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1) 有几种出版物谈到,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念书的时候,塾师点读过 《纲鉴》和《日知录》。 因为中国并没有一种用“纲鉴”二字作书名的书,于是一些研究者就添上几个 字,有写成《了凡纲鉴》的,有写成《纲鉴类纂》的,这样稍加改动,似乎可以自 圆其说了。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的著作,是他一生学问心得。它的内容,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 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 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 理,三十二卷杂考证。”顾炎武十分认真严肃地来写他的这本书,一年工夫只写得 十几条。他的学生潘耒请求将这书刻印,他在复信中回答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 可见他到老年还在不断补充修订此书。潘耒为此书写的序言说:“此《日知录》, 则其稽古有得,随时割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富、 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谈。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 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 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总之,《日知录》是一部高 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 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到了潘耒的《日知 录序》,并且摘抄了其中若干内容,这只表明他1913年在第四师范求学的时候,听 过教师讲授过潘耒的这一篇序言,并不能据以证明他在私塾读过《日知录》。当然, 随后在第一师范前期研读国学时,读过或涉猎过《日知录》。可以断言,那种说塾 师曾点读《日知录》的,是一种不确切的材料,而一些依据这一不确切的材料所作 的发挥,例如说毛当时受到《日知录》什么影响,受到顾炎武什么影响等等,就不 免是一种得不到事实支持的想象了。 这个误会是怎样产生的呢?推想起来,大约是最初接触这一材料的人,有关古 籍目录的知识不甚充足,不知道有一部叫做《纲鉴易知录》的书,抄写到这个书名 的时候,误将它拆成“纲鉴”和“易知录”了,以为是两部书。可是中国并没有这 样书名的书,于是把“易知录”臆改为《日知录》,也不去想一想《日知录》是否 适宜作蒙童读本。也有可能是抄成《纲鉴日知录》,同样使人发生误会。于是有的 研究者引用时就写作“《纲鉴》和《日知录》”。有些研究者虽然把《纲鉴》写作 《了凡纲鉴》之类,可惜,没有想得更深一层,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 题。 可以断定,当年韶山私塾中老师点读的,并不是“《纲鉴》和《日知录》”, 而是《纲鉴易知录》。这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正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 材。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 这位吴先生是一位很高明的编辑大家,他还编选过一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古文 观止》。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 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3 人为此工作了6 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 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 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 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 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①;宋元两朝 据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似乎也可算是一部 独立的书,依据则是朱国标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纪钞略》。从这些 大部头书精选材料,删繁就简,编成这样一部180 万字的书,可以想见是很费了一 番心血斟酌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易知录》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 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 毛麓钟教他读的。大概是这部书,加上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使 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