作出这个关键性的决定之后,克莱尔便改为主修新闻,并开始参 加斯坦福学生报纸的工作。她象大陆彼岸的吉姆一样,发现了任何一个成功的记者 所发现的东西:这项工作使她感到愉快。 “我发现,新闻工作使你有权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 她说。“它使你有独特的机会去洞察世界,不管是外国还是我们本国。”如果这听 起来有点象大吹大擂的学生在新闻工作日听到的那些话,那她则表示遗憾。但这确 实就是她对这个新领域的看法。她以其一贯的书呆子式的严肃认真态度致力于这项 工作。 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克莱尔在大学暑假实习中两次获得高度评价——1973 年在博伊西的《爱达荷政治家报》和1974 年在《波士顿环球报》。克莱尔在斯坦 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去约瑟夫·普利策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创办的新闻研究 生院读硕士学位(她比吉姆早四年,此时吉姆正在福德姆大学读研究生课程)。哥 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在七十年代中期仍然享有巨大的威望。克莱尔认为,研究生 课程是值得一读的。 “哥伦比亚是我进入纽约的前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她说。 “我讨厌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直接去报道布鲁克林。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地铁。 “对年轻的记者来说,哥伦比亚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研究生课程要求学生去 实地做一做记者工作,到纽约市各处去逛逛,实际体会一下这个都市的生活。一年 以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实习过,所以我的这次工作经历就成了上次实习的自然延伸。” 她在哥伦比亚的导师之一是迪克·奥利弗,他当时担任《纽约每日新闻》的地方新 闻编辑主任。通过导师的指导,她在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导师对她的硕士论文 给予了很多指点。这篇论文深入地分析论述了一项有争议的计划,即把液化天然气 运入纽约、储存于斯塔腾岛、然后沿东河输送出去。 她的导师作为自由投稿购买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报的星期日专刊上。 克莱尔就这样巧妙地踏入了《每日新闻》的门坎,接着便登堂入室,于1975 年夏季受聘为该报的记者。当时这家小报是全国第三大都市报纸,发行量超过一百 万份。 “我一开始就在地区版工作,对象是布鲁克林,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 贫民区,”她说。“那里可以报道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住宅计划呀、暴徒谋杀呀、 火灾呀、地铁犯罪呀,等等。”克莱尔对布鲁克林的街头新闻跑了八个月以后,报 社把她调到商业区,去报道曼哈顿的同类新闻。接着,她又被调往纽约州的首府奥 尔巴尼,去协助报道州议会几个月。 当《每日新闻》把克莱尔调回曼哈顿的编辑部时,她已经是一个经过锻炼的、 坚强的、报道技术娴熟的记者了。编辑们交给她一些调查性工作。她曾揭露了联邦 破产法官的政治庇护行为,多年以后她还以此自豪。这个法官任命一个朋友担任一 家公司的收款员,而这位朋友则指定法官弟弟的会计公司承担全部会计工作,这是 一种过分亲密的关系。克莱尔发现,支票上写的地址根本不存在,如田纳西某某胡 同。 这个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就象把棒球扔进了蜂窝”,克莱尔回忆说。 不出所料,公众十分愤慨,政界人士纷纷表态,随后人们又要求改组破产法院。 这是使年轻的克莱尔陶醉的时期。报社的工作使她兴奋。回顾往事,她感到她 幸运的是,她在《每日新闻》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正是该报处于鼎盛之时。她回忆 说:“当时,鲁珀特·默多克还没有购买对于报纸《邮报》,这两家小报还没有在 刊登黄色新闻方面展开竞争。”克莱尔热爱她在《每日新闻》的工作,也热爱纽约。 但同时她又爱上了一个男人。