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出头(2) 杨维垣指责我盛赞文震孟。文震孟忤珰( 指魏忠贤) 削夺,“破帽策蹇,傲蟒 玉驰驿”,确实令人敬佩。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的气节之士,与那些孜孜求 利之徒,孰荣孰辱,不辩自明。正是那些不愿“破帽策蹇”之辈,竞相歌功颂德, 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驰驿”之徒,口呼“九千岁”而能恬不知耻。 杨维垣指责我盛称邹元标。如果说他在京城讲学之举有错则可,如果说他讲学 是别有用心则不可。当时魏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目的正是钳制学士、士大夫 之口,恣行不义。正是从邹元标被以“伪学”之名驱赶出京以后,魏忠贤才以真儒 自命。国子监内,魏忠贤俨然与孔子平起平坐。如果邹元标等人仍在,能如此吗? 杨维垣驳斥我“假借”、“矫激”。当初魏、崔得道时,个个任真率性,颂德 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矫激”,而能不颂不建,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 杨维垣竟然说什么,真小人到其恶贯满盈时,自然就可攻而去之。我认为这不 是长久之计。如果要等到恶贯满盈,那坏事已做绝,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吗? 即 使像崔、魏之流,恶贯满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圣明之主,谁能翦除! 杨维垣还始终以“无可奈何”为那些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我认为这也说 不过去! 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献媚称臣于魏忠贤,魏忠贤能成这样的气候吗!?如果 魏忠贤以武力挟持诸臣叛逆造反,诸臣亦能以“无可奈何”而靡然从之吗!? 杨维垣还说什么,今日之忠臣,不应当以反不反崔、魏作为标准,我认为就应 该以此为标准。只有通过崔、魏之案,才能确定人品。因此东林之人,反对崔、魏 而遭迫害者,当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击过东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贬被 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 杨维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为他不敢这样做! 最后,倪元璐提纲挈领地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时至今日, 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魏忠贤之流曾以贬杀 东林为首功,而东林党人今天竟然与魏忠贤之流一样,同为邪党恶逆,这算什么逻 辑? 倪元璐大声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开了脸面,把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崇祯帝当时尚不想依倪元璐 的办法去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依倪编修的严格标准,那么在魏忠贤当权时在台上的 官员,大部分都脱不了干系,要是个个严查,打击面自然很大,人事变动就相当剧 烈。因此,崇祯帝也就遵从那些稳健派官员( 大多是与魏氏有些瓜葛的人) 的意见, 表达了他不想进一步扩大打击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说: 朕总揽人才,公正清明,你们这些大臣,同舟共济吧,不要再互相攻击,纠缠 于门户之见了。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位叫瞿式耜 的官员,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 士,当时居官户科给事中。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对往事大发议论, 要求把清算运动推动下去。这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政治呼声。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 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 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的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 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 动。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 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 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 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至崇祯元年(1628) 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 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 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 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 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 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 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 施、张两位坐不住 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 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 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 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 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 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 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 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 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 性。《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张 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 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就 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 出来反对。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话说得相当难听: “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 于祖考则失孝,于熹 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祯皇帝你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位的, 即位前你也是天启帝的臣民,即位后更应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 尸骨未寒之际,竟要毁掉《要典》这部由天启帝钦定的传世之作,叫天启帝颜面何 存? 当时孙之獬情绪很激动,说完之后失声痛哭,响彻殿廷内外。而且他立即要求 辞职,不干了! 这位孙之獬或许是通过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变。清军入关后,他降 了大清,最后入了《明史·贰臣传》。 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其实,当时与《要 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 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 涕,弄得贻笑后世。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 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 人。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 皇兄天启帝的面子。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祯 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 “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 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 了。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 话: “自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惟是三朝原无遗议, 绍明前烈,注意编摩。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衷朕清平之治。” 此话一出,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 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至于崇祯帝所说的“诸臣各宜捐去成心, 勿滋异论”之类的客气话,则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了。复出后的东林党人,能放过那 些魏氏旧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