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3) 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 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 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 场惨烈。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 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 “罪己诏”。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 “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 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 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 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 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 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似 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诏中,崇祯帝把能骂的人,都几乎骂遍了。当然,他说的这些,也几乎都 是事实。明季吏治之坏,也非崇祯朝开始。问题在于,崇祯帝面对这种局面,应找 出应对的有效办法来。而他的用人之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推波助澜。在亡国 前的1 个月,崇祯帝自己也承认其用人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任大臣 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这虽不能全怪 崇祯帝,但崇祯帝也确实应负相当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崇祯帝愤恨之余,惟一的办法就是严惩,轻则撤职, 重则入狱砍头。 崇祯一朝,高层官员的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14人,刑部尚书则 更多,为17人,而阁臣竟多达50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崇祯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换 了5 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 人数之多,是明代历朝所罕见的。 崇祯帝在位17年,共杀首辅2 人、总督7 人、巡抚11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 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 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2 人。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 自尽,但仍相当惨烈。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 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 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 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 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崇祯帝总想以重典治世,整饬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法太严、杀人过 多,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 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焕! 袁崇焕的被杀,纯粹是崇祯帝本人误听谣言所致,而袁之 被杀,又直接导致了辽东局势的恶化。除去袁崇焕外,还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杀的, 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为一点小过而被冤杀的。到后来,崇祯帝似乎杀 到了疯狂的地步。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崇祯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斩 杀了顺天巡抚陈祖苞等36位高级官员,可以说是创了纪录。 甚至可以说,崇祯帝到后来已对文官集团失去了信心,并认定天下大乱是文武 大臣误国所致,转而产生了狭隘的报复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崇祯帝的这种 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里是如此角色,那么宦官被重用就不足为奇了。崇祯帝登 基后,曾寸磔魏忠贤,清除阉党,一时人心大快。没想到至崇祯二年(1629)底, 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 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 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 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 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 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 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 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 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 开宦官了。 对宦官参政所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帝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都 应深有体会。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辙。崇祯帝总是自 欺欺人地认为,像他这样的英明君主,有足够的把握驾驭宦官,使其为己所用而收 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样。而事实上,重用宦官,其结果正适得其反,不仅 于事无补,反而成了时局恶化的催化剂。遗憾的是,崇祯帝本人至死也没弄懂这点。 其实,崇祯帝没有弄懂的何止是这些! 他在位17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 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 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 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 …… 最后的结果是他做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在魂归煤山前,仍抱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信念,把亡 国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们身上。他始终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 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