布雷德·布赖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克莱尔同 他相识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的介绍。她很快发现,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布 雷德象克莱尔的父亲和哥哥一样,对公司法感兴趣。布雷德也是来自湾区——在旧 金山南部出生和长大的。当她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他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念书。他们必须越过2 ,500 英里的路程才能联系起来。 “我们想结婚,可是,他不想来纽约当律师,他喜欢洛杉矶,”她回忆说。 “我则喜欢纽约,不愿离开它。当然,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如果 我离开这里去条条地带的话。”所谓“条条地带”,是许多纽约人对西海岸的看法。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曾经做过的最美的差事,因为后来《每日新闻》碰到 了许多困难和许多劳资纠纷。”克莱尔可能对她以前的老板太仁慈了。《每日新闻 》为了自己的生存后来同充满刺激性的《邮报》和更年轻的小报对手《纽约新闻日 报》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发行战更加复杂化的,是《每日新闻》的合同纠纷。90 年代开始的这项争端谋求工会作出让步,以便扭转该报所说的在过去10 年中一亿 多美元的亏损。该报进入1991 年的时候,陷进了它的10 个工会中有9 个罢工的 泥潭中。 所以克莱尔没有继续呆下去卷入那个悲剧中,而是西行,跟随布雷德去了“条 条地带”。他们1978 年8 月在旧金山结婚后,定居于洛杉矶,在那里,布雷德参 加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而克莱尔则去《洛杉矶时报》担任记者,负责报道县政 府的事务。 克莱尔承认,她对纽约充满刺激性的生活仍然有点怀念。不过,事后思之,她 认识到,她决定让她的职业跟随布雷德走,是很幸运的。在洛杉矶,她加入了一家 非常出色的报纸的职工队伍,它当时刚刚完成了向大报的过渡。在以后的12 年中, 《纽约每日新闻》只得了一次普利策奖(得奖作品出自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之 手,他不久便转到《纽约新闻日报》工作)。 而同一时期,克莱尔的新老板的单位则得了8 项普利策奖。 她大概不会想到,在这八项奖中,有一项把她的大名赫然冠于其上。 曼哈顿海滩同其名字毫不相干。加利福尼亚海滩区离洛杉矶商业区13英里,它 的这个名字是1912 年按照纽约市一个区的名字起的,因为这个市的创建者斯图尔 特·梅里尔比另一个创建者乔治·佩克的运气好。梅里尔是纽约人,他希望把这个 小小旅游城命名为“曼哈顿海滩”。而佩克是中西部人,他倾向于命名为“海滨”。 争执不下,便诉诸抓阄儿,结果梅里尔赢了。 自那时以来,曼哈顿海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游览观光、休憩娱乐的风雅之地。 这里有一片清洁宜人的海滩,有几家美味餐厅、两家优雅的咖啡店、十几家高档商 品店,如丽贝卡绢花店。这个镇子大约有三万五千家住户,大都为富有的洛杉矶人, 他们买月票或季票来往于城郊之间。 其中有一位月票乘客,就是克莱尔·施皮格尔。1988 年年初,她也置身于夜 晚车水马龙的人流之中,回到了没有绢花店的市内。自从那天夜里她在小马丁·路 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急诊室大开眼界以后,她就连续去采访,还带了报社的一 位摄影记者。她在金氏医院上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大夜班。 以后几个夜晚的观察证实了她在金氏医院第一个晚上所形成的看法。除了她亲 眼目睹医院所存在的问题外,她还采访了许多职工,不少医生和护士冒着很大风险, 对她慷慨陈词,他们对如此无人负责的情况极为气愤。 次周,克莱尔向报社都市版编辑克雷格·特纳汇报了金氏医院的情况。 他同意她在作好日常的保健报道工作之余,对这家医院投入更多的时间。 象吉姆在决定一项值得进行深入调查的报道任务之后一样,克莱尔的下一步也 是要求调查档案。 “当我在写作中要求调阅档案的时候,我一下子成了金氏医院不受欢迎的人,” 她说。“我想,他们原先以为我在医院采访一周,报道一下急诊室的混乱情况,也 就算了。”医疗主任霍顿继续对克莱尔开诚布公地直抒胸臆,尽管他也看到她已超 过了他所希望的报道范围。但他的上司——医院院长则兜圈子。