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3)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 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 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 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 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 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 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 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 吾欲无言。”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 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 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 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而事实竟不是这样,不得不 演出悬赏徙木的一幕,才能取信于民。因而毛泽东不能不为人民的素质太低而慨叹 了:“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 境有由来也。”毛泽东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 这是他当时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反映。他曾经以极其浓厚的兴趣阅读梁启超编的 《新民丛报》。在这个刊物上,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长篇连载他的 系列重要论文《新民说》,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 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 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毛这篇史论的基本论点,同《新民说》的论点是非常相似 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 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也不能不认为他对历史和 现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就是过去了80年的今天,依然是 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可以附带说一句,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 分,批示“传 观”。这篇文章只有600 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 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 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 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这个学生:“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大约老师阅过此文,一击三叹,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几句,竟是后来应验了 的预言。