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楼梦》(2) 1962年1 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他 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 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 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 人物的社会背景。”这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读《红楼梦》。从这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来 看,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 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 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 持遮饰,俱有照应的。”毛泽东认为,这第四回人们都不注意,实为全书总纲,一 部《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亡史。“《红楼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 十条人命。统治者20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 多个,鸳鸯、 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① 他注 意到书中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 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 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 留恋土地的心理。”① 他还注意到书中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根基家长制的 动摇:“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 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最高的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 各人的打算。”② 20 世纪70年代谈及《红楼梦》时又说:“作者是把真事隐去, 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谈情说爱)就是掩盖它 的。”③ 毛泽东还指出,贾宝玉虽是封建家族的逆子,但曹雪芹写《红楼梦》还 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不过,《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 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④ 将楼梦》当历史读,以 及对作者的这种分析,同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及对《人间喜剧》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 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 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 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 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 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 红学各家虽然各有发明,但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 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 独辟门径,别是一家,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由于喜爱《红楼梦》,所以他也极其关心《红楼梦》研究。他不同意以蔡元培 为代表的索引派,以及胡适、俞平伯等派观点,欢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 楼梦》的学术成果。1954年10月,当看了李希凡、蓝翎评论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的文章后,十分兴奋地当作一件紧急大事,写信给政治局的同志予以推荐,以为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看来,当年毛泽东是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思想文化方面(特别是这方面的老知识 分子)掀起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因此,这封由《红楼梦》谈起的信,接着就 谈到《红楼梦》以外去了。信中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 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 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 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 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 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 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 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 投降。”一时报刊上充满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与其说是对 《红楼梦》的研究,不如说是对研究者的政治上的围攻。这一场凭空而起的大风波, 几个月之后,兴奋中心由“胡风事件”取代了,《红楼梦》的斗争热,才逐渐冷却 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当然批判俞平伯一案,也是随同其他这一类冤假错案 平反了的。 文学和历史同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的。一般说,文学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概括,创 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我们很难设想,拔贡出身的 曹雪芹,是有意识地描写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或衰败史。但我们也不排除形象大于思 维在鉴赏中的存在。毛泽东对小说的评论,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 社会批评。他是借小说之酒杯,销胸中之块垒。就像他借《水浒》、借《西游》来 阐述他的政治思想与策略思想一样。这种批评,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批评者的思想观 点。然而,批评者的观点,也同样反过来丰富着小说的鉴赏的内容。这是我们就事 论事——就《红楼梦》的研究即各家之言而说的。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的“文化大革命”,历次惊天动地、伤筋动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多是借对文艺作 品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批评指责而发难的,其中一些比附不当或不科学,这就不是这 里要谈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