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2)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 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3 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 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 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 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 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 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 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 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 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 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 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 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 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 魏忠贤又是如何能步步登天的呢? 这 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 命归黄泉呢? 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 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 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6 等: “首逆同谋”6 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 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 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 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 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 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11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 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 孝陵太监) 。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之 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35人:其中魏家占了8 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 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129 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 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2 等,坐徒3 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 又称“末等”)44 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 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6 等相 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50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 “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 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 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 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 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如果 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 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 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 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 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入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 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 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 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 ?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 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 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 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 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 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 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 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 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 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 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 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 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除了客观因 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 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 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 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 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 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 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 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 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 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 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 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