克莱尔通过正式手 续成功地得到了许多报告和档案,但其中不少文件是没有用处的。她所要求的真正 有用的资料,如关于病人医疗情况的档案,则以保密为由,大部分拒绝提供。在遭 到拒绝以后,最初她希望能在向当地政府提出的关于医疗事故的控诉中找到一些材 料。但她发现,几乎没有这样的控诉,很显然,这是因为在金氏医院看病的很多低 收入的人“请不起律师打官司”。 不过,她也发现了一些医疗事故,然而县里的官员拒绝提供档案,理由是:这 些档案不对外公开。 “我们不得不控告他们,”克莱尔回忆说。“我们在最高法院胜诉。他们又上 诉。我们在上诉法院也打赢了。他们又起诉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后者同意受理 这个案子。我提出这些要求后大概过了6 个月。最后,县里说: ‘好吧,我们把档案给你。’不过,到这个时候,这些档案不象当初那么对我 有用了。”这是因为她在6 个月中采用别的办法,搜集了一些类似的病人档案。她 成了医院花店的最好顾客。 “如果你拿一束花,就会比拿个笔记本,大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拿着花束 去访问病人,让他们填表,把病历给我。”这个策略非常有效。 “我从来没有见任何病人讨厌过我。他们很高兴有人关心他们。有时只要有个 伴儿,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找到病人,便作自我介绍。我认为他们是相信我的。 他们认为我是不会给他们干坏事的。我的确也是如此。”克莱尔用这种办法在金氏 医院得到了近50 个病人的病历。她还弄到了在该院逝世的一些病人的病历,办法 就是:追踪死者的亲属,让他们在调阅病历的表格上签字。 “死者的许多亲属,住的很分散。他们不会讲英语。我不得不在晚上去洛杉矶 中南部,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才在家,”她说。“有时候挺麻烦,得当心守门的 狗,需要找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伴儿,以便解释我是干什么的。”克莱尔感到极大欣 慰的是,她访问的人家,在明白来意后,立即开门迎客。他们普遍地感到惊讶和高 兴,竟然会有一位“手捧花束的白人妇女”关心他们死去的亲人。 克莱尔弄到病人的病历后,便去请教医疗专家,他们同意核查一下,但不让公 布他们的姓名。后来,当他们知道她的用意后,有几位医疗专家竟主动要求她指名 道姓地引用他们的话。克莱尔把一些严重的医疗事故记录给这些专家看,他们惊呆 了: 被枪打伤的一个18 岁的孩子在金氏医院就诊时,创伤科大夫错误地割掉了他 的喉头。 一位37 岁的妇女在进行普通的手术时,她的结肠被错误地切除,修复时又接 错了,结果导致死亡。 一个妇女的脾被错误地切除。 一个妇女脑部有病,到金氏医院急诊,可是找不到神经外科医生,病人痛苦地 挣扎了几小时后,被宣布大脑死亡,如果及时治疗,本来是可以有救的。 …… 克莱尔继续提供了许多许多这类情况。 除了不负责任的医疗事故外,克莱尔还发现,金氏医院的一些高级大夫还旷工, 他们的工资很高,但却没有给这家县级医院提供应有的服务。许多人私下行医很多, 按照县里的规定,私下行医是应该报告的,但他们却秘而不宣。有些医生置法律于 不顾,竟在工作时间上耍花招骗人。 “所以我花了大量时间不仅追踪病人,而且追踪医生,”克莱尔说。 例如,她和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分别开着汽车花了一天时间尾随一名旷工的医 生。这个医生在金氏医院的实习医生中特别臭。她和这位摄影记者在一天清晨把车 停在这个医生家的附近,全天一直小心翼翼地追着他。他在医疗中心呆了不到四小 时,中午过后不久便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另谋差事,到别的医院私下为病人 看病去了。后来,他在金氏医院的工资卡上则写着全勤八小时。 她还记录了其他一些医生的情况。按规定,他们应该作为值班医生到金氏医院 急诊室上班,但他们经常不露面,而是忙着干私活儿。 她发现一个值班医生让该院的住院医生去一家私人医疗中心做流产手术,捞取 外快。由于这占了正常的工作时间,所以她到金氏医院的办公室查询此事。 她说:“我没有约时间,因为我认为,如果约时间,他是不会同我谈的。 我觉得,必须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对我要报道的事作出反应。接待我的人员说, 他不在办公室。她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回来。所以我便坐下来等。等了好长时间,他 终于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了。”