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抚陕(3) 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 “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 书指责杨鹤。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 常难堪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 指招抚神一魁部) 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 独行狼攻陷中部? 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 谢御史的这番话打动了崇祯帝。他立即命当时在陕西的巡抚御史吴甡汇报前线 情形。这位不久前还带着崇祯帝所给的10万白银前往山西赈济,以协助杨鹤招抚的 吴甡,此时却一口咬定杨鹤主抚误国,并说: 为今之计,只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灭贼首,招抚余众,秦地才有可救的 余地。 崇祯帝接到吴甡的奏疏后,便立即下令逮捕杨鹤,翻脸不认旧账。他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 着革了职,锦衣卫着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着降 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可怜的杨鹤,此时竟然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奉诏招抚,而且也是剿抚并用,有 功无罪。他没想到此时提这些旧账,实在是揭了崇祯帝的短,让当时自我感觉良好 的崇祯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祯帝竟下令将杨鹤谪戍袁州。要不是崇祯帝当时要 用他的儿子杨嗣昌,杨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即使后来杨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将 之一,并言辞卑恭地恳求崇祯帝宽恕他的父亲时,崇祯帝却仍耿耿于怀,不愿给杨 嗣昌这个人情,可见崇祯帝对杨鹤的成见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 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 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 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 在的种种问题。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 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 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 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 万4 千两,就地赈济。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 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到了崇祯四年 (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10万两,令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 当时延长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不过当同知赵鹤宣布朝廷放赈的消息后,城围立解, 乱民们都拿着赈金回家去了。当时米脂县参加造反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70% ,但 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 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吴甡的10万两白银,远远不 够。当时陕西的米价是7 钱白银1 斗,如每人分得1 两,则最多可支撑50天。即使 10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10万百姓50天的生活。而当时陕西 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10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吴甡在延绥 19县间散掉10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 次叛乱。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 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 安顿流民,恐引狼入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 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 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 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决不至 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遗憾的是,当 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 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 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 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义军,手中无 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 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 上阵,勉强解围。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 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 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 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3 千官兵。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 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 不团结。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 是摇摆不定。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 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临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 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1000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两省的许多情况 都很相似。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 驻扎着部队。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崇祯二年(1629),山 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 纷纷逃回山西。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 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 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 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 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他们与山 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当时就有人说: “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乱 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 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 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 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此后 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 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 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后,力主武 力解决。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没想到另一支农 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杜文焕这才解河曲 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也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这位原为参 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 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300 余人。这种举措,洪 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 事。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 左挂子( 即王左挂) 。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 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 千丈。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对于这种做法, 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其中希望朝 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后陕西总督某( 指洪承畴) 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 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 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神一魁 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 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 场。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 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不过崇 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