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靡的士风(2)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 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 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 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 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 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 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 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 达3 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 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 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 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 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 但是,就在1 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 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 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 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 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 府) 大( 同) 、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 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 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 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 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 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至后来灭亡的原 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 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 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 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 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 ;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 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 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 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 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 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 何官不是爱钱之 人? 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 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 非用二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 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 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 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 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 而开支却不少! 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 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 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 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 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 韩譬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 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4),崇祯 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 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 上? 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 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 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 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 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 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 行散步,见2 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 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 指官员) 反不如和尚? ”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 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 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 以至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 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 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 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 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 即独死无益! 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 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 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 指望忠义? 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 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 一针见血! 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 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