这位个头很高的医生对克莱尔怒目而视。 “我不想跟你谈。我不愿跟你发生任何关系,”他对她说。 “先生,”克莱尔说。“我是记者,有责任告诉你,我打算如何写你。”他扭 身便走,克莱尔赶了一步,追上这位医生。她打开了她的录音机,问他为什么那样 使用住院医生,至少要录下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医生在过道疾步前进,克莱尔在后面穷追不舍。她对着录音机一个劲儿对他说, 她要录下他拒绝谈话的情况。 “当我们走进楼梯井的时候,”她回忆说,“他揪住我的胳膊,从我手里抢走 了录音机,沿着楼梯往下跑,录音机仍然开着。我也跟在他后面噔噔地下楼梯。” 她把他一直追到医院院长办公室。这个狼狈逃窜的医生把录音机放在目瞪口呆的院 长的桌子上。 在关于金氏医院的报道中,克莱尔并没有把这位医生的狼狈相写进去,但她仍 然保留着有关的录音带。那可是绝妙的记录啊。你可以听到她追赶他下楼时她在楼 梯上咯噔、咯噔的声音和她的咆哮声:“把我的录音机给我!”你还可以听到这个 医生闯进院长办公室时说的话:“这个女人要录我的音!”在追踪金氏医院的一年 半时间里,克莱尔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日常的报道。”在这个时期,我既抓了金氏医 院的调查,又没有放弃日常工作。我有我每天的任务。我曾多次想,如果不搞这个 调查,我将轻松得多。你知道,要在报上发表这个报道,内容要大大压缩,所提出 的问题也不会象我想象的那样得到解决。”不放下这项调查,会给她的生活增加很 大的压力。她的家庭也是这样。 到1989 年年中,医院调查和日常报道业务两头抓,克莱尔已经度过了一年的 紧张生活。但是,她白天黑夜经常不在家,并没有影响夫妻关系。布雷德的律师业 务也繁忙兴旺,忙得不可开交,这对夫妇各自埋头自己的业务,没有时间感到自己 被疏远。克莱尔得到了布雷德的大力支持。他生动地回忆了那段时期的情景: “她往往深夜驾车驶过城区,到那边去进行访问、尾随什么人,不管时间多晚。 但我对她并不担心。她的许多消息,往往就是那样搞到的。嗨,这个女人呀,为了 弄到新闻,她甚至敢到地狱闯进安琪儿的婚礼。”他们俩的忙碌的职业不仅没有发 生矛盾,而且相得益彰,他说。“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结合。她对我的写作帮助很 大,而我则帮助她提高了组织能力。”到1989 年中期,克莱尔又怀孕了,但她和 腹中胎儿都非常健康,并没有增加她的负担。 问题出在艾利森身上,她那时已经3 岁了。 “我们经历了一段可怕的分离思念的痛苦,”克莱尔说。“她很不愿意我去上 班,丢下她不管。她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上醒来,她就问:‘到周末了吗?’当 我从事报道工作的时候,我不断问自己:这值得吗?我是不是在毁我的小宝贝儿? 如果她需要我在家,我完全可以呆在家里,没有必要去工作。我这是为了什么呀?” 答案当然是,克莱尔喜欢记者工作。所以她继续去上班,每天早上要碰到不可避免 的危机:当她开车送艾利森去幼儿园时,女儿眼泪汪汪,使劲儿呼喊着妈妈,让人 揪心。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艾利森的保姆患了眼病,没法继续工作了。 “这太糟糕了,”克莱尔说。“她象艾利森的代理妈妈一样,已经相处三年之 久。失去一个保姆,几乎就象离婚一样。好象丈夫死去,不得不还没有谈恋爱,就 马上重新结婚一样。甚至没有时间适应她离开的痛苦,就得会见另外一些人,在大 约3 天的时间里决定是否雇佣她们。”由于工作的压力太大,克莱尔没有时间去刊 登物色新保姆的广告。她对前来求职者的审查是不够充分的。 “我是一个调查性记者能手,然而我挑选的这个女人却不怎么的。”克莱尔很 快发现,关于她的这个新保姆的主要推荐材料是这个女人的男朋友提供的,他在过 去四年雇佣了她,把她吹得天花乱坠。这使她长期感到懊恼。 克莱尔立即解雇了这个年轻妇女,又开始寻找新保姆的困难历程。克莱尔高兴 的是,她终于雇到了一个满意的年轻妇女,她“对孩子好得了不得,很有才气,还 承担了儿童发育的课程。”但克莱尔对艾利森的操心又有了新的变化,她说。“我 这孩子,人人夸,都说她是最聪明伶俐、秀美可爱的小姑娘,然而她却口吃。”起 初,克莱尔简直被吓懵了。 艾利森心理上有压力,她离不开我。这种不安的情绪袭击了她。她说: ‘妈妈,我有话说不出来。’她净说些这类话。”凡能找到的关于口吃的书, 克莱尔都读了。她询问了儿童心理学家。她得悉,口吃在儿童中间并非罕见,但到 八九岁几乎都可以克服。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1989 年8 月份,是克莱尔拼命的一个月,她把18 个月的调查所得,写成了 共三部分的系列报道,于1989 年9 月3 日开始在《洛杉矶时报》连载。 她的导语——报道的开头几段——生动地描写了血淋淋的情景: 一个18 岁的姑娘在9 月份被急忙送进这家医院,一辆急驶而过的汽车里射出 的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穿透了她的牙床骨、打伤了舌头、打瞎了一只眼。 但是,当她到瓦茨的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时,她的苦难并没有 结束。在动手术时,创伤科医生错误地割断了她的喉头。 两根颈部静脉被切断,造成大量出血。后来一位医生复查这个事故时,认为大 概是主刀医生“笨拙地”企图给她开一个小小的呼吸道。 克莱尔的报道占了报纸专栏的一百英寸篇幅,有根有据地揭发了这家医院的医 疗事故。她指名道姓地引用了大批医疗专家的话,他们复查了她得来不易的病人病 历。 次日,她的系列报道中的第二篇文章揭发了该院高级医生未能履行其应负的监 督职责。 第三天,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分析了与金氏医院隔街相望的查尔斯·德鲁医科大 学的财务和管理不善的问题。 帮助修改克莱尔系列报道的《洛杉矶时报》高级编辑诺埃尔·格林伍德说,这 组系列报道一发表,马上就引起了反响。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洛杉矶 县监督委员会便下令进行调查。接着,医院的院长就被解职。 很快,州的和联邦的有关机关进行调查。联邦机构发现金氏医院的责任心太差, 扬言要停拨六千万美元的资金,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医院就得关门。 由于受到这个威胁,县里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对病人的护理,改革行政管理政 策,财务、用人制度和医疗设备也都予以改进。这样一来,联邦官员便撤销了停止 拨款的威胁。他们说,对病人的护理有了“彻底的改观”。 听起来象是一个记者的神话般的结局,然而实际上这却是克莱尔受到很大压力 的时期。在她的系列报道登完以后不久,她和她的报纸就受到黑人社会的猛烈攻击, 他们提出了种族主义的指责。“金氏医院之友”组织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扬言 要把这个来自白人报纸的白人妇女炸死,因为她对这家主要由黑人管理的医院进行 了充满种族偏见的恶毒诽谤。 《洛杉矶时报》的编辑们拒绝了这些指责,坚决支持克莱尔和她的报道。 “我同克莱尔共事多年,她是第一流的调查性记者,”高级编辑格林伍德说。 “她有毅力,有好奇心,坚决顽强,不搞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她能够理解什么值 得追踪,什么不值得。她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行文严谨流畅。 她干起活儿来,不知疲倦,这是任何第一流的调查性记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她很仔细认真,做到了一丝不苟。”格林伍德和《洛杉矶时报》的其他编辑们 都是支持她的。但是,对现在已怀孕近八个月的克莱尔来说,去参加充满敌意的记 者招待会,回击对她、对她的报纸进行的种种攻击,则是很困难的。 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有一个发言的人指着克莱尔,吼叫说:“写那组报道的 记者,就在那里!”她回忆说,“我被那些怒气冲冲的人们包围着。我想,感谢上 帝我怀了孕。他们总不致于打死一个怀孕的人吧!”虽然这么开玩笑,但克莱尔确 实害怕由于紧张和劳累而早产。 “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压力太大、太大的时期。我不断地想,我很可能就在 现场早产”。 但是,在1989 年12 月6 日,克莱尔惊奇地发现,她竟生出了一个完全健康 的女婴莱斯利——晚产13 天。 在度产假的初期,克莱尔接受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建议,给艾利森换个幼儿 园。也许由于换了个地方和克莱尔在家度假吧,已经4 岁的小艾利森很快就克服了 口吃的毛病。 对于《洛杉矶时报》和克莱尔来说,她的产假是一个十字路口。报社的编辑们 正把她的作品收集起来,参加普利策奖的竞赛。而克莱尔,这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 迫使一个医院改善对病人的服务的记者,却开始认真地考虑离开她现在的工作。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